“蛋壳”摔成的故事碎片
「搬入的时候，年轻人都以为将在这个名字之下获得一种城市中的庇护，而非陷阱。」
端传媒实习记者 杜萌 发自北京
张歆开始害怕听到短信在手机中的嗡鸣。几乎每天，她都会收到来自微众银行的贷款逾期催缴短信。贷款始自她六月份搬进蛋壳公寓的那一刻，直到她收到房东的“驱逐令”仍不得终止。
想到还不上贷款，征信受损，“结婚买房都会有影响”，张歆就寝食难安——更多的是“食难安”，毕竟“无家可归”之后已经很难奢谈“寝安不安”的问题了。街道办等政府工作部门只有工作日上班，她只能在每天中午休息的间隙在各职能部门之间奔波，已经连续吃了好几天的路边卷饼。但张歆和其他蛋壳租户始终没有问到明确的回应，街道办说不在管理范围，给了一个电话，让她去找生物医药基地管理委员会。而管委会则告诉她，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处理办法。
她不敢再相信任何长租品牌，却又无力负担找房东直租必须的押金、中介费和房租（通常押金为一个月房租，中介费按一个月房租收取，房租以三个月为单位缴纳，因此需要一次缴纳相当于五个月房租的金额）。父亲打来电话说“实在不行就回家，家里还有房子可以住”，但张歆知道这只是安慰，“我的专业回老家找不到工作的。”
找不回的钱
老家的房子是张歆今年买给父亲的。大学毕业三年，张歆在一直在北京工作，攒了一点钱，又在今年跳槽到了一家相比之前压力更大但薪资更高的公司。于是，她搬离了原来的公司宿舍，住进了蛋壳——一来期望改善下租住条件，二来蛋壳宣传的房租“月付”可以帮她减轻不少房贷缴纳的压力。
自从搬到蛋壳后，张歆过得更加精打细算，刨去自己的房租和家乡的房贷，每个月留给她的只有不足千元的生活费。不能买衣服，不能买零食，猪肉涨价她就只买鸡肉，但也最多一个月买一次，她把每顿饭的成本精确地控制在八元以下，买菜只买茄子、土豆、西红柿——虽然她很讨厌西红柿的口感，但是“便宜又有营养”。
当时令张歆心动的，是微信群中的一条广告：“不用押一付三，花更少的钱就能租到房”。负责对接的蛋壳管家告诉她，“押一付一”的模式，每月交1850元，还能收到200元的返现，但直到签完合同，蛋壳管家要求张歆上传“花呗”（蚂蚁金服的一款金融借贷产品，在中国大陆的青年人消费群体中占有率很高，蚂蚁金服也曾在2019年投资蛋壳）账号，她起了疑心，追问下才得知，付款是“租金贷”的模式。合同中并没有写明贷款形式，“真的是欺骗，稀里糊涂就贷款了”。一方面因为忙于工作无暇换房，另一方面抱着月付能够减轻经济压力的侥幸心理，张歆选择继续住了下去。
直到10月末，北京入冬，张歆发现本月的租金贷返现没有打到账上，她心中“咯噔”一下，上网搜索，才发现一系列蛋壳“爆雷”的相关新闻，张歆立即打电话给办理合同的蛋壳管家，对方称“早就离职回老家了”。想起租房时就听到的的种种关于蛋壳资金链断裂的风言风语，她感觉达摩克利斯剑落了下来，“该来的终于来了”。
蛋壳公寓租户支付房租的主要形式有两种：一次付清和按月还款。前者选择一次性付清一年或者半年的租金，如今被蛋壳卷走数千到数万元的租金，而按月还款的租户面临着贷款逾期的风险，原因在于“租金贷”。
“租金贷”的实际含义是“租客借网贷——分期还贷租房”。 这种分期付款方式中，租户实际是按月将钱打给蛋壳的分期付款合作方微众银行。这使得长租公寓可以在先期套取房租，形成沉淀资金用以扩大经营和投资。蛋壳公寓深陷风波后，房东不再收到蛋壳的租金，而租户却仍然需要按月偿还贷款，否则会影响征信。
蛋壳公寓招股书显示，上市前，67.9%的租户都使用“租金贷”，这一比例最高时达到九成。蛋壳公寓自今年1月17日上市，在其上市前的2019年底，中国住建部等六部门发布新规：住房租赁企业租金收入中，住房租金贷款金额占比不得超过30%，超过其比例的应当于2022年底前调整到位。这意味着，蛋壳公寓来自“租金贷”业务的现金将大幅度减少，影响到了其股价。蛋壳公寓上市后股价时报最高13.9美元，随后持续下跌，截止11月12日收盘报1.44美元，跌幅近90%。
而那些选择一次付清方式的租户也难逃困境。北京大兴区租户周兴选择的是年付，一次结清一年的两万七的房租。研究生毕业后，他已经在北京工作了两年，最开始租房的时候，周兴遇到过不靠谱的小中介，伪装成房东的二房东，被坑几次后，他决定“不图便宜图省事”，经过一番研究和咨询之后，他租下了上市公司蛋壳公寓的房子，“数十万人的体量，感觉会很靠谱。”
蛋壳“爆雷”后，周兴有一万出头被套住，退款无门，他尽量拖延住在现在的房子里，“多住一天就少亏一点”。
入冬以来，早上七点半的北京降温到零度左右，原本会选择打车上班的周兴开始精打细算，坐公交和共享单车算下来都“不算便宜”，他在网上花150元买了一辆电动车，每天早上在“冻得要命”的寒风里骑上一个小时。
刚刚过去的“双11”，周兴只买了几双毛袜子和一条棉裤。他开始恐惧生病，因此早早穿上羽绒服，一点点不舒服都会让他草木皆兵，“如果突然生病了，或者家里再有什么点事情，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如此算计着生活里的每一笔开支，让周兴感到“很窝囊”，“上了这么多年书一直也没有偷懒，工作也非常努力，结果现在连比较贵的水果都舍不得买。”
这些租客们都还记得，在贝壳在纽交所上市的时候，媒体上写得尽是“蛋壳公寓打造房租租赁新模式，为租户创造美好生活”。
拆不掉的隔断
选择蛋壳是张歆第一次租房，她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隔断房”。根据2013年7月印发的《关于公布本市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北京出租房屋应当以原规划设计的居住空间为最小出租单位，不得改变房屋内部结构分割出租。
尽管政府的相关整治行动不断，蛋壳等多个长租公寓平台仍然以“打游击”的方式碰运气，大量隔断房“卷土重来”。北京青年报记者曾经报导，有长租公寓平台管家称，不被举报就能继续住，查得不严就可以打隔断。
张歆担心住到一半因为赶上政府整治而被赶走，因此一再向蛋壳管家强调：“不要隔断房！”管家给她推荐了一套房源，根据蛋壳公寓app上的介绍，该套房子为两居室户型，其中次卧面积为8平方米，不算清洁费等杂费的租金价格为每月1390元。
直到搬进来住了一段时间，在邻居的提醒下，张歆重新仔细观察了吊顶的高度，才发现自己其实租的是客厅的隔断，隔断用的是厚实的双层石膏板，面层做法和实体墙一样，张歆自己从事的就是建筑行业，即便是她这样的从业人士也很难从外表看出来。如今回忆起通过蛋壳租房的经历，张歆说：“完全是忽悠，就是骗人”。
据多位蛋壳签约房东回忆，自己租给蛋壳的房子“只要是能打隔断的都打了隔断”。杨京就是其中之一，他是老北京人，家中在朝阳区有三套房子，几年前都出租给了蛋壳，其中两套二居室打隔断成为三居室，一套三居室打成四居室。
几年来，杨京对于蛋壳的模式非常满意，“每次打款都很准时，房间装修的也都挺好的。”今年年初疫情时期，蛋壳管家曾打电话给他，以持租率下降为由请求降价，杨京同意了，觉得“人各有难处，应当相互体谅”，但他没想到，这只是烦心事的开端。据杨京回忆，大部分业主都不愿意让价，并因此与蛋壳发生冲突，业主告到住建委等政府机关后，蛋壳的长租公寓陆续被清查，许多不合规隔断被拆除。杨京三套房子的隔断全部被拆除，但收到的租金仍然按之前的合同履行。
也有很多房东和杨京持一样的看法，他们并不理解拆除隔断政策的合理性在哪，杨京用“浪费”来形容拆除隔断的房子。”觉得“毫无意义地空着三四十平米，根本没有价值，谁也不在客厅呆着。”
前段时间去蛋壳总部时，杨京才知道，疫情期间蛋壳的持租率可能只有20%。他认为，资金链的不稳定之外，疫情冲击和隔断拆除加速了蛋壳的灭亡。“本来人家能赚钱的生意，拆隔断一声令下给人全给彻底毁掉了，彻底不赚钱了。”
年初上市时，蛋壳公寓投资方，执行合伙人刘二海也曾信誓旦旦：“从长租公寓能否赚钱这件事来看，应该是没有怀疑的，肯定是个赚钱的生意。”
房东与房客
王襟意识到蛋壳出现问题同样是在10月末，那一次保洁没有按时上门清洁，王襟第一时间去看了蛋壳的官方微博，当天的官博表示蛋壳运作一切正常，王襟留言了一句“蛋壳挺住”。但两天之后，他在一些蛋壳租户维权群看到大家都在分享“无法提现”、“房东上门”等信息，王襟才意识到：蛋壳“快完了”。
群里负责的蛋壳管家面对租户投诉始终无动于衷，甚至退出了群聊。在与签约的蛋壳管家最后的对话中，王襟问：“蛋壳怎么样了，我还能继续租住在这里吗？”对方的回复是：“房东上门了吗？”之后再无音讯。
12月2日下午，开完公司的组会，同事告诉王襟，“你的房东来电话了”。随后王襟在自家安装的小米远程监控画面中看到，房东大娘带着两个花臂纹身男子进到自己家中。几分钟之后，监控画面黑屏了，王襟心里发慌，怀疑是监控的插销被拔掉了，他打电话报了警。警方告诉他，因为房东持有房产证，租户必须要到现场处理。
监控是十天前买的，那天房东第一次上门，态度斩钉截铁：“必须在十天之内搬出去，我们准时动工，装修”，并且以换锁、断水断电为威胁。第二次上门的时候，房东带了自己的侄子，侄子看起来像社会人士，手臂上布满纹身，这名侄子甚至搬来一张床，扬言要住进来，对方还故意“透露”：自己白天不上班，晚上要到三四点睡觉，如果王襟和另一名室友不在12月10日之前搬出去，“那就每天来骚扰你们。”
从公司请假回到家门口，警察提醒王襟录像，他举着手机进屋转了一圈，发现浴室的花洒被砸坏了。王襟之前在维权群留意过相关的法律文件，有人提到，房东上门动工已经违反了《刑法》425条私闯民宅的规定，他想让警察立案，但交涉过程中，王襟感觉“警察一直在帮房东说话”，即便已经看到房间被破坏，警察仍然表示不能立案，还告诉王襟，这样的案子最近有数百起，最后的结果都是“房东与租户自己协商”。警察离开的时候，王襟感到非常失望，“当时就是知道后面也没办法维权了。”
当天下午，王襟和室友先后跑了居委会和街道办，一到居委会，房东大娘先大哭起来，控诉道：“你们不搬走是在骚扰我们！你们就没有父母吗？你们不会考虑一下，假如是你们的父母，你们还会这样吗？”。房东大娘自称身体不好，有高血压。房东侄子把王襟拉到一边，威胁道：“大娘假如要有什么事，我找你们算账，你们赶紧求神拜佛吧。”王襟只好低声下气地一再道歉。
在街道办，工作人员表示，可以帮忙与房东协商，让王襟和邻居再住上一个半月搬出去。但房东在街道办拿出了和蛋壳公寓终止合作的合同，“就是10号，最多8天！”
王襟之前关注到，深圳方面已经有了相关政策公告，禁止房东强行断水断电。他本来希冀一直拖延住在现在的房子中，直到北京也出台相关公告，“但感觉等不到那一天了”。
折腾了大半天无果，2号晚上回到家，王襟才发现不仅花洒被砸坏，水和电也已经被房东断掉了，他把手机调成了省电模式，躺在一片漆黑的房子中，王襟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有人在租户维权群中分享了一段房东用砸东西换锁驱逐租户的短视频，王襟在下面评论道：“忽然不知道交税的意义何在了”。
网络上流传着许多蛋壳房东与蛋壳租户发生肢体冲突的视频，一些租户甚至因此被迫住在楼道里，或真的流浪街头。据曾经租住在朝阳区的赵磊回忆，自己在蛋壳的合租室友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因为没有积蓄始终不肯搬出，房东带着打手上门的时候，女生正在上厕所，对方踹开了厕所的门，还拍了照片以威胁。女生当即报警，但警方协调后也只是口头警告，女生连夜就搬走了，从此赵磊也不再清楚她的去向。
一名网友在微博上自述蛋壳“爆雷”后的心路历程，“国家花了那么多心思培养我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到头来还不如蛋壳这一课这么生动，让我刻骨铭心…”被房东打电话要求付双份租金后，他一心维权，给市政服务热线，法律服务热线，街道办等工作人员打了若干电话，但对方话里话外暗示让他不要冲突，与蛋壳解约，和房东签新约。这名网友自称“读个小20年书，甚至研一还上了一堆马列中特思修”，但这件事让他觉得“没有感受到组织的温暖”，价值取向产生动摇。
留不下的城市
11月27号，一名在蛋壳总部现场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告诉端传媒，蛋壳的资金链断裂后，她和同事已经两个月没有拿到工资，“明天你来我可能就不在了”，她还告诉记者：有很多在蛋壳工作的同事已经辞职回老家，而有的同事自己就租住在蛋壳的房子，境况雪上加霜。另外一位匿名主管人员透露，部门里在职员工只剩下三个人，其余现场工作人员都是临时雇佣来的。
在一份网络流传的落款11月28号的蛋壳管家写给租户的信中，这名管家称：“蛋壳公寓目前线下已经没有员工上班”，“蛋壳公寓已无力对租户和业主履约，甚至30号开始不复存在”。
找不回的租金让周兴感受到大城市巨大的冷漠。来北京大兴工作之前，他曾关注过网上报导的大兴火灾事件及引发的一系列“北京切除”政策，当时他只觉得这些外来务工人口很可怜，“他们在北京一无所有的时候来建设北京，建设好就开始赶人”。
但这几年周兴逐渐发现，即便有本科乃至研究生学历的年轻人，如今也面临着类似的境况。
周兴自幼喜欢宠物，在出租屋养了一只白色的边牧，体型很大，聪明漂亮，头上有白色月牙，“会开门，自己下楼遛圈，我在窗口一喊就回来。”
有一天狗在遛弯的时候走丢了，周兴到当地派出所请求查看录像，对方以“找狗不能查监控”的名义拒绝了他，周兴彩印了许多悬赏寻狗的传单，贴在告示栏里，但是前脚贴后脚就被以“建设文明城市”的理由撕掉了。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周兴只能拿着大喇叭沿着街街边喊，但至今无果。
“大早上七八点左右，一条那么大的边牧，在那么繁华，每一个路口都有那么多摄像头的情况下都能丢。文明大兴，不知道真文明还是假文明。”他不敢再养宠物，担心悲剧重演。
“合法地活着，交税，就是在为国家做贡献。”在北京的一系列遭遇使周兴心灰意冷。相较于经济压力，蛋壳“爆雷”对周兴精神上的打击更大，研究生毕业两年攒下的钱，一部分在疫情期间补贴家中，一部分被蛋壳套住，周兴如今账上的存款只有三位数，对他来说，如果被套住的一万多块钱拿不回来，会成为一个“心理上跨不过去的坎”，“甚至很多人会像我一样埋怨政府”。
他本计划明年向女友求婚，因此节衣缩食积攒彩礼钱和首付，如今结婚变得更加遥遥无期，周兴感到一种愈加强烈的异乡漂泊感。他在朋友圈回忆起小黄车（ofo）至今未退还的押金，感叹道：“一刀又一刀，这是在割韭菜根呢”。
（文中采访对象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