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基德之死说起：艺术神话下的道德豁免与性别暴力
「肯定金基德的艺术价值没有问题，但如果中文媒体一边倒地这么做，却同时对他的暴行含糊其辞，这并不是一个严肃公正的态度。」
宗城
【作者导语】当地时间2020年12月11日凌晨，韩国导演金基德因新冠并发症在拉脱维亚去世。根据其家人意愿，将在当地火葬并举行葬礼。在他死去两天之后，韩联社才将其报道出来。当中文互联网对金基德倍尽哀思，在韩国本土，金基德遭遇的却是电影公会的冷处理和大部分韩国民众的批评。韩国电影导演工会称，由于金基德不是工会会员，因此没有后续悼念活动。而不少激进的韩国观众，更是打出了“活该”、“死得好”这样的评论。这不仅是因为金基德的电影充斥厌女情节，其根本原因在于：在#Metoo反性骚扰运动进行时，金基德就被演员屡屡指控犯下了殴打、虐待、性侵甚至是强奸的行为，由此引发公众愤怒。
对于这些丑闻，中文媒体或是选择淡化处理，或者采取了“艺术归艺术，道德归道德”这样的二分态度。但是，艺术和道德二分法并不能充分解释金基德的行为，只有深入讨论艺术神话所制造出的道德豁免与性别暴力，才能理解为何看似神圣的艺术背后，却总是充斥着对人的剥削、压榨乃至犯罪行为。当我们仅仅停留在“艺术归艺术，道德归道德”时，并没有深入到这一问题的本质，而仅仅是为了表达对金基德作品的欣赏，又谴责他性侵演员的笼统之词。这是一个安全，但不足够解释金基德，乃至在这些艺术家里普遍存在的现象。
这种对艺术的宗教般的信奉，随之而来对他者的伤害，不仅仅发生于金基德、波兰斯基，甚至在太宰治、毕加索这些作家、艺术家里也很普遍，所以，要追问这个问题，仅仅归结为“艺术家道德不行，但我欣赏他的才华”是不够的、偷懒的，因为金基德其实代表了艺术的剥削是怎么达成的，也就是说，那些我们爱的、恨他的理由，其实是一体的，不能割裂的。
当我们热爱金基德电影的残酷、极致，近乎献祭般的个人表达与宗教思想，我们无法回避的是这艺术的底座就是对自我和对演员的残酷和剥削，是把人打到痛苦的边缘，从中凝结成的一点点微甜。正是这种对艺术献祭的观念，造成了艺术史普遍的残酷，包括对他者，尤其是对女性的长期的压抑。在这个意义上，当悼念金基德艺术成就的评论已多如牛毛，媒体理应出现一篇通过金基德来反思艺术神话的文章，当我们反思金基德时，所要反思的其实是“艺术是否具有道德豁免权”。这不仅是对艺术神话的质疑，也是将那些被遮蔽的暴力与歧视，重新托举到地表之上。
金基德是一位艺术成就非凡的电影导演，这一点已经不需赘述。但中文媒体没有充分报道的，是他对演员实施的虐待、压榨乃至场外性侵。2018年3月6日，韩国时政节目《PD手册》就播出了指控金基德暴行的重磅访谈。
三位匿名女演员以受害者揭发金基德，以及其早期御用演员赵宰贤（也译为曹在显）借助导演身份，拍戏之便，对她们所进行的侮辱、性暴力和侵犯等涉及刑事案件的经历。根据当事人指控，金基德不仅当着女演员的面脱裤子，询问让人难以启齿的器官问题，还对女演员实施了殴打、虐待、性侵乃至强奸。
早在2017年底，就有一位参演《莫比乌斯》的女演员控告，称其在4年前电影拍摄过程中，被强制增加拍摄大尺度床戏，如果女演员不愿拍摄，金基德就当着全剧组的面对她进行殴打。而《坏小子》的女主角孙婉曾说：“拍摄（金基德电影）时真是噩梦，感觉灵魂受到创伤。”在那之后，孙婉一度宣布告别演艺生涯，前往国外学习。
金基德被指控的大背景是#Metoo反性骚扰运动。这股浪潮从美国发生，席卷全球，各行各业的女性纷纷站出来，指控曾利用特权行不义之事的男性。这一长串名单，包括韦恩斯坦、波兰斯基、高银、山口敬之、朱军，也包括了金基德。
在#Metoo运动蔓延至韩国时，金基德成为舆论集中声讨的对象。尽管2017年，韩国检方以证据不足为由，放弃以性侵罪名起诉金基德；但在肢体攻击罪名上，检方依照轻罪庭外和解程序，对他处以500万韩元（约为3万元人民币）的罚款。因为证人和其他间接举报足够充分，金基德被韩国电影工会封杀，落魄辗转到欧洲。
当人们感慨金基德晚年的落魄，更应当看到的是，在韩国，大部分女演员仍未得到公正对待。
一些人同情金基德，是反对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把他封杀，因为他们警惕一种基于正义之名实施的专制。在这一点上，他们同情金基德，跟同情波兰斯基有点相似，后者曾被多位女演员指控性侵，并曾在当年涉嫌诱奸少女，而波兰斯基在法院宣判之前就逃往了欧洲，宣称这是美国人对犹太人的一种迫害。
但是，检方判处“证据不足”，并不等于金基德就没做过性侵之事。首先，性侵案的举证本就非常艰难，许多真正发生过的性侵，都是因为证据不足而被轻判，金基德性侵之事发生在多年以前，搜集和保留证据就更为艰难。
其次，金基德利用导演特权和名望，对演员实施性剥削早就是人所共知的事，这一点从大量的演员指控即可看出。另一层面，东亚尤其是韩国浓厚的厌女氛围不可被忽略的，社会上普遍的厌女症，加剧了女性演员地位的弱势和维权艰难。当人们感慨金基德晚年的落魄，更应当看到的是，在韩国，大部分女演员仍未得到公正对待。
被浪漫和被神话的艺术，背后是作者的特权
那些放在普通人头上一定会被大声批评的事件，放在艺术家身上就被模棱两可地处理，乃至被浪漫化、脱罪化，美其名曰艺术人格、为艺术献身。
金基德对女演员做出的行为，严格来说要分为两个层面看待。第一是他出于极致的艺术效果追求，而实施的对演员的压榨。第二则是与艺术关系不大，单纯为了满足他自身性欲和施虐欲望的行为。前者的例子，是在拍摄电影《悲梦》时，有一场女主角上吊自缢的戏份，金基德为了捕捉到人濒死的状态，迟迟不喊卡，导致扮演者李娜英因长时间的悬挂而窒息，当场昏厥。后者的例子，就是金基德借助导演特权，对女演员的话语羞辱和性侵。
金基德死后，中文媒体秉持死者为大的观念，对金基德礼赞有加。仅仅笔者看到的报道，主要都是正面肯定了金基德的艺术价值，再用次要的篇幅提及他的性侵丑闻。肯定金基德的艺术价值没有问题，但如果中文媒体一边倒地这么做，却对金基德的暴行含糊其辞，那么这既不是一个严肃公正的态度，也无助于媒体生态的丰富性，更深层次来说，当我们平时感叹特权压制、神话构建、性别偏见，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在加固艺术神话和对弱小者的遮蔽？
中文媒体对金基德暴行的含糊其辞，源自于艺术崇拜。它不仅体现在金基德的案例，也体现在顾城杀妻案、波兰斯基诱奸少女案、太宰治抄袭事件等。那些放在普通人头上一定会被大声批评的事件，放在艺术家身上就被模棱两可地处理，乃至被浪漫化、脱罪化，美其名曰艺术人格、为艺术献身，然而所做之事到底有多少是为了艺术，有多少是满足个人的杀戮欲、性欲乃至占为己有的心态，这都非常可疑。例如在诗人顾城的神话中，人们谈论顾城，但很少人谈论谢烨，诗人的暴行被遮蔽在艺术神话之下，而他人（尤其是女性）对艺术家的付出、隐忍乃至创作上的帮助，在文学史的书写中甚至没有笔墨。
长期以来，文学史、艺术史的书写都秉持着作者中心论，而其他付出的人却被放逐在黑箱之内。作者所造成的暴行也因为艺术上的冠冕而被一笔带过。如同元十雨在《谢烨之死：被顾城天才神话遮蔽的性别暴力》中所说：“二十七年来，（顾城杀妻）这一事件在公众视野中反复出现，回忆与评论却往往围绕顾城，谢烨则仿佛成为顾城天才诗人形象的负担或尾缀。而谢烨经历的暴力，以及此前受到的家庭暴力与性别剥削则在这样的叙述中被淡化。”并且，“人们似乎默认天才诗人的妻子放弃自身的职业发展为丈夫付出是应有之义，甚至谢烨自己也内化了这样的期待。”
这种天才神话的叙述往往伴随着对艺术家的纯洁化、浪漫化想象。仿佛艺术家生来是抵抗这肮脏、暴虐的世界，艺术家的种种行为都能被“本真”、“纯净”、“理想主义”、“赤子之心”这样的词汇解释。可是何不追问一句，什么又构成了艺术家所面对的世界？艺术家和世界的关系又是这样二元对立的吗？这种把艺术家作为个人身份，又超脱于世俗的解释，在现实中是否经受得住检验？
在艺术神话的构建中，艺术家所对抗的世界是污名化的、负面的，但其实，世界就是由我们这一个个个体组成，世界不只是名词和符号，世界是活生生的人的世界，当我们说世界，我们所说的不只是利维坦，不只是统治阶层，它还包括自然、女性、男性、跨性别、五湖四海的不同族群和文化，以及艺术家自己。
艺术家并不孤立于世界存在，艺术家是在大地上完成了他的艺术。而仅仅作为符号的艺术家永远是一个虚幻，真实的人不会只有一种身份，就像词人李煜同时也是南唐最后一位君主，易安居士李清照在家担任母职，而鲁迅既是小说家、思想家也是一个复杂多面的丈夫。当艺术神话将艺术家与世俗对立，它诉诸的是一种不真实的纯洁想象，也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对他者的忽略。
对崇高的追寻，不应建立在对他人的剥夺之上
从金基德延展开的，所能得到的也不只是对艺术的反思。人类历史上种种剥夺，背后正是对某种事物的纯洁和神圣想象。
20世纪是一个道德例外论步步瓦解的世纪，也是新的道德问题被提出的时期，过去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事，如今被严肃对待。放在十九世纪，金基德这样的创作者或许仍会享受殊荣，而被他侵犯的演员将独自吞咽痛苦，但如今，演员有了站出来指控的权利，艺术成就如金基德，也不得不接受道德的审问。
可是，当我看到中文媒体依旧以作者中心视角的姿态来报道事件，对金基德涉嫌性侵、强奸之事含糊其辞（放在报道中次要的部分），却又在其他#Metoo事件中义正言辞地抨击疑似性侵者（例如弦子诉朱军案、伊藤诗织案）时，我所感受到的不仅是双重标准，也是艺术神话那片仍旧遮蔽天空的云层。
艺术神话及其背后的特权虽然被冲击，但仍旧没有消散。这从今天中文媒体的报道、艺术史的书写乃至舆论对两性创作者的双重标准都可见一斑。当人们津津乐道于金基德的电影，又有多少人记住为之付出的女性演员；当太宰治的天才神话畅销中国，还有几个人在乎他对妻子和情人的压迫和抄袭；当作家杨绛去世时，她最响亮的名号是钱锺书“最贤的妻”。文坛津津乐道男性作家的妻子、情人，以男性为主角来建构文学世界，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男性作家很少会被丈夫的符号压制，但女性作家截然相反，即便她们自身流光溢彩，一旦步入婚姻，后半生也容易被妻子的标签所框定。
从金基德的案例也可以看出，对艺术崇高的追寻，不应建立在对他人的剥夺和压迫之上，否则，这样建立的不是崇高，而只是与极权共享一套逻辑的艺术利维坦。现代艺术的发展道路证明：对艺术价值的追寻，并不必然倚靠在对他人的残酷对待上。艺术家和评论家为偶像辩护常会说：“不做极致之事，不能达成艺术。”他们把对他人的虐待和侵犯都内化到追求艺术这件事上，但是，艺术首先要有爱人的体悟，那些真正传世的艺术，无论是善的美学，还是恶的美学，它都不是必须依靠牺牲他人（且未经许可）来完成。
进而言之，追求艺术无法成为道德豁免的前提，既已决定献身艺术，又何须害怕道德与法律的制裁，若是害怕，甚至逃避，那所谓的艺术之心怕是也并不决绝。
从金基德延展开的，所能得到的也不只是对艺术的反思。人类历史上种种剥夺，背后正是对某种事物的纯洁和神圣想象。在金基德这里，是艺术。在历次屠杀事件里，是民族、国家或者信仰。
我欣赏金基德的电影，但这些年会意识到，是他的残酷造就了这些电影，而我拒绝作品和人格的二分法，因为其实作品跟人格，跟一个人对艺术的看法就是分不开的。所以，我对金基德无法采取“一半批评，一半欣赏”的态度，而是一种复杂的理解和爱恨。在今天，比起追忆金基德的艺术成就，通过金基德来反思艺术神话及其遮蔽，才是一件对多数人更有意义的事。
（宗城，写作者，在澎湃新闻设有个人专栏，作品散见于《三联生活周刊》《单读》《财新周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