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左、右意识形态彻底过时的一年？
「当苏联输掉冷战时，美国也“输”了。」
王炎
【编者按】2020年颠覆了人类对当代世界的许多认识，也让过去数十年间的许多政治冲突继续蔓延、发展。这一切是否是不可避免，未来的世界又会如何展开？
思考未来，我们无法不回顾20世纪的历史与意识形态冲突。过去一百年，世界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实现了从威尔逊到罗斯福的美国和平。无差别的帝国战争被转化为了有具体正邪角色的较量。冷战延续了半个世纪的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左”和“右”意识形态交锋，最终苏联在30年前的1991年解体。许多人期待美国体系的胜利作为“历史终结”，但至今的一切，距离这个结论越来越远。
对中国思想界而言，冷战、毛时代与改革开放的交织，是不断在“体”和“用”之间的转换。毛时代追求意识形态纯净，邓时代走向“黑猫白猫”的实用主义与去意识形态化。与此同时则有1980年代渐渐兴起的“河殇”思潮，将“黄土地”意识形态当作中国落后衰弱的根源。这一切思潮，在今天变成了什么样子？回顾2020，中美新冷战的阴影下，中国思想界并未给出具体的意识形态答案，却出现了“实业救国”式的“工业党”与“入关学”热潮——别争论“体制”，目标是星辰大海的科技高峰。
今天我们推出文章，从百年前开始，梳理我们如今的处境：延烧多年的左右之争，是否在今天的中国思想界失效了？这一框架是否已经无法回应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历史和当前的现实又是如何交织的？
一、意识形态的新旧之辩
疫情带来一个文化副产品：方方日记、以及相关的一场辩论。发小因方方反目，闺密彼此拉黑，多年老友微信撤群。互怼、撕裂的舆情，比日记更耐人寻味。或许，口水仗的背后有真焦虑，未必是武汉疫情，恐有更大隐忧。
复旦大学的余亮将之归结为意识形态新旧交替时的阵痛，他写《把方方日记埋在春天里——谈当代中国“良心”戏》一文，说围绕方方的并非左、右之争，而是老年与青年对重大政治主题感知与情感的代际之争。 难道“冷战”的遗产——“左”与“右”过时了？新生代已超越了两大阵营，创生出新的政治意识？那么新意识形态又是什么呢？
另有一篇网文，可做余文的延伸阅读。诗翰写《当时代选择了“入关”，方方们的定体问已然无人回应》，作者先质疑“定体问”——即80年代以来，思想界常常“陷入深深的思考，将问题一股脑归咎于体制、国家和人民的素质。” 文章说纪录片《河殇》乃“定体问”的源头，“黄色文明”必须向“蓝色”西方文明学习自由民主制度。该文同样认为，围绕方方日记之争，是河殇派老一代与“新世界”的一代人之争。代际鸿沟之深，源于成长经历的差异。老一代走不出“英特纳雄耐尔”，而新一代要驾驶“行星发动机”到太空翱翔。“新世界”的意识形态是“工业党”——即发展才是硬道理。代表人物是“大刘”刘慈欣，新一代文学的精神之父。
读到这儿，我脑子中闪现一个老形象，老辈儿的经典：秦二爷。在老舍的《茶馆》里，秦二爷碰上庞太监，菜市口刚斩了谭嗣同等乱党，保住了国体，庞太监意得志满。秦二爷却要变卖产业，攒银子建大工厂，实业救国。庞太监一脸不屑：小财主也敢跟我斗嘴皮子。秦算得上是老一代工业党的原型，与当代版虽然不同，但不能说没一点瓜葛。对秦二爷，老舍不像揭露封建或买办资本主义那样毫不留情，勉强算他个正面人物，但他执迷不悟，走错了道路。剧中台词：秦二爷没救得了国，只救了自己的发财梦，到头来还是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连自个儿也救不了。
康梁变法虽不彻底，终比洋务运动的“体用之辩”、“实业救国”之类前进了一大步。科技、机器、经济都是浮云，制度革命才能彻底医治中华贫弱的痼疾。革命乃一代精英的共识，旧民主主义革命引进西式民主，新民主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崛起不能靠器物改良，伟大复兴必须要制度革命。这是教科书式的历史观，深入到几代中国人的集体政治意识，也是各种政治考试的必答题。
二、意识形态化的世纪
此见非国人的原创，整个20世纪全世界都陷入制度的迷思。“左”、“右”、“意识形态”等词汇，早已出现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但真成为世界秩序的结构性元素，则要等到20世纪。之前的世界以实力论输赢、分高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20世纪初，但实际上是场19世纪的战争，各方仍靠实力争夺地缘利益与殖民霸权。自19世纪早期，欧洲各国以相同的道德或政府形式结成联盟，为保全君主和贵族体系，联手对付法、美代表的激进自由主义。这条君主对抗共和的启蒙线索，为下世纪的意识形态之争，埋下伏笔。到“一战”结束后，沙俄、奥匈、奥斯曼、德意志四大昔日帝国土崩瓦解，漫长的19世纪才缓缓落下帷幕。
等“一战”接近尾声时，美国才于1917年参战。时任总统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的战争宣言是：美国为世界的和平而战，不寻求战争赔款，也不索取损失补偿，战争是为解放世界各族人民，也为解放敌方德国人民，建设安全的世界环境以推行民主，以一场战争结束所有战争。 也是在1917年俄历4月，列宁在芬兰车站的群众集会上，谴责掠夺性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呼吁俄临时政府放弃侵略战争，号召殖民地人民反抗列强，建立革命的新国际。不久，新生的苏维埃宣布废除沙俄与协约国签订的秘密协定，放弃掠夺的中国领土与沙俄的海外特权。
威尔逊虽与列宁道不同，却共用同一信念：存在着普遍的、弥赛亚式的系统性观念、以及与之对应的社会制度，可在不同文化、民族的土壤里生根开花，改善那里的生活。意识形态力量之强大，足以抵消欧洲300年的地缘争夺，拯救世界，实现康德式的人类永久和平。只反对敌方政府，却要解放敌国人民，如当年有电脑，他们的启蒙观或可如此类比：政治制度似电脑软件，社会现实如同硬件，只要硬件合格，便可重装软件程序，实现理想社会。任何国家都可改造成社会主义或西式民主社会，这是“定体问”的由来。
美、苏位于西方文明圈的东、西两极的边缘处，是两个独具弥赛亚远见的大国。虽然价值观针锋相对、社会制度与政治理念水火不容，却超越丛林法则的旧时代，一跃跻身为20世纪的超级大国。这里重提威尔逊和列宁，并非暗示两人横空出世，能以一己之力扭转世界潮流。威尔逊的理想主义，源于清教的道德冲动，严重不切美国的政治实际。他既搞不定巴黎和会上的列强，也左右不了国内舆论和众参两院。但之所以能连任，他的票仓主要来自美国中西部有进步主义和社会主义倾向的选民。列宁逃亡在西欧，那里充斥着各种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左翼思想耳濡目染，让他笃信进步理念的力量。他对现实政治的各种手段，也了然于胸。这两个人是时代精神的化身。
在“一战”的大部分时间里，威尔逊希望美国与两大阵营毫无瓜葛，不陷入不义的战争。后来，德国潜艇击沉美商船、齐默尔曼电报（Zimmermann Telegram）曝光，美国被迫参战。威尔逊才将“一战”创造性地转译成：“战胜自利与专制的列强以实现人民自由与自治”的战争。这个理念太超前了，连邱吉尔都接受不了。邱吉尔因强攻达达尼尔海峡失利，与奥斯曼争锋一时受挫，丢掉了海军大臣之职，陷入人生巨大的困惑之中。他意识到，这已不是他成长、学习、大展宏图的旧欧洲，多年悉心研读的拿破仑战术也失效了，昔日帝国虽然仍追寻着19世纪的殖民旧梦，但无论国家还是个人，今天要学会在陌生的新秩序下图存。 世界步入了20世纪。
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参战便顺理成章了。罗斯福号称英、法为民主国家，不容法西斯践踏。盟军要打败的，不再是与自己道德平等的列强，而是邪恶的法西斯轴心国，意识形态的世纪已经到来。虽然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在19世纪已沸沸扬扬，但到“二战”后才显赫登场，形成国际秩序的核心性因素，将自己标识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大意识形态阵营形成，尚未来得及肃清法西斯残余，双方的“冷战”已经打响。
三、率先“去政治化”
“冷战”乃不同政治理念表述的对抗，是宏大历史叙事之间的争胜。虽然现实政治远比“主义”复杂多义，牵涉到地缘政治、国际影响、经济、军事实力的竞争，但“冷战”首先表现在意识形态宣传战上。西方诅咒苏联无神的、无信仰的、无道德的邪恶帝国。苏俄公民不过是国家工具，盲从暴政，毫无人性可言。东方阵营则反唇相讥，咒骂西方资本主义腐化堕落，消费主义泯灭人性、物欲横流，个人以牺牲集体为代价追求自私的幸福。口水仗让观念变得偏执，矫枉生于相激，多年的相互诋毁，让两阵营的“主义”变得粗俗、教条。原本第三世界独立浪潮的兴起，却被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朝鲜、越南争取民族统一的斗争，被美国指为扩散共产主义。美国及盟友以反共之名介入亚洲冲突，将欧美的冷战转嫁到第三世界，演化成残酷血腥的热战。
外部的意识形态辩驳，让两阵营内部的异议也形同水火，清洗异己不断升级。麦卡锡主义渲染美国被红色恐怖渗透，搞黑名单猎巫。苏联则干涉卫星国内政，镇压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最有深意的是1960年代北京和莫斯科论战，小弟与大哥争辩谁的主义、制度更纯正。两国相互攻讦，彼此斥责对方的社会主义蜕化变质，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实践马列主义的社会改造，面临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中国一次次搞三反、五反、反右运动，为防止思想蜕变与修正主义。最终不惜发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以纯洁阶级文化、坚定社会主义方向，涤荡资产阶级思想。历次运动揪出来的右派和走资本派，并非80年代“河殇派”公知们追认的前辈，他们的“错误”更呼应着1919年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右派太在意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定，这在毛泽东看来是政治觉悟低下，偏离了“主义”的方向，也即今天所谓的“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而“公知”可是高度政治化的，他们主张西方民主，并不在意经典自由主义的多元、相对与宽容，与对立面一样相信绝对真理和普遍性，自由民主替代社会主义不容置疑。这种偏激与绝对主义，与老右派不太沾边。
《河殇》
传统中国人是经验性的，儒家重经验而轻理念。强调具体情境与变通践行，而怀疑演绎推理出的价值。从洋务运动起，中国的现代转型有一条渐进、实用、重功效的线索，虽然历经一次次历史重大关头，“实业救国”仍伏脉至深，绵延不绝，涌现了詹天佑、张謇等志士仁人。党内老干部在闹革命时很理想主义，一旦身居高位治国理政，则知道实践智慧必不可少。毕竟百年民穷国弱，秦二爷的富国强兵梦弥散在所有中国人的心中。老帅们跟不上毛的革命理论，才有“二月逆流”、林彪“克己复礼”，邓小平“右倾翻案”，毛给右派们的帽子很恰当：“唯生产力论”、“经验主义”和“修正主义”。
一旦时代风向转变，“新时期”莅临，这些“保守”、“复辟”和经验主义便摇身一变，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两个凡是”， “白猫黑猫”、“发展才是硬道理”等，上升为主流话语，时代的最强音。今天大家喜欢谈“工匠精神”，其实也与工业党千丝万缕。“工匠”是实际的，“不争论”主义、“不折腾”制度，带领中国率先走出“资 vs.社”争吵的“冷战”，步入“后意识形态”社会。中国借鉴“四小龙”和日本的东亚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与西方模式截然不同。美国占领日本后，先清除军国主义，后改造东方专制文化，让日本学习美式民主。但日本从未脱亚入欧，政治和经济始终保持日本特色。它在经济起飞期出现的政、经寻租，也在中国不断重演。中国也从西方引进先进科技，派人到欧美取经，推行西式教育。同时又“克己复礼”，恢复中国传统的经世济民之道，对百姓宽柔以休养生息。1978年之后“新时期”的主义混杂，充分体现出“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事实证明行之有效，创造出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奇迹。中国从落后挨打的东亚病夫，一跃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经历半个世纪的沉寂，秦二爷又神气了。
四、历史的终结？
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观察到苏东阵营内部街头抗议不断，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The National Interest）上发表了一篇雷人的文章《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称我们如今见证的不仅是“冷战”的结束，也非战后一个特殊时代的过去，而是历史的终结：人类的意识形态不再演进，西方民主将成为普遍和最终的社会治理形式。 不久，柏林墙倒塌，后“冷战”时代莅临，云谲波诡的国际政治和犬牙交错的地缘博弈，统统叙述成共产主义的失败与资本主义的胜利，历史被廉价地宣告终结于资本主义。
这种历史决定论至少盛行了二十多年。因为从理论上推导，经济全球化要求所有市场自由开放，各国别无选择，必须先搞经济自由化，后搞政治自由化，才可能参与国际竞争，图存并发展。而且，发展中国家一旦经济繁荣，人均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准，中产阶级便一定壮大，会要求法律和政治权利。所以，任何政府不搞政治改革则无法维持经济繁荣。最终得出结论：除自由主义之外，不再会有其他意识形态与之抗衡。西方世界如此乐观自信，启蒙曾受挫于20世纪的种种恶行，苏东的垮台重新唤起希望，历史必走向自由民主，与中国的“河殇派”可谓遥相呼应。但中国经济的确繁荣了，中产阶级也壮大了，而政治文化却没有转向自由主义，也没有回头向左转，中产阶级渐渐关注起全球化时代自己的文化身份，出现了“小粉红”与“工业党”等亚文化，右翼消费性民族主义兴起。而“公知”批之为“极左”，因其不反权力而甘当“自干五”。这是时代错位，恰恰说明了“左”与“右”都已失却现实的指涉。“左”、“右”这对“冷战”时代的标签，现在标识何物呢？
美国历史学家亚瑟·赫尔曼（Arthur Herman）说，尼克松、福特、卡特和里根四位总统，最后继承了威尔逊的遗产。他们在自由主义的谱系里，恰似社会主义者一样，相信黑格尔式的历史目的论，认为个人乃历史必然性的工具，历史将义无反顾地前行。“右”与“左”其实是孪生兄弟，它们同属历史进步论的宏大叙事，只是前进的方向背道而驰。两兄弟相互依存，以战胜对方为自我生存的先决条件，一旦敌方消失，自身便失去存在的理由。当“冷战”谢幕，“冷战”斗士们也纷纷退场，列宁与威尔逊的历史遗产随之终结。
里根之后, 美国历届总统被昙花一现的胜利冲昏头脑，以为自由主义可以跨过柏林墙走向世界；世界只剩下唯一真理，可超越民族与国界。这时的自由主义已不必对抗曾与之旗鼓相当的集权政治，其对抗绝对、武断和集中的自由价值：相对、宽容、个人、分权，都无的放矢，自由世界自己开始走向武断和专横。克林顿为消灭共产主义的残余，轰炸前南斯拉夫，全然不顾巴尔干是火药桶，让千百年的部族世仇借尸还魂，仇杀、劫掠、奸淫，当地变成至暗绝望之域。小布什政府不惜蒙骗国民，以民主之名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一意孤行要在中东推行民主。战争的泥潭把美国拖下水，世界性帝国的地位岌岌可危。美式民主一旦脱离了盎格鲁-新教文化的现实土壤，就蜕变成一套抽象的教条。为民主而发动战争，恰与民主的价值背道而驰。所以伊拉克、利比亚、埃及的独裁者一个个被推翻，中东、北非却未见民主踪影，填补权力真空的都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没有人相信民主的战争，只以为是争夺石油的不义之举。“主义”的光环下哀鸿遍地、残垣断壁，难民流离失所。意识形态的崇高感早已蚀损殆尽，普世主义一统天下的希望落空了。
五、意识形态怀旧
25年之后，有人质问福山：你说历史终结于一种意识形态，那么“9.11”和阿拉伯之春算不算意识形态对抗？福山回答：当年的文章并非断言在历史终结之时，所有社会将成功转型到自由民主，而是说没有哪个社会再用意识形态伪装自己成人类社会的更高阶段了。 话锋变了，他此时的终结，似乎是说今后意识形态不能再定义社会性质了。福山的想法变了？不妨重读1989年他那篇文章，最后一段意味深长：
历史的终结将是非常悲哀的时刻，人们曾为一个纯抽象的目标、为被承认而不惜生命去战斗。全球范围的意识形态对抗曾唤起人们奉献胆识、勇气、想像力和理想，而今后将被斤斤计较的经济利益、无休无止的技术攻关、小心翼翼的环境保护、以及精制利己的消费欲望所取代。在“后历史”时代，既没有艺术也没有哲学，只有需要不断修缮的人类历史博物馆。我能感到、也已看到，周围人对“有历史的时代”仍强烈地怀旧，这种怀旧感会给即将到来“后历史”时代，提供继续对抗与冲突的弹药。
30多年后的今天，不得不佩服福山有先见之明。18世纪以降启蒙的“康德旧梦”，人类永久和平的理想，曾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呼唤出国联、联合国、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组织。虽未消除战争、部族屠戮、贸易冲突、全球疾病，但人类进步与超越的理想，从未如此弘扬光大。短短的20世纪，既见证了启蒙现代性带来的空前繁荣与进步，也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屠杀与大破坏。一个世纪对观念的执着，让人类升华至巴别塔的顶点，也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但启蒙主义不得不直面这样的质疑，不同民族怎么会朝一个方向阔步前行？哲人怎能未卜先知历史目的？谁能保证人类社会将遵循进化的法则？20世纪的思想家和政客迷信制度革命与普遍真理，要么声称经济繁荣会带来思想自由，思想自由必促进更大繁荣；要么说社会公正会解放生产力，而生产力的解放又会创造更大的经济财富，财富的极大丰富必然迎来全面公平的理想社会，这不是制度与进步之间循环论证吗？
“冷战”的结束给人以幻觉，历史已抵达最高阶段。而二、三十年过去了，却没看到一点最高文明的气象。失去了宏大叙事的西方，唯有身份政治、民粹排外最有动员力。种族冲突日益严峻，白人将一切弊端归咎移民，保守人士哀悼西方文明的衰落和非西方文化的入侵；移民张扬少数族群文化，以祖先的辉煌解构西方文化至上。特朗普有“美国优先”，英国有脱欧，欧洲有新纳粹，黑人有“黑命攸关”，所有的主张都是破碎的、离心的、不成体系，难有共识。左、右政治被具体议题吸纳、消解，只剩下所得税、移民政策、环境、性别、种族问题。政治选举忘掉了政治哲学，政治学变成实证科学，也就蜕变成治理术。灯塔般的西方民主，在“最高阶段”却危机四伏。美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故居发表演讲（2020.7.23），矛头直指共产主义中国，貌似为“冷战”意识形态对抗招魂，实际不过是福山的“时代怀旧”，输送的话语“弹药”。
而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 ）的文明冲突论，竟冲垮了普遍主义的所有防线。世界从单极走向多极，文化多元主义兴起，使第三世界粉墨登场。19世纪殖民史留下的创伤性记忆，以及20世纪形成“受迫害的民族主义”，让第三世界国家视反霸权、维护主权与民族尊严为国际外交的最高原则。21世纪随着后殖民理论的播散，文化民主主义（或后殖民文化）蔚然成风，“中国特色”式的另类政治模式和非西方价值，竞相争夺全球文化思想市场。西方第一次失去对全球化的垄断，不仅体现在国际权力的重新分配上，也体现在价值话语的竞争上。这才是蓬佩奥真正的焦虑，而非共产主义。主导世界秩序的话语权离心分化，第三世界的崛起便成为后“冷战”最大的事实。
六、工业党与技术乌托邦
无论福山还是亨廷顿，都不能解释中国的经验。中国虽然戴着一顶社会主义的大帽子，但其道路不同于任何一种原生于欧洲文明的政治体系，独特的文明决定其行事自有一套逻辑。没等“冷战”结束，中国已不堪文革对马克思理论的社会实践，率先开启去政治、去意识形态的进程。“新时期”开放搞活、重科尚教，经济腾飞、民富国强。中国便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经济开放与政治封闭可以并行不悖，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第三世界的共同道路。但西方观察家却认为，这种模式只能产生于中国独特的文化与历史，因此也只适合中国；而民主模式基于普世原则，所以任何地方都可遵循。
的确，中国模式很独特，迥异于任何既有的政治形态，拿现成的理论解读“中国特色”，要么削足适履，要么语焉不详。这个“特色”的生命力在民间，稍微给点宽松，再加一段和平稳定，中华民族能焕发出巨大能量，改变生活，创造奇迹。同时，传统王朝的集权与儒家文化，又让这个民族敬畏、依赖权威，政府集中社会资源，让自己成为所向披靡的全权政府。他国政府不敢想像的大事，它却能推行下去。所以是个“另类”模式，仍在发展和变化之中，谁能将“中国特色”转译成可通约的概念，纳入普遍接受的思想范式，是一项艰巨而影响深远的成就，这对当今知识界是个巨大挑战。
生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年轻人，对主义或政治无切实的感受，社会变化之快，让他们集体遗忘刚过去不久的高度政治化。唯一真切的感受是改革40年的红利，唯一见证的是经济实惠与科技力量。所以，他们自称“工业党”，不谈主义只看现实，不信抽象的普遍价值，而宁信国家实力。更不相信制度可以移植，最烦意识形态，把言必称制度的上辈国人称为“英特纳雄耐尔的一代”。“中国特色”就是“社会制度”，无法再提纯一个与西方政治学相对应的制度概念。技术、器物已实实在在地把世界连成一体，互联网、无线技术、人工智慧、大资料、5G和6G，才是能经验到的普遍性。
当COVID19肆虐全球，世界各国面对同一病毒，共用一样信息，但东、西方的处世态度却大相径庭。戴不戴口罩，拥护或反对封城，如临大敌或冒失无忌，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充分显影。应对的手段却又高度一致，大资料追踪感染者，无线网路办公、虚拟课堂、网路会议等。疫情之初，韩国防控堪称东亚典范，有人说是得益于民主制度的优越，但实地考察发现，韩国利用网络大资料和无线定位，时时追踪病毒携带者，才控制了疫情。中国后来也用此法，收效一样好，与政治制度无关，只证明了技术的普遍性。福山1992年著《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曾预言：“先进技术与合理地组织劳动，将创造一个生产力巨大、活力充沛的经济世界。它有可怕的同质化力量，通过建立全球市场、以相似的经济手段追求共同的利益，将世界上迥然不同的社会有效地连成一体。” 全球化不是思想乌托邦，而是物的流通。
中国工业党的乌托邦就是科技。前面诗翰提到“大刘是新一代的精神之父”。刘慈欣的三体世界不仅是审美的，也是政治的，黑暗的丛林法则无所不在，而意识形态只不过是死亡威胁下的神经质反应。在那里，所有人参与危险的平衡游戏，传统权谋是这个虚构世界的政治逻辑，牺牲小我为大我，集中力量办大事。民主显得低效、软弱，无力应对地球毁灭的危机。
其实，工业党并非一党，而是一种亚文化，是杂揉了各种思潮的巨大思想光谱，大众文化里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它的一个极端是进攻性的沙文主义，高调主张“出关”，即步西方列强的后尘，逐鹿世界，成为21世纪的东方列强。而另一极端又是温和的全球化主义者，主张和平崛起，融入世界秩序，成为经济、科技的后起之秀，担当负责任的大国角色。
城市中产、技术商贸人员、公务员等，各行各业都有很多人认同工业党的核心价值——技术乌托邦，而华为是这个乌托邦的肉身化。华为在大众心目中已不仅是家民企，而成了中国崛起的象征。它是国际品牌，又强调自主创新；既引进西方管理，又崇尚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既凭西方技术起家，又打造本土核心技术，以5G、6G引领世界前沿。华为老板白手起家，个人的奋斗史堪称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更重要的是，华为永远处在国际冲突的风口浪尖上。在克林顿和小布什时代，中美摩擦还总带着意识形态色彩，美国指责中国人权记录和制度弊端，中国则埋头抓科技、搞经济，双方隔空打斗，不伤筋动骨。特朗普一上台，就撕下一切堂皇的虚饰，单刀直入打科技“冷战”。围堵华为、禁售技术、监督智慧财产权、大搞经济脱钩，甚至禁止TikTok和微信，深深刺痛了中国人的创伤性记忆。小粉红和工业党寄希望中国科技的自主研发，以实力雪百年国耻。“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博弈，主要剩下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地缘政治无非是争夺市场与科技优势，谁掌握了高科技，谁便占有国际市场，也具有了军事强势，能主导世界大局。
七、后意识形态社会的未来憧憬
粗粗浏览方方日记，没留下太深印象，也不懂大家为啥争论。日记的观点基本都是常识，看不出什么冒犯之处。或许问题就出在常识上，我们的常识被左、右绑架了，像电脑和手机的出厂预设程序，大家一谈问题，集体无意识先弹出左、右立场，这个“预设程序”也弥散在日记的字里行间里，读者流览便会自动选边站队。在这样的语境下，才有人站出来宣布“定体问”为旧时代的产物。
左、右过时了？其实，意识形态争锋不过是一个世纪的特殊现象，之前无先例，之后也难乎为继。21世纪进入互联网时代，思想议题与社会经验统统被技术改写了。但中西知识分子都不甘于福山的终结论，每当金融风暴、占领华尔街、阿拉伯之春、拉美左翼浪潮、黒命攸关等运动，便一次次又燃起新的希望：历史再次启航，从偏离的航向转回共产主义或自由主义。但运动一次比一次声势浩大，也一次比一次昙花一现，既无系统性纲领，更无严密统一的组织，更像无中心、无目的、碎片化的节日狂欢或街头暴力。阿兰·巴丢（Alan Badiou）评价说：“21世纪初发生的事件用现成的语言无法命名。” 他坚持，如果认为这些抗议预示了历史的再次觉醒，则必须服从系统性的理念，理念应该是开拓性的，最终将带来新的政治秩序。然而，消费化、原子化的大众，谁愿托付权利给启蒙精英党呢？谁会服从严密的组织？既然不期待未来将改天换地，那么抗议的目标必然琐碎而具体的。21世纪的运动始于骤然爆发，止于转瞬即逝，终于不留痕迹。
作家、社会活动家弗朗科·贝拉尔迪（Franco “Bifo” Beradi）写下：“‘现代’曾是这样一个时刻，人类作为个体或集体，凭借意志的钢锤雕刻历史的大理石。如今却大理石和锤子都不见了，不再有坚持不懈、高度自觉、有组织纪律的行动，能召唤起惊天动地的精神力量。更重要的是，时间不再是进步向前的，人们不会积跬步而致千里，也不会期待未来有整体性的变革。”
在这个后意识形态的社会，中国与西方共同经历了21世纪最震惊的经验：技术带来历史性的断裂。当制度的乌托邦失去弥赛亚的光晕，科幻华丽登场时，它充当了通达未来的星际飞船。宏大历史的集体追梦被遗弃在纯真年代，而科技此时令人信服地扮演起先知，预言技术将使人类无所不能，这种能力也许会毁灭星际。20世纪曾以社会制度承诺未来，而21世纪一切仰仗技术。科幻投射的未来像一座主题公园，既是超现实的，又以科学法则保证其现实感。对生态环境无尽的担忧，人们幻想出世界的大毁灭，在劫后余生的异托邦，适者生存成了世界的法则。
八、结语：进步与保守之争
30多年前的那个夜晚，学生和市民在长安街上与入城部队对峙。《国际歌》一遍又一遍响彻北京仲夏的夜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至今，余音仍萦绕耳际，却突然意识，30多年前的惊心动魄，竟真成了“最后的斗争”，从此不再有意识形态的抗议，我们告别了英特耐雄纳尔。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官僚化，直至僵化没落，不到世纪末便灰飞烟灭。自由主义则在21世纪初重蹈其辙，教条僵化，活力衰竭。以人权之名战争，以政治正确禁言，以放任自由扭曲社会伦理，自由主义渐失人心，逝水难复。强大的数字消费主义面前，意识形态的抵抗如此脆弱，“主义”之苍白导致黑格尔式历史的终结。巴丢给出的救市方案是“建立大写真理的权威，或坚守无条件的正义观” （the authority of the True, or of an unconditional idea of justice）” 后“主义”时代，真理权威恐难乎为继，无论左、右再如何争辩自己有普遍性，终徒劳无益。而恰值此时，无条件的正义才显弥足珍贵。这也许是20世纪东、西方最后的共同遗产，退守到了最后的底线——公平与正义。没有公平、正义的发展不是硬道理，是不讲道理，也不可持续。
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 哈利特·卡尔（E. H. Carr）曾这样评价苏联革命：“危险不在于给革命史的巨大污点遮上面纱，以掩盖革命之名犯下的罪行和牺牲的惨烈。真正的危险在于，我们力图忘却革命创造出来的巨大成就，并对此讳莫如深。”
（王炎，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