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飞：解构中国现代性的傅高义，被遗忘的社会学家
「大家往往更加关注他后期的《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及争论，却往往忽略他早期的研究，以及作为社会学家的傅高义。」
12月21日周一的清早，例行的第一班飞机从上海飞北京。正在去往机场的路上，收到了在北美任教的好友传来的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Robert Sampson的电邮信息，傅高义教授在Mt. Auburn医院因术后并发症不幸去世。看到这条信息的第一反应，感觉空气都凝固了，久久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很多和老先生的往事都浮现了出来。
傅高义教授最为人所熟知的，是他出版于2011年的著作《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以及一系列有关日本社会的研究。特别是《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一书于2013年在大陆出版简体版，并取名为《邓小平时代》之后，更是成为深刻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及社会转型的必读书目。
很多人会下意识地觉得，傅高义教授是一位政治学者，亦或者是一位历史学家，事实上，他毕业于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是一名地地道道的社会学家。
很多人会下意识地觉得，傅高义教授是一位政治学者，亦或者是一位历史学家，事实上，他毕业于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是一名地地道道的社会学家，所接受的，也是专业的社会学学科训练。他所教授的学生中，有不少也成为了著名的社会学家，比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的高棣民（Thomas Gold）、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后来怀默霆又教授出了目前在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的魏昂德（Andrew Walder），所以从学术家谱上来说，我有的时候会和老先生开玩笑，说应该喊他为祖师爷（great-grandpa）。当然，事实上，每次见到他的时候，他都会对我们这些后生平等以待，真心相授。
2015年的秋天，我还在斯坦福大学进行博士后的研究工作，同时办理着入职清华的手续，在师母戴慕珍（Jean Oi）的邀请之下，和导师魏昂德一起来到北大斯坦福中心。那年秋天，正适逢怀默霆从哈佛荣退，于是魏昂德就建议把荣休纪念会放在北大斯坦福中心，也一并邀请傅高义教授前来中心小驻，也可以更加方便地为他的新作《胡耀邦传》收集一手资料和访谈素材。荣休会上，怀默霆的学生们悉数从世界各地飞来北京，傅高义教授第一位上台致辞，追忆当年他在哈佛教学的往昔。我坐在魏昂德老师边上，听着台上老先生所描绘的那些点点滴滴的动人故事，彷佛看到一个黄金岁月里，一群年轻的学者们如何扎根中国研究，培养学术薪火，那股学术的动脉悠久绵延，就好似纵横奔腾的海潮，从未停止。
彼时，傅高义教授的助理窦新元也每天都来小院，所以常常有机会大家在中心的小院子里一起聊天，也时不时的碰到前来拜访老先生的学者，以及提供口述史料的那些历史亲历者、见证者们。同时又因为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1966-68年的广州，而魏昂德老师当时正在撰写《脱轨的革命：毛泽东时代的中国》（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所以我们俩又会一起，时不时去和老先生一起就毛时代的中国去讨教一番。那一年的北京秋天，是和老先生相处最长的一段学术时光，也是我自己最为悠闲的一段日子。等真正加入清华之后，每日不得不三头六臂，在学术、教学和行政的工作中寻求平衡，此是后话了。
对于傅高义教授的学术遗产，今天已经有太多的解读，而大家往往更加关注他后期的《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以及因此书所产生的一系列争论，却往往忽略他早期的研究，以及作为社会学家的傅高义，在分析中国社会时所采用的社会学分析思路的源泉和范式。这里，我更加想就这几个小点，谈谈我的一些个人体会。
起于帕森斯的社会学王国
1920年代，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分水岭。1917年，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去世；1918年，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去世；1920年，另一位德国社会学大师韦伯去世，18岁的帕森斯刚刚进入Amherst学院。伴随着这一批古典社会学巨擘的相继离世，如何去解释现代文明因工业化大生产所带来的精神空虚与资本野蛮，欲望与理性、秩序与自由之间的系统性张力，成为了新一代社会学家的历史命题。
1927年，从德国海德堡大学修读完博士学位的帕森斯返回美国，加入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940年代，帕森斯出任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并在自己所提出的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雄心之下，于1946年将社会学系改名为社会关系系（Department of Social Relations）。在帕森斯看来，我们的社会就像一个功能分割而又彼此联系的高级系统，不同的功能之间只有彼此均衡配合，才可以维护系统的稳定运作。
此时的美国，正处在二战后的稳定期，对于社会均衡繁荣稳定的渴望，导致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流派。1952年，傅高义进入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在6年的博士生涯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帕森斯社会均衡观点的影响。但是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解释力度又是如此的僵硬，特别是对于年轻的学子来说，一味地强调社会强制一律的高度整合是多么的无趣。1958年，完成博士学位的傅高义，选择前往日本进行区域国别研究。
傅高义对于现代性的阐释更加具象，也更加微观。他更喜欢针对一个特定的区域，而非两三个国家和地区在比较的维度下进行分析。
而同一年，正在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的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出版《政治权力与社会理论》一书（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正式从传统的国别研究开始迈向宏观历史社会学分析，并开始进入到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Th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的写作中，希望告别帕森斯的结构功能分析框架，从比较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去勾勒一幅多线复合结构的现代性演化图景。
但和同样是社会学博士毕业的摩尔不同，傅高义对于现代性的阐释更加具象，也更加微观。他更喜欢针对一个特定的区域，而非两三个国家和地区在比较的维度下进行分析。在日本的两年田野经历，一方面塑造了他对日本社会贯穿整个学术人生的研究热情，以至于这几年当大家都在翘首以盼《胡耀邦传》这一本著作的时候，他又间中完成了《中国和日本：1500 年的交流史》（China and Japan：Facing History）一书（亦或者其实他一直都希望《胡耀邦传》是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同时也使他开始着迷于东亚现代性这一命题，并在从日本返回美国之后，很快加入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后来为了纪念费正清而改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学习中文、中国历史，开始埋头进入到当代中国研究的学术阵地。
扎进区域研究的学海
区域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相比较，更加强调对一个具体个案进行手术刀式的解剖，只需要和这一个个案所进行的相关过往研究进行对话，利用新的材料，讲好一个新的故事，就已经十分出彩。
1960年代的美国，伴随着麦卡锡时代的衰落，学者们研究中国的新机会正在涌现。不仅仅是费正清领衔的哈佛东亚研究中心，更多的美国一流高校开始重视东亚社会的发展与变迁。1961年，密歇根大学成立中国研究中心；同一年，耶鲁大学成立东亚研究理事会（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1968年，斯坦福大学也成立起东亚研究中心。一批中国研究学者，包括Michel Oksenberg, Stuart Schram, John Lewis, Leonard Schapiro, A. Doak Barnett开始就共产主义中国的组织形态、官僚体系、苏联模式开始展开研究。
区域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相比较，更加强调对一个具体个案进行手术刀式的解剖，这样的解剖并不需要去关照一个一般性的社会学议题，也不需要去找寻一个经典的社会学理论进行反复的对话，以期延展出新的理论；相反，区域研究只需要和这一个个案所进行的相关过往研究进行对话，利用新的材料，讲好一个新的故事，就已经十分出彩。
而1960年代的中国，一方面政治运动正如火如荼，另一方面却又对外封闭，让想要研究它的学者只能隔岸眺望，望眼欲穿却又不可得，往往只能通过官方的报纸、广播，并在之前学者的二手文献中进行有限度的探究。在这种情况之下，港英政府治下的香港便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了当时中国研究的前沿据点。而正是因为香港的存在，所以这一时期的学者，也都不约而同地以毗邻香港的广东作为一窥共产主义中国的缩影，对广东的考察也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远。
“没有这个中心（USC）的话，当代中国研究当何以进行？整个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如果不是来到香港，得到中心的支持，我们何以了解当时中国人每天的生活？”
傅高义也不例外。1963年，他来到香港，开始了当代中国研究的第一站。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大名鼎鼎的大学服务中心（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同一年，在亚皆老街155 号一座残旧的小花园洋房里，大学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作为一个独特的学术机构，这里几乎孕育了几代中国研究的学者，成为了中国研究最为重要的据点。用傅高义2005年在《中国研究》（The China Journal）杂志上发表的回忆文章（The first forty years of the 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开篇所言，“没有这个中心的话，当代中国研究当何以进行？整个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如果不是来到香港，得到中心的支持，我们何以了解当时中国人每天的生活？”1988年，大学服务中心正式搬迁到港中大校园，我博士论文的很多一手学术资料，也是在此间获得，受益良多。再看到今日风雨飘摇中的大学服务中心，真是让人感慨良多。
就在大学服务中心成立前的一年，1962年，大批广东地区的移民获准越过边境进入香港，再加上逃港的偷渡客，这些人成为了傅高义第一批的访谈对象。与此同时，他开始系统阅读广东省内的《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南方日报》，这些地方性报纸提供了《人民日报》之外的在地视角，也帮助傅高义可以更好地观察地方和中央之间微妙的权力关系，以及地方干部和外来干部在地方权力谱系中的角力。这一些材料和访谈对象，也构成了傅高义早期对共产主义中国的局部性图景研究，对广东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进行了深描，并最终凝聚成两本书，分别是1967年和A. Doak Barnett合作撰写的《共产党中国的干部、官僚机构和政治权力》（Cadre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ommunist China），以及1969年的《共产主义下的广州》（Canton Under Communism），以及多篇学术论文。
仅仅依托报纸和针对移民、偷渡客这类特定群体所进行的访谈，再加之广东情况的特殊性，以此为个案所进行的实证研究，结论必然有着一定程度的偏误。
必须要承认的是，由于此时海外学者尚没有办法进入中国进行一手的田野调查，仅仅依托报纸和针对移民、偷渡客这类特定群体所进行的访谈，再加之广东情况的特殊性，例如粤语文化、远离政治中心，因此以广东为个案所进行的实证研究，所得出来的研究结论必然有着一定程度的偏误（bias）。
譬如，傅高义在对文革时期广东红卫兵派系斗争的一篇研究论文中，就将派系分裂与冲突追溯到文革前中国政体的制度结构，并将冲突中积极分子的政治行为归因于他们对既定社会政治现状的不同取向：一面是“激进”派系，主要由具有“坏”政治标签的社会群体组成，试图从根本上挑战现有秩序的合法性，剥夺特权群体的优势；另一面是“保守”派系，主要由具有“好”或“红色”政治标签的社会特权集团的成员组成，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力图保护现行社会秩序并维持现状。
这一分析思路同时也贯穿在了这一时期研究中国政治的其他学者的分析之中，包括Michel Oksenberg, Victor C. Falkenheim, Stanley Rosen, Hong Yung Lee。但正如徐友渔在《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中所指出的，“过分强调社会矛盾的倾向，把红卫兵的派别划分和派别斗争完全归结于这种矛盾。实际上，虽然这些矛盾是中国社会的真实问题，但大多数红卫兵确实是在为假问题而争斗，他们的利益意识远未成熟。即使某些人有清醒的利益意识，并在个人行动中表现出来，但红卫兵组织的政策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受社会矛盾的趋势。”当然，这已经是另一个议题，未来有机会再做详细阐述。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出现历史性的巨大变化。1973年，傅高义终于有机会进入中国内地，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调查。同一年，他正式接替费正清出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一职，从而可以在一个更高的层级上推动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和互动。他对于中国的个案兴趣，依旧集中在广东，并最终于1989年出版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以承接1969年出版的《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从而将对广东的研究，从毛时代到邓时代，从社会主义改造到改革开放，在一个长时段上真正完成，也为之后写作《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埋下了伏笔。
有趣的是，几乎每一位中国研究的海外学者，都会有一个自己所熟悉的长时段个案田野点，譬如毕克伟（Paul Pickowicz）的河北五公村，戴慕珍和魏昂德的山东邹平县，都成为了记录中国宏大社会变迁的微观缩影，也帮助我们更加真切地看到中国不同地方的发展差异性。
整体而言，作为社会学家的傅高义，他真正擅长的还是区域国别的研究范式，无论是以一个实证区域作为个案，还是以一位精英领袖作为切口，无不是针对现代性这一议题进行长时段的纵贯研究，见微知著地解构中国社会在20世纪的跌宕起伏、发展变迁，这是他内在最恒久的学术热情，也是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最了不起的学术贡献。
永远的老先生
2015年的春天，我博士论文的一个章节，获得了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中国与中亚委员会的最佳研究生论文奖。在年会会场上，看到老先生也在，赶紧兴高采烈地上前汇报，这一章如何在新的研究资料基础之上，对1967年广州群众派系斗争的源起进行了全新的诠释，并和他最早期的广州研究展开了对话。老先生笑眯眯的听着我说完，眼睛眯成了一条缝，问我啥时候可以读到这一本以广州为对象的研究专著。我信誓旦旦的拍着胸脯，等写完后第一时间要给他送去。
五年过去了。我知道，他会一直微笑地看着我，督促着我完成这一份约定。
（严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