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宣布全面脱贫后，还有哪些关于贫穷的问题亟需回答？
「“政府说我不再穷了，但我仍然觉得自己很穷。”」
特约撰稿人 李瑞洋 陈一朵 端传媒实习记者 乐佳文 记者 来福 发自香港
五年前，在广西某国有银行上班的彭程被派驻到当地一个贫困村，负责扶贫工作。一天24小时都在村里，“生活条件还不错”，有空调、热水和厨房，但工作辛苦，只有周六才能回家。2020年9月，村里最后两家贫困户实现脱贫。同年11月，贵州省宣布最后9个贫困县脱贫，意味著中国大陆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脱贫。但彭程依然不知道自己的去留，他询问政府工作人员，大家都不清楚具体安排。“这应该是一个全国的布局来的，我们在下面这个层次是不清楚的。”彭程说。2020年，他即将年满50。
2015年10月，习近平在北京出席“减贫与发展论坛”时表示，未来五年要让中国贫困线下的七千多万人口全部脱贫。五年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被投入脱贫攻坚战。2016至2019年，中央累积发放2800多亿（人民币，下同）专项扶贫资金，2020年一年则达到1461亿。
除了为贫困户修房、修路、修水电，提供教育补贴和医疗补助外，这场以“精准扶贫”为口号的脱贫运动，要求每一户贫困人口都有专门的负责人。各级政府、事业单位和国企都要承担对口的扶贫任务，并委派其工作人员进驻到贫困村，吃住都和贫困户一起，为他们设计扶贫项目，例如发展农业、旅游、手工产品等。此外还有大量民营企业和公益组织被动员参与。截至2020年10月，至少有300万机关及国有企业干部参与驻村帮扶，此外，还有200多万乡镇扶贫干部和数百万的村干部投入这场运动。
2020年12月3日，在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上听取脱贫攻坚汇报后，习近平表示：“我们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与此同时，官方媒体开始宣传扶贫“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胜利”，是“中国人走过的不凡之路”。在官媒的评论区下，网民表示：“一种自豪感和喜悦油然而生”，“这就是最大的人权”，“这个壮举在世界独一无二”。同时也有评论表示质疑：“今年疫情对经济影响这么大，居然脱贫任务全部完成了”，“大街上要饭的算贫困人口吗？大山里的小孩全部都能脱贫了？”。人们开始在百度搜索：全面脱贫之后怎么办？端传媒通过整理资料及采访，试图回答以下几个最常被提出的问题。
扶贫的实际效果怎么样？
“我们的生活变好了。”“投入实在太大了，政治任务嘛，效果是第一位的。”
关注中国乡村转型与发展的作家吴马太(Matthew Chitwood)曾于2017至2019年间，作为美国当代世界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World Current Affairs)研究员，驻扎云南省临沧市下辖的邦东村。这是一个位于滇西的群山褶皱之间、人口仅为350人的偏远村落。村民主要靠贩售种植在梯田上的茶叶、核桃和咖啡为生，山坡的另一边就是碧绿深沉的澜沧江水。
吴马太在2017年初第一次探访邦东村时，便注意到各种工程项目正建得热火朝天——从村民的两层新居到造价上亿的玉临高速公路。彼时，脱贫攻坚战已在这里进行了两年。村里每一个建档立卡贫困户的门口都贴著一张表格，列出基本家庭信息和致贫原因，还有扶贫工作组为他们订制的帮扶计划。根据公开统计数据，邦东村所属的临沧市临翔区有贫困户10828户，共计43000人，2014年该区的贫困发生率为23.89%。
建档立卡
修路是邦东村实现脱贫的第一步。市级和省级政府提供了300万元，资助邦东村修建了一条长达两公里、连接村内各家各户的水泥路。不远处的玉临高速也在建设之中，它将把昆明市和邦东村之间22小时的旅程缩短至4小时，预计在2020年底通车。
吴马太向端传媒介绍，邦东村每个贫困户都可无条件获得2万元补助，住在危房里的家庭还可得到5万元的建房资金，这些钱大大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扶贫政策）所有的都满意。”广西一个村庄的贫困户黄建也告诉端传媒，建档立卡后，驻村干部为他争取到低保，也为他安排到一所中专读书。他知道今年是全面脱贫的年份，但不清楚自己是否会“摘帽”。黄建希望政策能持续多几年：“不可能我工资收入超过低保线了，低保几百块钱就给我停掉吧。”
“农村都大变样了，我们刚去扶贫村的时候，路很小，坑坑洼洼的，现在一律双向水泥路。”彭程的上司、广西某国有银行负责扶贫相关项目的凌波也对扶贫成效表示认可，但他同时指出：“投入实在太大了，政治任务嘛，效果是第一位的。”
凌波认为，扶贫中资金使用效率不高，项目论证也不够，但“后期处理了很多基层干部，得到了改善”。他提到，之前有信用社将钱贷款给贫困户，贫困户再把钱给“经济能人”搞猪和鸡的养殖，或是农副产品加工，贫困户则可每年领分红——这也是精准扶贫中最常用的手段之一。但项目失败，贫困户还不起钱，信用社只能把贷款核销了。凌波说，失败有猪瘟的影响，但主要是管理能力差，“现代化养猪场都经常出问题，农村所谓能人又有多大能力，再加上管理者不出钱，用心也不够”。
凌波负责的贫困村搞光伏发电项目，投入十几万。村集体将光伏发电产生的电卖给电厂，每年能拿到七千到一万的收入。“虽然要十几年才能收回成本吧，但这个项目能给贫困户带来稳定的收入。”
几年来，凌波他们还投入五、六百万做了一个药谷。他们培养贫困户种植中草药，帮找技术和种子，再联系中药市场和医院收购，每个贫困人口每年能分到2万。
中央财政拨款之外，企业利润和社会捐赠亦是扶贫资金的来源。例如，国企被要求在扶贫上投入资金。据凌波介绍，他们银行“包村”，即负责一个村的全面脱贫，包括基础设施和贫困户生活。“国家不投，你得想办法投。”凌波任职的银行，每年总行董事会会划出一笔用于扶贫的资金，广西每年能分到两三百万，该银行在广西的利润大概是每年一百亿。此外每年还会在扶贫日举行捐赠仪式，每个员工都会被要求捐钱，但多少不限，凌波说，员工一般捐五十、一百，领导捐两、三百。
民营企业在扶贫攻坚战中的角色
在以茶作为特色产业的邦东村，村干部急切地想为邦东茶拓宽销售渠道，希望以此带动贫困户脱贫。除了修路改善运输条件，村干部还为茶农组织了电商培训班，但对于教育程度大多只有小学三年级的农民来说，学会使用这些新科技并不容易。
“这是‘思想问题’，”一名干部曾对吴马太说道。“你不可能使一个没受过教育的人摇身一变成为企业家。”贫困户的“思想问题”被一些地方政府视为其贫困的原因。广东省扶贫办曾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上不客气地指责贫困户的懒惰和贪婪：“躺著要钱”、“这个贫困户因嫌太晒而拒绝上班就业”、“对‘伸手拿钱’越来越依赖，结果就会越帮越穷”。
在邦东村，让每位茶农拥有自己的网店、将茶叶销往全国各地的理想最终未能实现。对于那些卖不出去的茶叶，扶贫干部只好动用自己的人脉，把它们卖给熟人。
培训不仅难在学生天资不够，也难在老师时常“误人子弟”。吴马太参观过一个专门为邦东村女性开办的培训班，为期5天的课程旨在教会她们一些诸如带孩子、打扫卫生的基本家政技能，令她们能够在距离邦东村大约4小时车程的临沧市找到一份保姆或钟点工的工作。然而，当地政府请来的培训公司根本无心授课，只顾著卖力推销他们的保洁产品。“5天里，这些女性并没有学会什么有用的、可以帮助她们在城市里找到工作的技能。”吴马太说。
2019年，邦东村所在的临翔区宣布，全区所有贫困户均成功脱贫；2020年，全区无新增贫困户，亦无脱贫返贫户。吴马太回忆，大部分村民都对他表示“国家政策好”、“我们的生活变好了”。“他们将这些成果直接归功于共产党和习近平本人。”吴马太说。但也有一位邻居曾对他倾诉道：“政府说我不再穷了，但我仍然觉得自己很穷。”
全面脱贫之后还有贫困吗？
“脱贫的标准是什么？”“全面脱贫之后还有建档立卡贫困户吗？”
根据官方要求，贫困户脱贫需满足“一收入两不愁三保障”，即人均年收入达到4000元（2020年标准），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随后需要通过村委民主评议、驻村工作队核实，再于村内公示无异议后，才会在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系统中被标示脱贫。
贫困县脱贫的标准是综合贫困发生率低于2%（西部地区低于3%），脱贫人口错退率低于2%。每个省还会制定自己的脱贫标准，以广西为例，贫困村脱贫须满足“十一有一低于”，即有特色产业、有住房保障、有基本医疗保障、有义务教育、有安全饮水、有道路通村屯、有电用、有基本公共服务、有电视看、有村集团经济收入、有好的村两委班子，一低于是指村内贫困发生率低于3%。
综合贫困发生率
也就是说，即使贫困县全部脱贫，仍存在未脱贫的家庭。中部某省扶贫办相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这部分贫困人口大多属于重病、重残或是劳力较弱的情况。“说句实在话，剩余贫困人口脱贫不是什么问题，实在不行全部兜底也可以实现脱贫，我们首先想的还是要去帮扶”。据他解释，兜底的意思为政府直接补助资金让贫困户到达脱贫标准。
根据新华社的解答，脱贫攻坚战消灭的是“绝对贫困”，即收入低于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需求，根据2020年的标准，绝对贫困线是人均年收入4000元，而2019年，全国居民的人均年收入是30733元，相对贫困还将长期存在。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贫困标准相对很低，即使贫困人口的收入成功过线，也不意味著他们真正摆脱了贫穷。
世界银行的国际贫困线折合人民币约4542.36元/年（中国贫困线为4000元/年）。若依据世界银行衡量中高收入国家的贫困人口的标准（5.5美元/天），中国作为中高收入国家，在2018年，全国仍有17%的人口（约2.37亿人）生活在贫困中。这个比率低于其他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如巴西（19.8%）、墨西哥（22.7%），但高于伊朗（15%）、土耳其（8.5%）等国。
另外，相比中国政府在农村扶贫工作上的大量投入，对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贫困人口的帮扶则仍处于真空状态。关注社会运动及弱势群体的平台多数派曾发表《我脱贫了吗？》，指出大部分农民工的年收入已超过国家绝对贫困线，但仍在忍受包括工作贫困、教育贫困、迁徙贫困和居住贫困在内的多维度且动态的贫困，并且缺乏在城市安身立命的权利和机会。2019年，中国农民工数量已达到2.91亿人。对于这一不属于农村贫困人口、却也无法跻身城市居民行列的庞大群体，中国官方并未出台相应的帮扶政策和体系。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旗下的中国力量计划（China Power）发布的报告指出，2017年，中国只有22%的农民工有基本的养老与医疗保险，被失业保险覆盖的农民工更是只有17%。
全面脱贫之后还有相关福利吗？
“脱贫之后还有医疗补助吗？”“脱贫之后是否取消低保政策？”
12月上旬，端传媒致电广西、广东及河南扶贫办等，对方均表示没有具体的文件通知，并不知道2020之后的具体操作。深圳扶贫办表示，虽没有具体文件，但“十四五规划期间都属于过渡期，中央和省里开会传递出的精神都是至少明年政策是不会变的”。广西扶贫办则表示，至少三年内政策都不会变的。
据新华社的表述，扶贫政策将会“保持总体稳定”，并将在过渡期内保持“四个不摘”，即不摘责任、政策、帮扶和监管。
很多网民搜寻“全面脱贫之后还有医疗补助吗？”对此，中国东部某地级市某卫健委职员对端传媒表示，目前健康扶贫工作并没有结束，包括医疗报销、大病和慢性病兜底等政策都和之前一样，“在国家有新政策之前，会‘无限期’延续下去”。针对“全面脱贫之后还有助学金吗？”等问题，广西某国企银行派遣的驻村干部彭程表示，他们负责的贫困户子女仍然享有减免学杂费的补助，并没有改变。
针对无劳动能力的对象，政府文件表示将通过低保、医保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措施解决。根据国务院关于社会保障体系的报告，从2017年底开始，全国所有县的农村低保标准均动态达到或超过国家扶贫标准。
全面脱贫后，下乡扶贫的干部会撤退吗？
“驻村得驻到啥时候啊？”“全面脱贫之后扶贫部门还在吗？”
目前，官方并没有文件明确解答上述问题。端传媒致电广西扶贫办询问时，12317扶贫热线的工作人员表示：“广西刚宣布贫困县摘帽，还要等待国家的检查，那肯定不能撤退，文件也没下来。”深圳扶贫办的工作人员说，深圳派往广西的异地扶贫干部19年才去，合约上签了三年，所以至少这三年不会撤退。在贵州一贫困村驻村的某基金会成员浩龙预测，因为政府说的是未来三到五年脱贫不脱政策，扶贫工作队可能还会在未来三年继续工作。
一名不愿具名的党媒记者近期曾到广东汕尾采访，他告诉端传媒，陆丰扶贫指挥部设置了一个全面脱贫倒计时的牌子，“KPI都提前完成了，就等著大大（习近平）一声令下开庆功会”。对于全面脱贫之后会如何的问题，他和多名驻村干部交流后，认为政策会以另一个名目比如“乡村振兴”继续推行；企业的资金也不会撤回，因为扶贫另一个任务是“产业转移”；至于驻村扶贫干部，也不会离开，因为各位第一书记还有领导村支书选举等政治任务。
201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将第一书记制度向乡村振兴任务重的村拓展，这可能意味著将建立第一书记派驻长效工作机制。
第一书记
“我们的员工（下乡）应该是不太乐意的，虽然每个月多了两千多的补助，但起码是离开了城市的繁华，（但）工作安排还是要去的。”在广西一国有银行负责扶贫相关项目的凌波说，派下乡的基本是年龄接近退休的管理岗位人员，“他们做过科长，觉悟高，能力也强”，或者是派下去锻炼的后备干部。
2018年，唐涛从黔东南法院被选派下乡，在贵州一个贫困村做第一书记。他说自己的主要职责有五个：“一是宣传党的政策，二是加强基层组织，三是推动产业发展，四是加强乡村治理，五是推进精准扶贫”。今年38岁的唐涛说自己是第一责任人，是“上级党组织选派到基层组织建设相对薄弱的村的”，负责指导和帮助村支书开展各项工作。
脱贫之后，驻村干部还能做些什么？驻贵州一贫困村的浩龙说，脱贫工作队的工作是持续跟进情况及接受县里、省里和国家的检查。他说，上周还有一个省里扶贫办的检查小组来抽查脱贫工作情况，他们会入户调研，看村容村貌，问村民年收入和是否享受到政府政策，核实村干部提交的材料是不是真实的，还会录音。
彭程表示，扶贫办的检查很细致，暗访抽查都有。大伙大概知道哪几天有人来检查，但是并不知道抽查哪个村和哪些项目，要准备好工作流水和台帐。他说如果出问题就会被要求整改，也有领导因为贫困户还住危房，“人家该享受的政策没享受到”，而受到处分。
两年前，唐涛负责的村脱贫，他认为工作队伍会稳定下来，自己也会留下来投入“乡村振兴”的工作。驻村干部彭程也表示，扶贫结束后，马上会开展“乡村振兴”的工作。乡村振兴计划于“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致力于缩小城乡差距。
扶贫效果是否可持续？
“如果贫困户返贫怎么办？”
吴马太指出，目前已脱贫的人口中仍有很大一部分要依赖政府发放的补助才能维持在贫困线以上，未来这群人是否会返贫，主要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具备“足够的政治意愿和资源”去延续这些福利政策。
针对返贫问题，国务院扶贫办表示建立了监测机制，此外，对于有劳动能力的对象将会加强劳务技能培训，通过扶贫车间、劳务扶贫协作，增设公益性岗位等多渠道帮助提高收入。
彭程负责的广西贫困村里开设了许多做加工服装的公益性岗位，“技术含量不高，不是很难的，正常工作一个月都有2000到3000元，还有外省的公司来投资，砍甘蔗一天都有几百块钱，不过那个比较辛苦”。
端传媒重点关注了2018年底才提出的“消费扶贫”。文件要求，各级政府机关和国企要优先采购贫困地区的产品，引导干部职工到贫困地区旅游，鼓励民营企业采购贫困地区的产品和服务。在2020年8月召开的记者会上，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特别指出，消费扶贫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内容。那么2020之后，享受该政策的贫困户会怎么样？消费扶贫可持续吗？
广西某地市国有银行的食堂从自己对接的贫困户手上采购鸡、鸭还有加工好的萝卜干。银行的相关负责人凌波说，“只要保证质量，又是贫困户，价格因素考虑不大。”但他提到，这个供应链是自己银行的驻村工作人员直接对接的，如果派下村的工作人员回来了，很有可能就会停止采购，“没人在现场把控就难了，毕竟对食堂的食材质量要求高”，只能在之后帮贫困户找销售商。
贵州一个贫困村依靠打造原生态苗寨旅游品牌为村里创收，目前已没有名义上的贫困人口。村民最大的一笔收入来自茶叶、手工艺品的礼盒订单，两年累计收入215万。驻村扶贫的某基金会成员浩龙指出，消费扶贫是响应号召来购买，“特别是国企、央企可能是有要求的，但现在也有很多其他企业参与消费扶贫”。他认为目前国务院扶贫办还在大力提倡消费扶贫，未来几年企业还是会在号召下采购，但具体会怎么发展，“还是看企业有没有意愿继续来做”。
吴马太指出，中国当局继续施行帮扶政策的意愿较为强烈，但资源问题则存在更多不确定性。过去四年间，中国政府欠下了15万亿美元的债务，投资的回报率也在逐年降低，很可能将影响中国经济未来的表现，继而影响社会福利的发放。
政府要怎样维持住脱贫运动取得的成果呢？“为了确保脱贫攻坚战的成功，中国政府投入了如此大量的金钱，以至于很多都被官员浪费在了那些不成熟的主意上，”吴马太说。“譬如地方政府常常一掷千金，试图把一个小村庄转变成旅游胜地。”要解决这一问题，吴马太认为政府得学会精明地管理财政、规划投资，并对地方官员使用资金进行问责。
吴马太还表示，中国政府必须努力维持住经济增长，以创造出更多就业机会。此外，要毫不吝啬地投资教育。 以同样推行减贫政策的越南为例。从2002年到2015年，越南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从3.7%增加到4.2%，成为亚洲最高。中国的比重在2018年为4.11%。“长期的教育是使中国农村繁荣起来的唯一途径。”吴马太说。
应受访者要求，凌波、彭程、浩龙、黄建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