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不反对民主

首先要感谢 @谢孟的文章《我为什么反对民主》。Matter 上少见认真讨论民主的文章。看了谢君的文章，启发我写下这篇文章。

民主几乎是这个时代被误解最严重的字眼。所有人都在谈论自由民主，但一千个人心里装着一千个不同的民主。这个话题太大太杂，以至于无所不包。你甚至难以给民主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就像谈论美国和中国的制度差异，若说是民主和集权之差，那么「民主」二字实在包含了从生活点滴到政治外交的所有方面。「民主」成了一个大箩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记得辜鸿铭先生说过一句话（未必准确）：没有什么比那些不知自由民主为何物却在大谈自由民主的人对自由民主的破坏更严重了。

提到民主，立马会联想到选票。但大型真人秀似的大选，实在是民主制度的各种组件中最为不重要的一环。虽然民主一定要通过选票来表达。

民主又似乎隐含着「人民当家做主」之意。如林肯所谓「民有、民治、民享」。但即便是代议制民主的发源地英国，普选也只是二十世纪才有的事。在漫长的十八、十九世纪，能参与选举的不到总人口十分之一。这样的制度是否算民主？

今天大家高喊自由民主的口号。但是从柏拉图到雅客·让·卢梭，大部分西方的古典思想家都是反对民主的。他们反对那种古希腊式的群愚式民主。政治必须是精英把持的，而不是让一群无知的群众来左右国家的方向。既然政治必然精英化，那么我们所谓的民主又是什么？

如果把政治理解为人群自我组织和管理的方式，那么这种自我组织方式无外乎两种：一种是命令服从式的，另一种是协商共识式的。前者相当于马克思的剥削论（国家是阶级剥削阶级的暴力工具），后者相当于霍布斯的契约论（人为了避免互相伤害相互缔结契约形成国家）。

大卫·斯塔萨维奇认为，如果我们把民主理解为同意型政治、而非强制型政治，那么这两种政治体制都相当广泛地存在于各种原始文明。民主并不是古希腊的专利，而是广泛存在于美索不达比亚、古印度，甚至美洲和非洲的原始部落。

但是当强大的「国家」出现后，便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了大部分原始的民主。一旦某个阶级拥有了「国家」的力量，他就再无须争取别人的同意，于是霍布斯式同意型政治转变成马克思式剥削政治。由于种种阴差阳错的原因，西欧（特别是英国）成了唯一在国家建设之后仍然保持同意型传统的幸存民主国家。

同意和强制绝非截然对立的两端。民主和专制之间有无穷多的中间状态。专制可能包含着同意的成分，专制帝王未必一定能呼风唤雨；民主也可能是披着选举外衣的强制型政治。现实中真实的权力配置如何则是各种社会力量抗衡的结果。

抛开民主、专制的概念化外衣，几乎没有人不希望自己有个清正廉明、秉公执法、为人民服务的好政府。但只有极少数国家能接近这样的标准。

弗朗西斯·福山把现代政治的归结为三要素：国家建设、法治、和负责制。

国家建设意味着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统合社会资源和力量。他能对统治对象直接抽税汲取经济资源，能垄断暴力的执行从而保障社会秩序，能调集足够的人力物力在必要时发动战争保卫国家安全。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起强大国家，而且保持了两千余年。以至于中国人几乎把强有力的国家视为理所当然。但欧洲直到十七世纪才开始国家建设。而很多国家，比如印度，直到今天也没有完成国家建设的进程。

出现了能统合一切资源的国家，而又不会沦为暴政，就必须要求国家权力按照一定规则来行使，而非统治者恣意妄为。这就需要法治的建设。遗憾的是，在国家建设上最为成功的中国，在法治和负责制的建设上却乏善可陈。

法治意味着有一套外在于统治阶层的规范，不仅规范着被统治着，同时也制约着统治者。福山将法治的传统归因为宗教。凡是政教分离的国家，就容易形成法治；反之，政教合一则容易沦为专制。换言之，统治阶级不能同时掌控权力、以及对权力合法性的解释。这种外在的合法性来源，期初是源于独立于政府的教会；现代政治里则进化为独立于政府的立法机构。

负责制则要求公共权力的行使以服务人民为目的。这就要求形成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和制衡的机制。福山认为负责制的形成来自于皇权与贵族力量的平衡，或者说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平衡。社会力量强大会形成对国家权力的制衡。但如果国家过于软弱，社会力量过于强大，以至于尾大不掉，那么国家就难以统合，最终可能以分裂收场。

强大的国家权力如果没有法治和负责制的约束，没有人知道这强大的国家会被用作何种目的。强大的统筹能力可能成为剥削人民的工具，高科技可能被用来对付自己人民的武器。在这种体制下，唯一能制衡那至高无上权力的就是统治者心中「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良心。

在这类社会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他们提供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从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他们更占据了统治地位。——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

我不知道多少社会问题、在多大程度可以被归结为体制问题。但政治，作为人类文明的最高阶表现形式之一，其影响无疑远远超过公共权力本身。

从前的香港会看到身着制服的警察热心地给游人指路。此番情景，如今已不复存在。在民主国家，没有政府会把人民当成自己的敌人，人民也不会猜忌防范政府。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在维护共同的法治规范，而法治并不是统治阶层的私人工具。是什么制造了人民和政府的对立？是不是那个强奸民意的政治体制？

方方日记引起了轩然大波。恶毒的谩骂、威胁、攻击、侮辱。为什么一个国家的人民心中充斥着血淋淋的仇恨？是谁在发动无知的群众来对一切反对的力量进行血腥的打击？是什么制造了人民内部的尖锐对立，甚至互相攻歼、猜忌、防范，乃至冷漠、孤立、一盘散沙？

生活在这个国家，小到一针一线、一碗面、一斗米，大到整个政府和国家，你无时无刻都要防范着可能被欺骗、被愚弄。一个百亿级的上市公司，在被揭露出财务造假后，没有破产重组，没有鞠躬道歉，董事长反而大言不惭地抛出一句「元気满满」；一个千亿级别的公司，在爆出丑闻后，毫无社会责任担当，第一反应是勾结政府删帖、封锁、洗白，然后继续欺骗消费者。是什么让整个社会的良知堕落到这般地步？是否可归结为「上梁不正下梁歪」？

我为什么不反对民主？因为我无法反对人类的基本良知。一切道德的根源在于对他人的尊重，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一切罪恶的根源在于把「己所不欲」强加于人。民主社会同样存在太多的丑恶。但民主制度的魅力就在于，即便这些丑恶的存在，却不会动摇这种体制合法性的根基。无论民主制形式上可能多么的庸俗，但这种制度的精神内核，根植于人类最基本的文明诉求。

人类是否可以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实现法治和负责的理想政府？很多人拿新加坡为例证明这种可能性。我不知道新加坡这个城邦国家有多大的普适性。但我们民族的脊梁已经被那个有形无形的「官场」折辱的够惨了。人性泯灭，官性兴亡。没有什么比这罪恶的制度更加斵丧人的良知和尊严。

但是，如果民主变革的历史中学到什么的话，就知道支撑一个好的民主，需要的远远不只是选票。正如法治和负责制，并非只是文书上的条例，需要无数历史渊源以及社会经济条件的支撑。

制度，如果没有传统的支持，往往适得其反。譬如说，议会里的反对党本来应该是防止多数党偷窃纳税人的钱的，但是我记得一个东南欧的国家的例子；在那里，反对党和多数党一起坐地分赃。总而言之，能够把制度和个人期许联结起来的，必须是传统文化。——卡尔·波普尔

这是卡尔·波普尔在一九五四年演讲中说的话。他当时还没有看到东方的文化大革命，没有看到东方专制主义的手段比坐地分赃要凶残千万倍。

制度会塑造人，人也会塑造制度。无论是民主还是极权，人民和国家都在相互补充。民主真的是历史的终结吗？我不知道。即便民主是最终的理想，我们还能看到那一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