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从血气方刚走向暮气沉沉，在《理想国》《政治家篇》和《法篇》中有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是一个讨论了上千年的难题。至少看起来，有这样一种一以贯之的次序：最好的存在是神，最好的政治是神的统治。次好的是智慧的人，他们的灵魂是对神的模范；次好的政治是这些智慧者的统治，这种统治是对神之统治的模范。再次的是良好法律，法律是对真正智慧的模范；再次的政治是脱离于智者掌控而依赖法律运行的政治，法律模仿了智慧政体对于国家的安排，而对于不同本性的人进行调节。

凡此种种，最根本上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将各式各样因为远离智慧而必然偏离正义的人拉扯、安顿到同一个有机体内。区别在于，神的统治是几乎永远安全的（在《法篇》中显然表明也仅仅是“几乎”），免于各种机运的挑战；智慧的统治则必须依赖于能有这样一个近乎于神的人，碰巧这个人还能统治，而这不仅极度困难，同样也非常不可持续、不可依赖；最后是良法的统治，显然是相对好建立的，尽管也需要机运，但是同样面临着挑战，那就是法律是死的，总会面临败坏和走形的问题。

在《理想国》中，这体现为走出洞穴见到了太阳的哲人王返回来引导大家，让受到欲望驱动的人和受到意气驱动的人各居其位来实现城邦的正义；在《政治家篇》中，异邦人描述的政治家的技艺是让温良恭俭的人和壮怀激烈的人团结在一起的“编织技艺”，似乎真正的政治家所能随机应变展现的技艺是再好的法律都不能及的；在《法篇》中，最好的统治同样是神的统治和对神的统治的模仿。

然而另一方面，《理想国》中的“三次浪潮”极尽展示了哲人王治下理想城邦的不可能——对于施特劳斯学派的所有古典解读，我个人最买账的就是认为柏拉图在进行反讽的、反乌托邦写作这一点。在《政治家篇》中，“异邦人”来无影去无踪，对于政治家的讨论也戛然而止，没有解释这种好政治家的好的统治何以可能。在《法篇》中，做出了对法律的一切好的安排之后，柏拉图的笔锋一下子转向了如何在其中加入一支抵抗颠覆、维持稳定的力量——即使一个国家凭借最好的机运获得了良好的法治，必然面临着各种机运因素的挑战，那么谁是宪法的守护者呢？（柏拉图落笔的时候可曾听见有一个人在两千三百年之后的德国呐喊——Wer soll der Hüter der Verfassung sein?）因此在《法篇》的结尾，柏拉图重新诉诸了一个神秘而智慧的夜间委员会来作为最终的把关者。依然，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有一个反讽的、反乌托邦的假托。

在《政治家篇》中，“异邦人”指出，人有两种可能的天性，由此也就有两大类人：一种人壮怀激烈，受到情绪的推动，追求激烈的事情，渴望冒险和张扬。另一种人温良恭俭，老成持重，谨小慎微，只在乎照顾自己的营生。“异邦人”认为，一个国家若偏由壮怀激烈者主导，尽管在前期会显得烈火烹油、鲜花着锦（“武德充沛”），但是过一段时间就会在内部和外部的冲突中走向危亡倾覆；若偏由温良恭俭者主导，尽管可以秉持和推进各种审慎精微的关怀，大家都活得自得其乐，但是时间一长就会沦入怯懦、软弱和衰颓，大家过上奴隶的（“费拉不堪”的）生活；而让这两部分人生活在一起，若是没有好的调节，也就是说没有最有智慧的统治者或设计精妙的宪法，或者即使一度拥有却面临明主陨殁或制度僵化腐朽，那么这两派人就会陷入争吵、对立和仇恨——对于一个城邦来说，没有更危险的了。

我们很容易将这两种偏由一类人主导的情景与今日世界对号入座，似乎西欧经过两次大战的释放和承平日久的雍容，已经进入了软弱和颓废的状态，而美国则跟随者清教移民、淘金者、西部牛仔的步伐走向冲动和危险。当然这只是大略的观察，在每一个国家内部即使是同一个阵营中，激进派和温和派的对立也颇为显著，以至于最进步的进步派和最红脖的红脖族的行为和思考中展现着相似的毁灭性，而自由和保守的建制派则愈发心有戚戚。

当然这样的对立在任何时代都存在，然而一个既没有神也没有神一样的哲人王的社会，曾经还有机会凭借良好的制度将这两部分人调节到一起。单一选区简单多数制（及配套形成的两党制）和复杂的分权制衡，在一种黄金时代的经典表述中，被认为能起到把所有人拉回到居中状态的作用；争夺中间选民的动机和向最大公约数妥协的需求，长期以来，被期望让所有人抑制自己的偏颇，承认其他人的立场，达成共识和合作。不管这一套在现实中究竟能多大程度地实现，哪怕是作为被神话了的理论，这种公共神话也是颇为重要的。如同《政治家篇》设想的那样，这样一套制度在两个世纪中或者至少内战以来，在给不同阵营的激进分子流出充分空间去施展和探索的同时，不断地将他们周期性地拉向社会主流，带回到“中产阶级的餐桌上”。费城制宪的精神之一就是在模仿古代和当世最好的统治技艺，而这又进一步来自对于神的牧领的模仿，就此而言，这套体制令人惊叹地成功。

没有什么比一场一个在参议院混了半辈子的才智平庸、处世圆滑、昏昏欲睡、见风使舵的职业政客和一个在上流社会边缘投机取巧的狂妄自大、毫无体统、粗鄙昏庸、口无遮拦的业余电视明星的角逐更能展现这一内在于人性和体制设计中的对立了。除了想象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恐怖，没有什么能把民主党激进派暂时逼回诉诸建制派和中间选民的策略，然而在一个不可阻碍的、远远大于特朗普本人的历史进程中，中间选民和中间路线都已经不存在了。特朗普2016年的胜利可以视为在长期超稳定的体制中被忽视的群体复仇的开始，而即使拜登2020年能赢下来，这场选战揭露的令人咋舌而不可挽回的社会分裂也意味着他和他所代表的一切走向终结。2024年，没有人，不论是红是蓝，还能走“中间路线”，因为“中间”已经不存在了。

美国在1787年获得了一部精妙而几乎无愧于二百年神话的宪法，是一件太过幸运的事情，其地理位置和趁上的时代强风也是太过幸运的事情。然而就像柏拉图所遇见的，所有寄希望于良法的良治都不得不面对几乎必然走向衰败的命运。当然你也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说，阶级冲突本来就是不可调节的，现在不过是纸包不住火了。问题是即便如此也并不否认柏拉图的看法——在尚未通过不论是哪种神话一样的方式消除“人性”（或者“生产关系”）中的根本对立之前，最好的政治是能弥合之的，而一定程度上的弥合在特定条件下是有可能的，尽管总是彩云易散琉璃脆。

二十世纪最强大的两位总统，罗斯福和里根，先后激活了被1787宪法巧妙裱糊起来的冲突的一部分：从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进步主义的壮怀和自信横冲直撞；从八十年代以来，保守主义的激情则成为了瓷器店里新的大象。而这两次都是应对外在于政治体制的巨大浪潮为了生存不得不作出的调整。正如罗马凭借幸运和德性在平民的激动和元老院的迟缓的斗而不破中发展到了共和国的盛世，但是当机运到头、德性衰败之后，喀提林和西塞罗的冲突最终只能以走向帝制解决。这并不怪驱逐国王之后罗马人立的法不美，法律已经忠实履行了一切可能的任务，但是人的变数永远要更大。

2020年选举所揭示的真正的历史性的悲哀，远远不在于右翼的、保守主义的势力是否会再支配四年、八年、十二年，而是获取支配权的方式彻底改变了。当然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这一次可能发生了标志性的转变——这个转变已经在全美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成为了公共知识，谁也没有装相的理由了。当不论如何强调中间性、稳健性、“大帐篷”性、可当选性都无法赢得相应的奖励，而诉诸极端情绪乃至宗教（还有宗教式个人崇拜的）热忱则甚至摆脱了民主制在原则上许诺的基本的问责和调节机制的制约时，这个国家所有剩余未竟的政治就只剩下如何能拼凑出比对方多一二张选举人票而让自己这边的人从对方身上尽可能贪婪地吸一口血，那种把不同的人类天性编织在一起的政治技艺再也没有用武之地了。

城邦的衰败从柏拉图亲眼观察雅典帝国的衰败开始，到罗马帝国彻底败亡，始终是思想家讨论的重点，而这是一个无比沉重的话题，它迫使我们面对一种逃无可逃的灾难，而柏拉图用他的方式暗示给你，试图逆天改命挟山超海实非人力之所能及——既然败坏的过程已经开始，又哪里找一个足够好的人站到一块足够坚实的砥柱石上力挽狂澜呢？然而被命运注定走上这条漫长而痛苦的落日大道的，实际上只能是一个富强的、支配性的城邦，小弱之国实际上是没有能力做这一番挣扎的，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可以隔岸观火，反而更糟。当罗马发现从亚洲和埃及获得财富和粮食不仅比自己生产更划算，实际上也是提供足够的“面包和马戏”以把断裂裱糊到明天到唯一办法时，整个地中海世界在失去对这个文明的尊重的同时，也会被卷入伴随着漫长而痛苦的帝国迟暮的长期灾难中，直至跟罗马一起坠入中世纪——或者投靠萨珊波斯，甚至匈人。

这一切看起来令人惊讶地被写到了《理想国》第八卷关于任何一度正义的城邦——尤其是民主、自由、平等、宽容的城邦——由于人的灵魂中根深蒂固的问题而不可避免的衰亡和败坏的过程中，而我们几乎是眼睁睁在看着书中描述的一切正在发生——“心灵中的上述美德除空扫净，便为别的成分的进入准备了条件；当他们在一个灿烂辉煌的花冠游行的队伍中走在最前面，率领着傲慢、放纵、奢侈、无耻行进时，他们赞不绝口，称傲慢为有礼，放纵为自由，奢侈为慷慨，无耻为勇敢”（561e），以至于“僭主政治或许只能从民主政治发展而来。极端可怕的奴役，我（苏格拉底）认为是从极端的自由产生的。”（564a）《理想国》认为，民主制度的善的依据是自由，正因其自由，所有富有自由精神的人都爱到这里安家（562b）；然而对于自由的过分渴望、不受理性节制的对自由的追求，将会把使得“本想争取过分的极端自由的，缺不意落入了最严酷最痛苦的奴役之中。”（569c）

柏拉图实际上没有说（好吧，有争议；但是即使柏拉图这么说，我从自己的立场上也绝不会同意）自由本身是不好的或者不值得追求的，他从来说的是不理性的、不正义的、不节制的、颠倒错乱的是坏的。柏拉图只不过是在伯林、波普尔、哈耶克他们之前两千三百年指出了蕴涵在这种最美丽、最舒适、最适合让人恣意发挥的善背后潜藏的自我毁灭的危险。在人类的全部历史中，从来没有过比当今美国及其同类国家更加自由、多元、开放、宽容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因其无与伦比的绚烂缤纷而曾经令人不尽艳羡，却也使得珍爱自由的人在预见到它的凋亡时分外哀伤，哀伤之余陷入不知何去何从的惆怅。

皱白离情高处切，腻香愁态静中深。

眼随片片沿流去，恨满枝枝被雨淋。

总得苔遮犹慰意，若教泥污更伤心。

临轩一盏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绿阴。

——韩偓《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