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6 靠近医院，双腿就止不住颤抖|中国医护疫情后心理受创调查
野兽按：在中国大陆，2019年爆发的新冠疫情已了无痕迹，唯一的改变就是如今上街还需要戴上口罩。当初的惨烈当初的激愤当初说的要追责到底的声音都去哪了？真理部改写了历史，罪魁祸首成了救世主。如今，你想和周边的朋友重新提起新冠的话题，他们已不感兴趣，就如十七年前的北京非典已变成了一个历史名词。虽然知道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健忘的民族，但在这个网络时代，竟然忘记得如此之快，还是让我有些震惊。
好在中文媒体中还有一个端传媒，一直没有忘记。继“2019年冠状病毒疫情”专题之后，又推出了“被疫情改变的生活”持续跟踪报道。为端传媒同仁的专业和操守而鼓掌。
靠近医院，双腿就止不住颤抖：中国医护疫情后心理受创调查
幻觉、莫名哭泣、躯体疼痛、病人插管的画面不断出现在眼前，“真话不敢说，假话不想说”。
特约撰稿人 金其琪 发自香港
端传媒 2020-08-07
防护服漏了，病毒爬进身体……曹月（化名）从噩梦中惊醒，一身冷汗。尽管距疫情爆发已过去半年，失眠、噩梦仍旧困扰著这个20出头的武汉护士。另一位护士的梦里则经常出现病人插管的画面，因为感染了这个被命名为 Covid-19 的病毒，可以令重症病人犹如溺水般呼吸困难。一名医生只要靠近医院，双腿就止不住地颤抖。另一名年轻医生则在离开武汉几个月后，难以走出创伤，选择了自杀。
Covid-19疫情在中国前线医护中导致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下称“PTSD”）正在逐渐浮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潘明志（化名）透露，在一份不被允许公开的研究报告中，15%的前线医护在疫情高峰后约6个月出现了PTSD，而在SARS后，这一比例为10%（编注：系SARS三年后调查数据）。潘的团队从3月初进驻武汉，对近千名医护做心理辅导与调查，至今已追踪回访三次。
这是一种不能摊在阳光下讨论的痛苦。一位不愿具名的中科院人士向端传媒证实，因疫情太“敏感”，科研人员不管发表论文还是接受传媒采访，都要经过审批，不能擅自公开数据。
不过，早在2月就不断有中国医护在学术期刊发表相关论文。其中最早的调查时间是1月28日，即武汉封城之后5天，最晚为2月底，受访者包括武汉、湖北其他地区、湖南、广东、江苏、上海及全国31省的医护人员，最大调查规模为4369人。在武汉疫情发展的第一阶段，即最高峰期，这些论文为外界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端传媒翻阅十多篇关注中国前线医护在疫情中心理状态的学术论文，并采访十多位心理学家、精神科医生、社工等，试图还原过去半年，中国前线医护遭遇的、不被鼓励诉说的心理创伤。
“那种绝望感就像在地狱里”
“那种绝望感就像在地狱里。”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童俊这样形容1月到3月的武汉，医疗资源耗竭，医护人员与床位、防护物资都极度缺乏。“看著病人死，没有办法，这种打击是巨大的。”童俊是少数同时持有精神科医师与心理咨询师双重资格的资深医生，曾到美国加州退伍军人照护中心做战后心理创伤的进修，在疫情期间一直留守武汉。她所在的精神卫生中心主治精神疾病，但因为病床严重不足，就连这间医院的ICU都被改建成了负压隔离病房。和几乎所有武汉医生一样，她接到无数亲戚朋友的电话，拜托她帮忙找一个床位，但她毫无办法。急诊室门口，等不到床位而死去的人里，也有她医护同事的亲人。
武汉医生蔡小伟（化名）记得，1月，做肺部CT的病人几乎æ是不好的。“一种是正义的愤怒，确实看到了社会的不公，而为此感到愤怒。”这就是所谓“义愤填膺”。“它是让一个人的生命和社会前进的动力。”但是，如果长期压抑愤怒，看不到改变的可能，那即使是义愤，也会给人的生活带来负面的影响，转化为焦虑，乃至抑郁。
而数据未能呈现的，还有对死亡的恐惧。
目睹大量病人死亡、同行感染，给前线医护带来巨大冲击。蔡小伟回忆：“最开始，我们急诊室每天（产生）的尸体拖2个小时都拖不完，到最后，12个小时都拖不完。”
“吓的。”他说，“不是怕苦怕累，是怕死，怕残废。”
一直身处武汉的萧芳芳是一位社工，为十几名前线医护提供过心理支援。她说，医护人员由于长期的理性训练，尤其是急诊科、ICU的医护，比普通人抗压能力更强。但是，武汉的情况仍然使不少医护感到真实的恐惧。她曾接触一位急诊科的护士，“怕死，然后就开始各种东西都吃，进病房之前，保健品、营养品吃一大堆。”
即使在最恐怖的前三周过去后，援鄂医疗队已进入武汉，这种情绪仍在蔓延。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沙莎是国家层面应急小组专家组成员，在2月20日进入武汉，是第一批到达武汉的心理学专家。她说，当时北京队的防护几乎是最好的，但仍然会恐惧被感染，因为眼见的死亡率太高。“你也不知道这个疾病是什么程度，我们医疗队进入的第一周，基本上是来一个患者就过世一个。”
劳累导致的同行死亡也打击医护士气。2月28日，广西医疗队的护士梁小霞在武汉协和医院工作时昏迷，沙莎所在的北京医疗队对梁小霞进行了抢救，但梁小霞仍然昏迷不醒，直到90天后，在广西去世。此事对护士的冲击非常大。
“死亡离你特别近，你的战友又倒下了。那是不一样的。”沙莎说。
据中国医疗新媒体平台“丁香医生”不完全统计，已有至少3387名中国医护感染Covid-19，加上超时工作引发的过劳等原因，至少61名医护在工作前线去世。有医护向记者透露，仅武汉协和医院就有超过130名医护感染，而至今仍有过半数人未拿到因公感染的补助赔偿。
斯坦福大学精神病与行为科学临床副教授童慧琦曾越洋为武汉多家医院的医护做心理辅导：“我们需要意识到医护人员也是脆弱的，他们的生命也是宝贵的，他们也会恐惧。”
而恐惧，不过是前线医护经历创伤的第一步。
被动摇的职业信念：“觉得无论做什么也救不活病人”
进入3月，医护人员从早期的焦虑、恐惧逐渐转化为同情疲劳、麻木、职业倦怠乃至职业信念动摇。
医护人员以救死扶伤为职业信念，却要目睹他人死亡，束手无策，这种打击是巨大的。萧芳芳很早就留意到网上有医护嚎啕大哭的视频，她发现刚开始医护是很崩溃的，但后来，医护人员会主动选择“麻痺”自己，启动自我保护机制，以让自己继续救死扶伤。
“人有一个奇怪的机制，当你崩溃无效的时候，你就会自己去找理由把自己给弄上来。”萧芳芳说。为什么我们后来在网上看到的医生好像比较正能量了？“他必须正能量。给自己打鸡血，爱自己。”
而对医护来说，目睹他人死亡的冲击一方面比普通人要小，因为他们曾经见过，但又比普通人更大，因为救人是他们从事这一职业的意义。北京医疗队的心理学家沙莎说，因为死亡率太高，医护人员一度对自己的专业自信产生了动摇，“因为觉得无论做什么也救不活病人”。
中科院教授潘明志观察到的，则是强烈的无助感。“特别是在ICU工作的医护，他们感觉无能为力，这会影响医护的职业信念。”他曾参与SARS后医护的心理辅导，当时也有类似情况，但没有这么严重。“因为和SARS相比，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更多，持续时间更长。”
这种影响最大体现在年轻医护的身上。“可能我们做了很多的手段，这个病人还是去世了。有经验的人会比较容易接受。但年轻医护，就会对自己是不是要以医生、护士作为终身职业，产生困惑。”
长时间超负荷工作，令人身心俱疲。“很多医生在刚刚走入医学行业的时候是满腔热情，带著一种很崇高的使命感，但是，如果他的同情疲劳和职业倦怠没有处理好，这个空间就被消耗掉了，被过度使用了。”哀伤咨询师刘新宪说。
职业倦怠的最直接后果就是麻木，“他甚至会有点无所谓，甚至对病人产生反感，失去耐心。”更长远的后果，则是医护会离开这个行业。
刘新宪说，医护的社会支持是抵御职业倦怠的最大保护伞，这种支持来自公众、家庭和病患。但是，传染病的特殊性要求人的隔离。“他害怕传染给家人，不敢跟家人接触。”而医患关系也因为医疗资源的耗竭和挤兑一度非常恶劣。“很多病人都跪在地上求医生了，但是没有床位。”他说。医生蔡小伟也回忆，急诊科的医护每天被病人围住，“有的病人说你不许走，就把医生按在那里，说如果你再不给我看，我就把你的防护面罩都拉下来。”而当时的情况，连保安都叫不到，因为保安也没有防护，手机也不敢掏出来打电话，因为怕沾到病毒。
潘明志发现，武汉本地的医护比外地援鄂医护更容易产生职业倦怠。本地的许多第一批医护，从1月进入隔离病房，直到3月、4月才能休息。“他们本来就启动得早，后来援鄂的开始漌有一位医护同事在疫情期间，一走进医院就双腿会止不住地颤抖。“他无法面对，职业的耗竭和心理创伤很重。”
创伤蔓延的同时，应对创伤的心理支援也在进入武汉。多名心理学家告诉记者，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前，中国的灾后心理重建和PTSD应对几乎是零。12年过去，投放在灾后心理重建的资源和人力都有很大增长。武汉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童俊说，自3月起，武汉就开始招募志愿者，培训心理专业干部，走访不同的社区，主要针对民众心理健康的修复。国家卫建åsrcset='https://assets.matters.news/embed/6932fe03-5628-4721-bf20-c55384b5b399.jpeg'">
这种不能说话的压抑，不被认可的创伤，是心理学量表无法触及的部分。身处美国的童慧琦记得，她在1月就接到武汉医护朋友的物资求助，然而对方只敢私下对她说，不敢公开为医院要物资。“因为物资的匮乏和资源调配的不公，前线医护恐惧、愤怒，可是不敢表达，没有被鼓励表达。” 曾支援武汉客厅方舱医院的“社工伴行”发起人沈尹婧说：“他看上去是愤怒，但这只是表层情绪，他内心其实是受伤的。” 来自心理学家和社工的政策建议正在不断涌现，心理学家沙莎提出建立公共卫生应急队伍和专家库，包括心理资源，专为火灾、洪水等突发事件准备。社工萧芳芳向相关部门提议，更多省市向例如上海等地的医院学习，在全国范围内设立驻院社工，把对医护的心理支持常态化。哀伤咨询师刘新宪则提出，医院应购买职业倦怠和同情疲劳的评估量表，定期为医护做测量，以此为基础进行心理调适。他也认为，因疫情而产生心理创伤的医护，应该认定为工伤。不过，这些政策建议是否会被采纳，还是未知数。 就在武汉协和医院的护士张嬿婉从13楼跳下的当天，7月29日，童俊告诉端传媒，她原定几日后要去协和医院给感染科的医护做心理辅导。 “那您的讲座会讲到这件事吗？她的同事不知道会不会有新的受创感？” 童俊没有回答端传媒的追问。自杀事件的原因至今未明，有张嬿婉的同事对中国大陆一家媒体表示，医院高层窗户向来只是半开，是为防病人自杀，可见张嬿婉死志坚决。这篇报导刊出后不久即被删除。自杀事件的即时新闻报导在当晚一度占据两条微博热搜，阅读量破亿，然而仅仅一夜过去，热搜榜就重新被明星综艺占据，只剩下零星的讨论：“为什么删热搜？我们不能让这件事被忘记！”。 尾声 四月起，蔡小伟摘下了口罩，他说自己仍会在工作中尽医生的职责，把该做的事做好。身边几乎没有人再谈论那场瘟疫，一切像是没发生过。然而夜里，他总是睡不著，因为不能说出口的愤怒。以这种心态工作下去，“如果说完全没有影响，是不可能的”。 蔡小伟引用了诗人邵燕祥的一句诗表达自己：“我们曾经被欺骗，我们也曾经互相欺骗。我们不能再欺骗后人了。” 感谢镜子、黄山、梁启智对本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