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今天在端传媒上读《邓聿文：中共未来五年对台确立新模式？》，意识到这两年已经读了许多篇邓先生的文章，今天要了解一下他。

维基百科说：邓聿文（1968年3月16日－），男，江西新余人，记者、作家、评论员，著有《幸福的权利》、《中国必须赢》、《中国经济大突围》、《最后的极权》等，曾是中共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副编审，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访问学者。2012年曾经撰写长文《胡温的政治遗产》，对胡温执政的十年进行过批评。2013年3月，邓聿文在英国《金融时报》公开撰文《中国应该抛弃朝鲜》评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朝鲜的现行政策，提出丢弃朝鲜，不久之后，其在学习时报的职务被停。2018年，邓聿文在《纽约时报》发表《给习近平的七个忠告》。2020年7月，邓聿文在中国历史与未来网站，发表长文《中国国家主义的兴起、习近平政权的过渡性及美国的应对》。

先谷歌《中国国家主义的兴起、习近平政权的过渡性及美国的应对》，发现“中国历史与未来”网站竟然打不开？于是转为谷歌《胡温的政治遗产》一文，在中国人权双周刊上找到了，看完此篇文章，竟然发现该文是转自财经网（2012年9月2日），也可见胡温时代的言论空间比习时代大了好几个量级。

不甘心看不到邓先生的长文，猛然想起还有网页快照这回事，成功取阅《中国国家主义的兴起、习近平政权的过渡性及美国的应对》一文。文章太长，就回复到此篇文章的评论里。分享给诸位网友。

胡温的政治遗产

邓聿文

从2002年到2012年的10年，是胡温执政的10年。这10年无论于中国还是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在一个时代行将结束之际，如何评价它所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后世的遗产，既不溢美，亦不诿过，考验着我们的良知和判断。

胡锦涛总书记在“7.23”讲话中谈到未来的发展时，强调，我们必须毫不动摇走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解放思想始终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改革开放始终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我们必须毫不动摇推进改革开放，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信心百倍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

这段话语虽然是对未来的一个告诫，但实际上也可把它看作是这10年发展经验的一个总结。中国共产党讲究历史，评价一个时代，亦需要我们有历史感的。所谓历史感，也即从历史的大视角，从看待一个时代发生的变化。这样得出的结论，才可能不被某些表面的现象所迷惑，而真正经得起历史逻辑的检验。

对胡温执政的10年，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三个时间维度中去评价。这三个维度是，近代、建国和改革开放，这10年则分别占三个时间维度的1/10、1/6、1/3。

晚清以降，中华帝国已进入到它的垂暮之年，在和新兴的充满张力的异质文明的首次全面竞争中败北，保种自强成了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任务。1949年，新中国成立，保种的任务算是完成，自强则真正刚刚开始。及至改革开放，由于前30年一系列不正常的政治运动和冷战的国际环境，当中国再次争眼看世界时，又面临一个“开除球籍”的问题，融入世界实质是融入西方作为一个急迫问题于是被提出来。

从这个简短的说明中可以看出，虽然上述三个维度面临的具体环境、任务和目标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或者有一条共同的主线贯穿其中，这就是，从中国争眼看世界起，追求民族独立与国家强盛以及现代化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使命。只不过，近代以来的现代化是一种被动的现代化，到建国后，才有能力实行一种自觉的追求。再到改革开放，现代化的学习目标则从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向资本主义的西方。

就这条主线而言，胡温执政的10年是上述三个维度的延续。应该说，在这10年裡，国强的目标已经实现。当下中国在世界所处之地位，可谓千年未有。对现代化的追求，也比这三个维度更加自觉和自主，中国力争在现代化的西方模式外，探索一条有着中国特色、带着中国印痕的现代化之路。

西方的现代化，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自然发展起来的，到中国开启现代化时，它已经发展了二、三百年。中国则是在和西方文明的碰撞与学习中，直接从一种传统的农耕文明和生产方式裹挟进现代化（近代化）的洪流中的，现代化的主要目标是图强。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一个被动的转型过程，这个转型至今还未完成。不过，与前述三个维度比，在最近10年，转型的速度在加快，特点更明显，对现代化所追求的内容与目标也更加自觉。同时，本10年还有一个特点不能不提，这就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及以网络为依托的新媒体的出现，其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生态，极大地催生和提升了大众的民权意识，从而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控制与治理构成了挑战。总的来讲，执政党和政府主要是基层政府在这种变革面前，还不适应，还在用一些前现代的管理手段和方式来应对日益增加的权利要求。这是当前社会问题和群体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

所以，从上述三个时间维度来评价这10年，可以说，成就非常巨大，但问题也不少。这看上去像是老生常谈，但却是实事求是的评价。需要指出的，成就的背面乃是问题，它们不可分离。具体而言，这10年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发展将产生较大影响的成就主要有：

一是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开始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贫困人口继续下降。10年前，中国GDP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在世界排名第六，10年后的今天，中国 GDP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从20002年的1000美元达到2011年的5414美元，贫困人口下降到1.2亿。中国成为世界老二的意义并不在于经济总量和人均GDP的大幅增长，而在于，它成功地恢复了一个古老大国的自信，为顺利实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是新的发展理念的提出。这10年，以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和谐为代表的新的发展理念的提出，为中国社会的转型提供了指导思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它有力地回答了实现什麽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时代命题，由此造就了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同时，它也说明，中共是能够与时俱进，反映时代的要求，指导时代发展的。

三是政务公开有了初步推进，阳光政府建设开始破题。现代政府是一个公开、透明的政府，只有政府的信息和决策过程公开透明，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决策错误和官员腐败，拉近与民众的距离，使各社会主体预期到政府的行为，建设一个清明政府和清明政治。尤其就政府在中国社会所起的作用而言，公开透明非常重要。在这10年，以非典疫情的公开为始，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为标志，以政府预算公开为常态，以新媒体的发展为倒逼机制，政府行为的公开化有了一定进步。

四是入世锁定了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从此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的封闭之中。加入WTO虽然不是这10年的事情，但在此10年裡，坚持开放和履行承诺，使中国走向了一条开放不归路，更好地融入世界，吸取西方的先进文化，亦是我们百年现代化的目标。

五是社会建设取得初步成效。以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和救助等为主的社会建设直接与民生切实相关。它也是改善收入分配、缓解贫福差距，促进经济发展以及建立内需主导型社会的需要。在这10年裡，虽然经济建设还是各项工作的中心，但社会建设有了长足进步，如取消农业税、免除学杂费，建立义务教育，取消药品加价，并建立了虽然低水平却是广覆盖的社保体系，从而极大改善了民生。

六是城市化进程有了快速发展。城市化不仅对中国有现实的经济意义，它还是中国今后20年经济增长的主要保障，此外，城市化也会改变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后者的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所以，中国转型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由农耕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由农村转向城市，而这是需要通过城市化来完成。在这10年，城市化以每年1个多百分点的速度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被裹入到市场和城市文明的辐射中，致使城市化率首次超过50%，完成了中国从乡村城市的转变。

七是提出了关于国际秩序的理念和主张，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空前增强。作为这10年综合实力和发展成果的一个自然向外投射，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在本10年裡有了进一步增强与扩散。“中国模式”的提出，G2格局的讨论，以及国际机构中中国权重的提高和中国声音的壮大，都可以看作是国际地位上升的表现。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也要有自己关于国际新秩序的理念和主张。中国在后一方面提出了和谐世界的发展理念，并为此而努力，使中国成为一支追求国际和平与发展、主持国际正义的重要力量。

如前所述，成就的背后也是问题。胡温执政的这10年，其成就为中国未来的发展与进步奠定了一个好的物质基础，并尝试了一些制度改善，但亦有很多事情或问题因受各种条件的钳制而未能完成和解决，只能留给继任者去努力。下文对此进行阐释。

上文从历史的维度阐述了胡温执政10年所取得的成就。总的来说，在这10年裡，中国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和进步。然而，正如上文开头所说，成就的背后也意味着问题。如果不讳言的话，这10年同样滋生或製造了巨大的问题，甚至问题比成绩还多。从中共自身来说，最大的也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中共在带领人民走向总体小康和富裕的同时，由于未能解决在这一过程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愈益严重的腐化，以及进行有效的社会整合和满足民众对还权于民的需要，致使中共自身面临着统治的合法性危机。

除此外，从中国的现代化角度考量，胡温10年至少在以下问题和事情上未能取得进展，甚至某种程度上还有后退。这些问题包括，经济结构的调整未有大的进展，内需主导型的社会还未形成；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桉未能出台，收入差距还在拉大；房地产的调控虽然进行了几轮，但效果迄今不是很明显；社保体系和制度儘管建立，但还处于低水平；户籍改革未能与公共服务剥离，导致城市化虽然快速推进，但农民工仍被堵在城市之外；人口老化严重，人口政策滞后于社会现实；环境污染未见根本好转，生态文明建设有待破题；教育行政化日趋严重，教育思想需要根本变革；科研虽然取得了一批重大成果，但基础研究和原创成果较少；社会道德体系正在瓦解，核心价值观缺失；社会分化和固化加剧，官民矛盾凸显，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治理能力还很低下；未能有效培育和壮大一个中产阶层，等等。下面择其要者分析之。

第一大问题，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消费社会的建立上，未能取得实质突破。本10年虽然经济总量成功进二，但这是在经济结构扭曲和粗放发展的基础上取得的，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无法抵御外部经济的变动，对长期发展构成损害。必须从过度依赖投资、出口和资源消耗转向在创新基础上的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发展，解决经济内部的再平衡问题。然而，受制于包括地方在内的利益集团的牵制，这10年在该方面做得很不够，特别是金融危机后，为保增长，放鬆了转方式，调结构的要求。

第二大问题，未能有效涵养、培育和壮大中产阶层。现代国家的发展证明，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和繁荣的基石。但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是需要一系列条件的，尤其是社会要形成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阶层结构，国家在收入、住房、社保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就须有利于中产阶层的发展。在这10年，受益于经济增长，从收入角度看，中产阶层的人数有所扩大，但中产阶层的人数增长，远落后于经济增速，原因在于，这10年未能建立起有效培育中产阶层的机制。例如，收入分配改革迟迟不能推进，致使贫富差距的状况无法得到改善，低收入者很难上升到中产阶层；高房价更是吞噬人们的消费能力，使人们难以过上中产阶层的体面生活；一跌再跌的股市，将很多人套牢，不仅未能取得财产性收入，也打破人们的中产之梦。这样的例子很多，而在上述诸方面，国家原不本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第三大问题，户籍鸿沟仍然存在，城乡差距仍在扩大。户籍曾是国家控制人民尤其是农民自由流动的最主要手段。本10年p>

然而，对稳增长不能做机械理解，把它变成不惜一切代价，确保经济增速不下降的政绩工程ï²¡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分歧在于，实行什麽样的民主，如何实行民主。胡在「7.23」讲话中，基本回避了民主的内容，或者把它作为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而突出了民主的实现形式。可以说，这是中共在考察世界各国的民主和中国现阶段的情况后作出的选择。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最保险同时最讨巧的做法。因为不管世界上每个国家实行什麽样的民主，从民主的历史经验看，优良民主总是与法治联系在一起的，是法制保障下的民主。中共选择依法推进民主，不能说它有错，与世界的民主潮流不合拍。

从民主与法治的内在关系看，一般来说，民主具有天然性、扩张性的特点，也即人们天性中具有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大家的事情大家做主的倾向，这样就会使得民主的发展具有无限放大或无序化的趋向，容易导致无政府主义。法治则具有人为性、内敛性的特点，也即法治是人为了压抑或限制人的天性当中的某些东西而发明出来的，是针对某些失范现象和无序现象所具有的一种规范性和约束性。从这一角度看，没有法治，公民的政治参与就有可能破坏社会稳定，民主进程就有可能导致秩序的失控。明白了民主与法治之间这种具有明显互补性的特点，实行民主就非得紧密结合法治不可。

另一方面，那些现阶段被认为是只有民主才能解决的问题，仔细考察，虽然其有民主不足的因素在内，但其实把它们归为法治缺失更恰当。换言之，是法治的不到位导致问题产生并日积月累，也因此，它们完全可以在法治的框架内予以解决。为什麽这麽讲？民主的一个要义就是约束政府权力，这也是中国目前实行民主最主要的目的。因为政府的权力过大且不受制约，是当前很多问题产生的根子，而要约束政府的权力，把它关进笼子里，并非一定要实行民主不可，严格法制也可做到。也就是说，民主不是限权的必然条件。如果真正按照法治的要求管理社会，规范政府的行为，实现权力运行的法治化，解决政府不依法行政、依法决策、依法管理的问题，那麽，很多由政府权力过大而导致的矛盾和冲突就会大大减少，这是中共在现阶段选择法治优先的民主发展之路的原因所在。

事实上，理论而言，民主不仅要依法而行，法治本身就是民主的一个组成部分。民主的本义是要实现主权在民，而宪法和法律对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就谈不上民主。所以，法治是内含于民主的。但这里的问题在于，中共能保证依法管理社会，约束政府吗？显然，从中共自身来看，它认为是可以做到的。

要保证中共和政府受到法律的制约，就必须使宪法和法律成为国家公共生活的最高权威，任何个人和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必须服从法律的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法治的实质意义。这样一种法治，从各国的经验来看，只有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才能真正实行。这乃是民众为什麽要求中国实行民主实质是选举民主的原因所在。由此看来，中共和民众在实行什麽样的民主上，是存在认知差距的。

客观而言，全民直选的选举民主不是中国急需推进的民主。因为选举民主固然是民主的最好体现，但它需要一系列前置条件，如国民的文化和素质相对较高，社会贫富分化不是很严峻，不存在严重的分离主义势力，民众有一定的民主训练，建立了一定的规则意识，等等。可今天这些条件中国都还缺乏。以两极分化为例，民主诚然可以通过投票改变公共政策来缩小贫富差距，然而，在社会分化已经非常严重、民众仇富仇官情绪非常强烈的情况下，贸然进行全民直选，可能会给社会带来溷乱甚至灾难。因为这个时候被民众选上台执掌国家权柄的，极可能是那些蛊惑人心的极端民粹者，他们可以借民主办到一切，可以把民主变成一切，却惟独没有真正的民主。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选举民主不宜在现阶段贸然推行，仅仅指的是全民直选，并不表示在基层甚至在县级政权层次不可进行民主选举政府领导人。相反，在基层，应该大力推行选举民主，以遏制日益膨胀的基层官员权力。此外，要在当前发展依法的民主政治，同时建设民主的法治国家，当务之急是拓展人民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的各种渠道，向民众开放决策过程，将不同群体的利益博弈机制纳入政府决策，建立起民众表达政府回应机制。

民主化和政治改革是中国必须迈出的一道难关。这一重任只能留待继任者去解决。从策略上考虑，继任者两年后开启政改的步伐，是最稳妥的做法。一来是因为，在这两年里，相比于政改，稳定经济是一个更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经济不稳，开启政改的风险也更大；二来是因为继任者接掌权柄后，也需要花费一定时间来处理权力交接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复杂的利益，即需要一个稳定期。如果继任者掌权伊始，就推出自己的政改主张，另行一套，是不合乎中国政治的传统的，必然会引起前任势力的反弹，因此，需要一个过渡期来摆平各种关系和牵制。但是，如果像一些人主张的那样，5年后再推行政改，也不好。一些人根据中国政治五年周期的特点，认为新任领导人在完成自己的第一个任期后，因为存在着历史定位的问题，所以那时候推出政改，是最合适的。这样做于继任者可能是最保险，但从社会考虑，在目前社会矛盾非常大，民众对政改充满期待的情况下，公众未必有五年的耐心来等待。

再过一个月，胡温的使命将结束。继任者如何接过胡温的遗产，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推进和完成胡温未竟的任务，将是重大考验。

转自财经网， 2012-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