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與華人社會青年的對談中,發現大家對於華社都想以香港的國際化為目標,不過大家都有盲區。在香港尚未有民主及完全自由的城市,國際化的性質或本質是什麼。其實是需要說清楚的。

中層人士及上層的國際化

我們今時今日說的中層人士,是透過至八年代經濟上揚的紅利,才產生的。這其實是一個短暫的時期(1985-2017年,數一下只有三十多年)。

沒錯,有為數不少的香港人,在英美受教育,有人假定了他們就是英美精神的承襲者,不過,有幾個誤會,一,即使是港英政府精心培養的精英,如梁受詩,都改變為中共的買辦。其二,過往在高端服務業,香港學子佔了優勢的行業,如律師,會計,都因為服務業向北接觸,而偏受在內地出生的人,他們可以為公司帶來人脈,關係,官方的信任,及減省成本的效益。香港土生人是否構築到與國際價值及商業接軌的狀況,除內地的經濟發展及地緣政治,應該有所取代。

意外得來的國際化

香港是在亞洲唯一一個自由港,自由港是什麼一樣東西呢,例如二戰中,英國對日本打仗了,在敵對狀態下,英國不可以直接買賣敵方任何物品。法理上,英國是可以在香港對敵人日本政府及企業買賣。我們假設,如果日本不佔香港,日本仍然有石油供應,他們就不會發窮惡,也許大東亞共榮團的擴張,乃至歷史中國共內戰,國府的失敗進入台灣不可能發生(回歸祖國的口號,陳儀的國府的良治。是謊言)。說另一個自由港例子,韓戰期間,英方對敵方是中共政權及北韓,霍英東家族卻可以在香港自由港的法律保護下,提供中共資源,提供軍事用品的協助,香港自由港及國際化的地緣價值,非同一般,但是,上述的例子說明,這樣的國際化出自於效益考慮,商業考慮,當下的國際化,與文化及法治,愈來愈沒有關係了。香港的國際化是有限的,甚至根本說不上。

為何不能說是國際化呢

一,港人的視野沒錯,是英美的視野,卻純粹是出於商業經濟性,企管性及技術性。我們西歐讀無關商業的當西,是會被香港人看不起的,甚至香港大學都看不起西歐學院出來的人。在文化上,香港仍然沒有被政府重視,供養的巴洛克古樂團,仍然沒有被重視供養的歌劇團。香港的文學環境很困窘。國際視野是經濟性性的,要一個香港人知道中亞有多少國家,或知道低地戰爭如何令歐洲走向資本主義及近代價值的建立。我相信香港人無意深究,而現在所有的普世價值卻是植根於上述種種。要理清普世價值的遺產至於珍視,根本上難以企及,

二,香港人擁抱的不是歐洲價值,而是英國的孤立主義,實用主義,普世價值的是掛在口邊的東西,會討論這些東西的內涵,那最厲害的不就是用《正義論》。在香港哲學的發長史上,喜好以英美道德哲學作起點。西方價值的了解及建構欠缺一份完整的疏理。

而我看,缺乏國際觀的不單是台灣,香港也是,因為價值討論起點及材料都欠缺(只有經驗主義),說不上是有國際觀,英方殖民制度,中央用之,很快改變成中國治理式的體系。香港人不理解程序公義的含意 : 香港人認為,西方價值鑲嵌於西方管理之中,從過往承襲下來的西方系統,就有不同於內地的治理方式。然而,香港的官僚操作正正是殖民人治操作的後果,而非建立在西方價值之上,相反,英國是以實務主義原則來建立一套管理民眾的系統,而且英國預設華人在被管理的過程中,會因為中國的形勢,會有不斷反抗英國管治的理由及可能。

香港的問題,是典型華社的問題。英國採取了於殖民政府安放士紳(如馬來西亞安放清朝代表,香港安放華人上層階級及原住民仕神代表),要利用士紳管轄「大眾」,那當然需要欠缺思考的人民,及欠缺思考的政策。舉居住問題,殖民時期的處理欠缺國際視野,美國在1949年就提出住房法,為生活在貧民窟中貧民窟的低收入家庭,提供了在健康環境中建造體面房屋的前景,而早於1950年,日本就大興土木以Danchi (団地),以政府主導的大型公寓樓或房屋群解決戰後人民生活質素的問題,也大大地促進了1960年的工業化及繁榮盛景。從公營房屋來看,殖民地政府有國際觀欠缺的問題。對比起日本,香港城市轉型及市政的失敗也突顯了香港殖民地式政府的限制。而在這十年的政治事年中,政府的官民互動中,更突出官僚人員於西歐哲理,公共管理,公民精神,市政透明,審議民主,人權深層意義的不了解。

香港的金融中心可以被取代的條件

香港國際金融地位只是一種宣傳,亞太總部設在這裡,只是因為英美法系及地理位置是可以容許香港的營商環境。同是英國管理過,或是有連繫的新加坡,澳洲,紐西蘭,但是為什麼就不可能取代香港呢 ? 有人歸因於香港是一個可以讓中國的熱錢走得快的地方,其實在當前的經濟環境中,理據並不足夠。國際化往往是受地緣政治因素,或甚至是當前公共衛生危機,及連帶一系列的問題所影響。香港的金融中心的地位還是可以被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