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潛、蔣夢麟筆下的學運(上)
引言
閱讀朱光潛《給青年的十二封信》、蔣夢麟《西潮》，我有一個意外的收穫，那就是：清朝末年至1927年國民黨北伐成功這段期間，他們對學生運動的見証。二人的記錄，非常難得！除了為我們後人留下一些歷史記錄，也提供我們另一個視角與說法。
如果是透過魯迅、許廣平、林語堂、傅斯年、羅家倫等人的文章，去了解五四運動、1925年318事件，以及發生在個別學校的抗議風潮，我們看到的是學生那邊的行動、政府當局事前的惡行惡狀，以及事後的鎮壓行動，比較不容易見到教師、校長、社會人士對學運的觀察及介入行動。
朱光潛寫作《給青年的十二封信》時，是以一名留學國外的知識分子的視角，略論中國的學運、一些參與其中的知識人；蔣夢麟則是以學校高層(他當過主任、校長)的視角，描述、分析自己親身經歷的學運，二人的描述與分析，能讓我們更深入了解當時的學運。
朱光潛筆下的學運
朱光潛對學運的觀察與評語，主要在〈談中學生與社會運動〉。他不反對學生關心國家大事，相當認同蔡元培的名言「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然而，他發現：當時一些學生為了策劃、執行抗爭行動，將學業放到一邊，引發人們的反感。許多人對那些學生的態度及作法，不僅不贊同，還引以為憂，私下議論紛紛。朱光潛說：「凡遇學潮發生，你走到一個店鋪裡，或是坐在一個校務會議席上，你定會發現大家所竊竊私語，引為深憂的都不外『學生不讀書，而好鬧事』一類的話」，雖然這段話旨在表達個人想法，無意中卻將時人對學運的負面觀感記錄下來。
當時一些倡導革命、從事社運，以及力挺學運的教師、學者、知識人，讓朱光潛相當不以為然，他雖然沒有指名道姓批判，仍然用幾個段落揭露這些人空口談革命的心理：
所謂救國，並非空口談革命所可了事。我們跟著社會運動家喊『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力已竭，聲已嘶了。而軍閥淫威既未稍減，帝國主義的勢力也還在擴張。朋友，空口吶喊大概有些靠不住吧？北方人奚落南方人，往往說南方人打架，雙方都站在自家門裡磨拳擦掌對罵，你說『你來，我要打殺你這個雜種！』我說『我要送你這條狗命見閻王』結果半拳不揮，一鬨而散。住在租界談革命的人，不也是這種空擺威風嗎？
對於學生、知識人普遍的士大夫心態，以及民眾對上述人等的不信任與抗拒之情，朱光潛不但察覺，而且毫不留情地說道：
現在一般青年的心理大半都還沒有根本改變。學生們自成一種特殊階級，把社會看成待我改造的階級。這種學者的架子早已禦人於千里之外，還談什麼社會運動？你儘管說運動，社會卻不敢高攀，受你的運動。這不是近幾年的情形麼？
老實說，社會已經把你我看成眼中釘了。這並非完全是社會的過處。現在一般學生，有幾個人配談革命？吞剝捐款聚賭宿娼的是否沒充過代表，赴過大會？勾結紳士政客以搗亂學校的是否沒曾談過教育尊嚴？向日本政府立誓感恩以分潤庚子賠款的，是否沒曾喊過打倒帝國主義？
其實，社會還算是客氣，他們如要提筆寫學生罪狀，怕沒有材料嗎？你也許說，任何團體都有少數敗類，不能讓全體替少數人負過。但是青年人都有過於自尊的幻覺，在你談愛國革命以前，你總應該默誦幾聲『君子求諸己』！
朱光潛寫作《給青年的十二封信》，目的在鼓勵讀者(主要是中學生)積極進取，因此沒有描述學運場面，也沒有分析學運成因及過程，相形之下，蔣夢麟《西潮》的敘述及分析就精細許多。
蔣夢麟筆下的清末民初學運
一提到民國初年的學運，不是專研中國近現代史的我們，往往馬上想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釀成318慘案的學生運動，或是1927年後反國民黨當局的那些學生運動，如：要求蔣介石停止剿共、要求抗日、反國共內戰。其實，中國的學運早在清末出現，學生有時為了抗議學校推行某項措施，或是與校內教職員發生衝突，卻得不到校方公正裁決時，他們會起來請願，情況嚴重者，不惜罷課，甚至串聯起來集體退學，不畏校方威脅。
蔣夢麟在《西潮》第六章「繼續就學」，提到自己親眼目睹並參與的一場學運，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我在這個文化城中瞎打瞎撞，進了一所非常落伍的學校。校長是位木匠出身的美國傳教士。我以為在這所教會學校裡，至少可以學好英文。事實上卻大謬不然。這位傳教士抱著一股宗教熱忱來到中國，在主持這所教會學校之前，曾經在我的故鄉紹興府傳過教。因為他只教《聖經》，我也摸不清他肚子裡究竟有多少學問。在我們學生的心目中，士、農、工、商，士為首。對木匠出身的人多少有點輕視。我的英文教師更是俗不可耐的人物。他入教不久，靈魂也許已經得救，但是那張嘴卻很夠他進拔舌地獄。我為了找位英文好教師，曾經一再轉學，結果總使我大失所望。……(略)……校園之內唯一像樣的建築是禮拜堂和校長官舍。學生則住在鴿籠一樣的土房裡，上課有時在這些宿舍裡，有時在那間破破爛爛的飯廳裡。
大概是出於好奇吧，學生們常常喜歡到校長官舍附近去散步。校長不高興學生走近他的住宅，不速之客常常被攆出來。有一次，一位強悍的學生說什麼也不肯走開，結果與一位路過的教員發生衝突。
圍觀的人漸聚漸多。那位學生說先生摑他耳光，同時放聲大哭，希望引起群眾的同情。這場紛擾遂即像野火一樣波及全校。學生會多數決議，要求校長立即開革那位打人的教員。校長斷然拒絕學生的要求，群眾的情緒愈漲愈高。校長冷然告訴學生說：如果他們不喜歡這個學校，就請他們捲舖。不到兩個小時，全體學生都跑光了。
我所受的教會學校教育就此結束。但是我毫不後悔，我巴不得早一天離開這個學校。
從關心被打的同校學生，到斷然離開學校，一去不返，這就是蔣夢麟參與整場學運的經過。他還提到另外兩件發生在上海南洋公學、浙江省立高等學堂的學潮，說：
一年以前，上海南洋公學首先發生學潮。一位學生放了一瓶墨水在教授的坐椅上，教授不注意一屁股坐了上去，弄得滿身墨跡。教授盛怒之下報告了校長，接著幾個嫌疑較大的學生被開除。這引起了學生會和學校當局之間的衝突，學生會方面還有許多教授的支持。結果全體學生離開學校。
浙江省立高等學堂接著起了風潮，起因是一位學生與來校視察巡撫的一名轎夫發生齟齬，結果全校罷課，學生集體離開學校。類似的事件相繼在其他學校生，卒使許多學府絃歌中輟。學潮並且迅速蔓延到全國。
從清末到辛亥革命，清帝國境內的新式學堂、教會學校，以及留日學生就讀的學校(在日本境內)，爆發過幾場學運，只是大多數是針對學校當局，而非藉著學運去引發更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或是掀起一場意在顛覆現有政權的革命行動。
蔣夢麟在《西潮》第十五章「北京大學和學生運動」提到，1902年上海南洋公學發生罷學風波，往後幾年，一些學校也發生了學運，但逐漸變質，失去原初反抗校方威權、專制的精神。，淪為「對付學校廚子的『飯廳風潮』」，也就是學生多半為了校內的伙食問題，以及自身與校內廚師、職工、老師等發生人際方面的衝突，憤而糾結同道，引發學運。不過，對於清末學生展現在學潮的反抗精神，他仍抱持肯定，認為學生的反抗精神轉移到革命思想及革命活動，是推翻滿清能夠成功的一大原因。
清末，民眾對這些學潮的態度，似乎滿兩極化，蔣夢麟說：「思想較新的人同情罷課的學生，斥責學校當局過於專制；思想守舊的人則同情學校當局，嚴詞譴責學生」。至於清末民初學運盛行的主因，他認為是「受了十八世紀以自由、平等、博愛為口號的法國政治思想的影響，同時青年們認為中國的遲遲沒有進步，因而召致外國侵略，應由清廷負其咎，因此掀起學潮表示反抗」
蔣夢麟在《西潮》第十五章「北京大學和學生運動」，敘述北大學生在1919年5月4日舉行街頭遊行示威的原因、遊行動向，以及上海各校學生的響應活動──發起罷課活動聲援北大被捕學生，並遊說商店罷市，也策動工人罷工。這個部分，蔣夢麟寫的很平板，沒有什麼獨特的見解，也沒有什麼個人經驗談，唯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蔣夢麟轉述了北大校長蔡元培對學運的憂慮。蔡元培說：「今後將不易維持紀律，因為學生們很可能為勝利而陶醉。他們既然嘗到權力的滋味，以後他們的慾望恐怕難以滿足了」，蔡元培卸下北大校長之前，對學運的憂慮之言，日後果然應驗，不僅北大校內爆發了史上有名的北大講義事件，之後還發生抗議學生圍困校長事件，以及在中國近代史、文學史都赫赫有名的318慘案。
礙於有限篇幅，我們的歷史課本，及坊間的中國近現代史，大多沒有詳細說明五四運動以後的學運，也沒有幾本書評論這些大小學運對中國社會造成的衝擊，幸好有魯迅、胡適、蔣夢麟等人以日記、書信、回憶錄、文學作品等方式，留下見證。
關於學運興盛以後，學生普遍心態，尤其是那些具有全國影響力的北大學生，蔣夢麟在《西潮》第十六章「擾攘不安的歲月」寫道：
蔡校長和胡適之(胡適)他們料得不錯，學生們在『五四』勝利之後，果然為成功之酒陶醉了。這不是蔡校長的力量，或者國內的任何力量所能阻止的，因為不滿的情緒已經在中國的政治、社會、和知識的土壤上長得根深柢固。學校裡的學生竟然取代了學校當局聘請或解聘教員的權力。如果所求不遂，他們就罷課鬧事。教員如果考試嚴格或者贊成嚴格一點的紀律，學生就馬上罷課反對他們。他們要求學校津貼春假中的旅行費用，要求津貼學生活動的經費，要求免費發給講義。總之，他們向學校予取予求，但是從來不考慮對學校的義務。他們沉醉於權力，自私到極點。有人一提到『校規』他們就會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齒，隨時準備揍人。
之後，他舉了兩件親身經歷，一件是史上有名的北大講義事件，另一件則是他被抗議學生圍困而無法自由行動的慘痛經過。蔣夢麟筆下的北大講義事件，事件經過是這樣的：
有一次，北大的評議會通過一項辦法，規定學生必須繳講義費。這可威脅到他們的荷包了。數百學生馬上集合示威，反對此項規定。蔡校長趕到現場，告訴他們，必須服從學校規則。學生們卻把他的話當耳邊風。群眾湧進教室和辦公室，要找主張這條「可惡的」規定的人算賬。蔡校長告訴他們，講義費的規定應由他單獨負責。
『你們這班懦夫！』他很氣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捲到肘子以上，兩隻拳頭不斷在空中搖晃。『有膽的就請站出來與我決鬥。如果你們哪一個敢碰一個教員，我就揍他。』
群眾漸漸散去，他也回到了辦公室。門外仍舊聚著五十名左右的學生，要求取消講義費的規定。走廊上擠滿了好奇的圍觀者，事情成了僵局。後來教務長顧孟餘先生答應考慮延期收費，才算把事情解決。所謂延期，自然是無限期延擱。這就是當時全國所知的北大講義風潮。
閱讀《西潮》至此，我感到難以置信，「使用講義不付錢」這種佔便宜的事，竟然可以作為抗爭訴求？隨即領悟：學運，到底只是一個中性的名詞，不必然出自正義、無私、愛國等高貴情操，也可以發端於自私自私、不負責任、欺弱畏強等的心靈。
蔣夢麟接任北大校長後，有一次因拒絕學生的要求，成為校內學生的抗議對象，並遭到圍困。對於這件事，他的回憶是：
一群學生關起學校大門，把我關在辦公室。胡適之先生打電話給我，問我願不願意找警察來解圍，但是我謝絕了。大門關閉了近兩小時。那些下課後要回家的人在裡面吵著要出去，在門外準備來上課的人則吵著要進來。群眾領袖無法應付他們自己同學的抗議，最後只好打開大門。我走出辦公室時，後面跟著一、二十人，隨跟隨罵著。我回過頭來時，發現有幾個學生緊釘在我背後。北大評議會決定開除我所能記得的人，以及後來查出的鬧事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