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夢麟筆下的318慘案

1926年3月18日北京發生了一場規模浩大的屠殺。當時主政的段祺瑞，為了驅散包圍執政府的示威群眾，下令軍警開槍射殺群眾，造成數百人傷亡。事後，當局認定，遊行之所以演變成暴亂行為，是因有心人士刻意煽動造成，因而通緝李大釗、徐謙、易培基、李石曾、顧孟餘五人，並將蔣夢麟、魯迅、朱家驊等幾十人列入黑名單，隨時發起逮捕行動。

對於這場結合學運、工運的示威活動，蔣夢麟在《西潮》第十六章「擾攘不安的歲月」明快地描述這場政治運動(也可以算「學運」)的時代背景、工運學運兩道人士合流的經過，以及學生普遍的心態。他是這樣描述學生的普遍心態及這場政治運動的時代背景：

學生們所選擇的攻擊目標，常常是政府無法解決，或者未能圓滿解決的國際問題。因此，他們常常能獲得國人的同情；他們的力量也就在此。中日之間的「事件」日漸增多以後，學生的示威遊行常常被日本人解釋為反日運動。糾紛的根源在於二十一條要求和凡爾賽條約所引起的山東問題。…(略)…學生們決定奮起作戰，起先是遊行、示威、罷課和抵制日貨，接著就轉而攻擊北京政府，因為他們認為一切毛病都出在北京政府身上。他們發現沒有重要的國際問題，或國內問題足資攻擊時，他們就與學校當局做對。原因在於青年心理上的不穩。一旦他們受到刺激而採取行動時，這種不穩的情緒就爆發了。想壓制這種澎湃的情緒是很困難的。

這場遊行的盛況、來龍去脈、當局的鎮壓行動，歷來的中國近現代史相關書籍，以及身歷其境的作家、知識人，已經談論很多，但就抗爭的學生群體進行心理分析，相對較少，而且他們當時的分析不論有理無理，很難不給人一種「檢討受害者」的感覺。蔣夢麟對學生群體的心理分析，未必百分之百符合當年抗爭學生的心理，但有助於我們了解這場形同學運的政治抗爭。 

對於這場結合工運、學運兩道的抗爭活動，以及工人、學生在中國社會截然不同的處境，蔣夢麟有很細膩的觀察。對於工、學運合流的趨勢，他說：

若干學生團體，包括青年共產黨員，開始把他們的注意力轉移到勞工運動，以及工人的不穩的情緒。沿海商埠的工人正蠢蠢欲動。鐵路工人和工廠工人已開始騷動，而且蔓延各地。他們不久就與學生攜手，參加群眾大會與遊行。勞工運動是不可輕侮的武器。在廣州的國民黨政府，曾以總罷工癱瘓香港，使這個英國殖民地在工商業上成為荒漠，歷時十八月之久。

全國性的反英情緒是民國十四年的上海「五卅慘案」激起的。五月三十日那一天，一群同情勞工運動的人在上海大馬路(南京路)遊行示威，公共租界當局竟然下令向群眾開槍，好幾個人中彈身死，傷者更不計其數。工人、商人和學生在國民黨及共產黨領導之下，隨即發動全面罷工、罷市、罷課，上海再度變為死城。六月二十三日，廣州的學生、工人、商人和軍人繼起響應，發動反英示威遊行。群眾行近沙面租界時，駐防英軍又向群眾開槍。於是香港各界亦開始罷工、罷市、罷課，使香港也變為死城。北京英國使館的華籍僱員，在學生煽動之下，也進行同情罷工，致使這批英國外交官員很久都沒有廚子和聽差侍候。 

自從工人運動與學生運動彼此呼應以後，遊行示威者人數動以萬計，北京不時有各色人等參加的群眾大會出現，街頭遊行行列常常長達數里，群眾手搖旗幟，高呼口號，無不慷慨激。…(略) 

儘管工人、學生走在一起，反對北洋政府與他們眼中「萬惡的帝國主義」，看似平等的兩方，現實並非如此！蔣夢麟在《西潮》第十六章「擾攘不安的歲月」談到這個問題，對比兩者的處境，說：

這些學生多半是當時統治階級的子女。學生的反抗運動，也可以說等於子女對父母的反抗，使父母的最感棘手的問題就是對付桀驁不馴的子女，尤其是這些子女的行為偏偏又受到鄰居們的支持。工人們的情形可就不同了。他們的父母或親戚，既不是政府大員，也不是社會聞人，因此他們命中注定要挨警察的皮鞭或軍隊的刺刀。只有在學生領導之下，或者與學生合作時，工人才能表現較大的力量。

換言之，學生與工人終究是不對等的存在，後者不得不依賴前者的領導與合作，才能使運動壯大，這種仰賴模式，直到兩者都被段政府毫無差別屠殺為止。

除了學運與工運合流，當時參與學運的學生常得到校內教職員的援助，學生也會聲援教職員向北洋政府教育部追討積欠多時的薪水。前者，一個典型的案例是魯迅、林語堂、周作人等教師，支持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學生會成員，與校長楊蔭榆對抗。後者，則是大批學生與李大釗、馬敘倫、王家駒等教授，一同前往教育部，途中與軍警發生流血衝突，弄到舉國皆知。 

面對層出不窮的學運、工運，及其他的請願活動，北洋政府究竟怎麼處理呢？從蔣夢麟《西潮》的內容，我看到的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常用武力鎮壓，甚至不惜以機關槍掃射。318慘案發生之前，蔣夢麟接獲風聲──群眾如果執意包圍執政府，軍警將開槍予以格殺──因而提醒學生不要前往，可惜學生並沒有接受他的勸說。

屠殺發生以後，蔣夢麟前往出事地點及多家醫院，調查學生的死傷人數，幾年以後，他寫下了當年所見的慘況，說：「我在下午四點鐘左右得到發生慘劇的消息後，馬上趕到出事地點。段執政官邸門前的廣場上。男女學生傷亡枕籍，連傷者與死者都難辨別。救護車來了以後，把所有留著一口氣的全部運走，最後留下二十多具死屍，仍舊躺在地上。許多重傷的在送往醫院的途中死去，更有許多人則在手術台上斷了氣。我們向各醫院調查後，發現死傷人數當在一百以上。這個數目還不包括經包紮後即行回家的人在內。」場面十分血腥，與魯迅、許廣平、朱自清等人的說法相較，蔣夢麟的敘述相當平實，不誇張。 

蔣夢麟與魯迅、李大釗、陳源、林語堂這些人，一同經歷318慘案，也都留下一些現身說法，相較於後者，蔣夢麟是以大學校長的視角敘述，透過《西潮》裡的內容，我們能夠一窺蔣夢麟、徐謙那些校長當時的心境。他寫道： 

在那時候當大學校長真傷透腦筋。政府只有偶然發點經費，往往一欠就是一、兩年。學生要求更多的行動自由，政府則要求維持秩序，嚴守紀律。出了事時，不論在校內校外，校長都得負責。發生遊行、示威或暴動時，大家馬上找到校長，不是要他阻止這一邊，就是要他幫助那一邊。每次電話鈴聲一響，他就嚇一跳。他日夜奔忙的唯一報酬，就是兩鬢迅速增加的白髮。 

我講這些話，絕不是開玩笑。我記下這些往事以後，又做了場惡夢，有時看到青年男女橫屍北京街頭，有時又看到憲兵包圍北京大學要求交出群眾領袖。夢中驚醒之後，輾轉反側無法安枕，一閉上眼睛，一幕幕的悲劇就重新出現。

雖然只有寥寥幾句，道盡了當時北京校長夾在群眾與官方之間的困窘與滄桑心境。

以上是二人對清末民初學運的描述、分析與評價，讀者如果有興趣，或想深入探究，可翻閱朱光潛《給青年的十二封信》、蔣夢麟《西潮》，以及相關歷史書籍。


遠流出版社的版本。繁體中文版。

遠流出版社的版本，繁體中文版。書前有沈君山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