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主流「反中」觀點的背後真相─驀然回首（13）
作者：陳華夫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何越」（英國社會學者）在2020/11/27日，發表了他的專欄文章：英國自民黨前黨魁凱布爾爵士的新書如何看待中國？（按：新書指的是《China: Engage!: Avoid The New Cold War》（中國：參與！：避免新的冷戰）， Vince Cable（文斯·凱布爾），11 Oct. 2020），「何越」在文章的開頭處寫了一段令人玩味的話：「此書寫在大選之前，難得一見地為中國辯護。用辯護一詞，是相對英國的政治氣氛而言；而從我個人觀點而言，此書不左也不右，而是『以中間立場描述和判斷了一個與西方主流觀點不同的中國形象與未來』。」它道盡了近幾十年因為中國崛起所激發的西方主流「反中」觀點之盛行與不可動搖的地位。
（圖片來源：陳華夫拍攝與製作）
本文將詳細探討世界主流「反中」觀點的背後真相：
所謂的「真理越辯越明」，只是對有智慧的「思想家」所說的。通常情況，就如「胡適」引用南宋大儒呂祖謙的名言：「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當「真理」總是越辯越混淆時，順從主流觀點，是明哲保身之道。但「唐宋八大家」之首的思想家韓愈寫＜論佛骨表＞，違逆當時朝廷主流的佛家思想，及上述「凱布爾爵士」出書替中國辯護，違逆西方主流「反中」觀點，都顯示了思想家不媚俗的智慧與勇氣，所謂「智者不憂，勇者不懼」，此之謂也。
在1840年，中國橫遭「鴉片戰爭」之禍，被英．大不列顛日不落帝國的「船堅炮利」，衝開了「明朝」實行的近200年海禁政策，也開啟了百年來世界列強任意宰割的血淚歷史。法國拿破崙有句名言：「中國是一隻沉睡的獅子，一旦覺醒將會震驚世界！」，但這隻睡獅不僅沒有睡醒，還悲慘的淪為「東亞病夫」。但拿破崙的名言百年後應驗了，中國1978年「文革」後的「改革開放」經濟奇蹟贏得舉世的目光。
然而，「東亞病夫」的刻板印象，一百多年來牢不可破的崁入西方的主流觀點裡，當中國這頭睡獅翻身崛起時，東﹑西方的輿論如鴕鳥般把頭埋在沙中，拒絕承認；坊間各式各樣的「中國崩潰論」如雨後春筍，歷久不衰；就連學術嚴謹的經濟史也開始探討：中國的「改革開放」真的是奇蹟嗎？它從何而來？它是歷史的必然，還是歷史曇花一現的偶然？
舉兩本代表性的經濟史專書，肯尼斯·彭慕蘭寫的《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大分流：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之形成) Kenneth Pomeranz (肯尼斯·彭慕蘭) ，（2009）《中譯版：大分流：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中國與歐洲為何走上不同道路？》；及韓毓海的《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增訂本）， 韓毓海，（2010/09/01）》。
東、西方經濟史家都在探討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經濟奇蹟的原因，「西方中心主義」（Western-centrism）者認為在中國文化（如「儒家官僚體制」等）的影響，中國無法產生西方的科學、及工業革命。但這種以「文化差異」來歸因歷史事件，是廉價的「文化決定論」（Cultural Determinism）。（見《Culture Matters: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文化的影響巨大：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的進步），Editors（編輯者）:Lawrence E Harrison (勞倫斯·E·哈里森)and Samuel P Huntington (塞繆爾·亨廷頓)，（2000））
「文化決定論」是廉價的「事後諸葛」歷史家；當「工業革命」在中國缺席，他就說主因是「儒家官僚體制」，當「改革開放」經濟奇蹟在中國出現，他就說主因是「中國特色」，再羅列一堆「證據」自圓其說。他頂多是在「敘述」歷史，而非解釋歷史。
中國「東亞病夫」的刻板印象還可以溯源到李約瑟難題（Needham's Grand Question），英國學者李約瑟在1930年代，開始研究中國科技史，他提出：「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的大哉問。
令人意外的，大科學家愛因斯坦竟然也回應了這個「大哉問」，他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說：「在西方科學之中，因為有希臘哲學家發明的「歐式幾何」之形式邏輯，以及在文藝復興時期演變來的系統性實驗之西方科學。但是在我看來，這兩者是古代中國的賢哲所沒有，所以中國古代沒有科學，是在意料之中。」
愛因斯坦是以「相對論」革命當時主流物理的「牛頓力學」，可說是物理學領域的頂尖思想家，但他在評論「李約瑟難題」時，認為中國古代文明缺少「歐式幾何」，及沒有17世紀培根所開展的系統性實驗科學，就結論：「中國古代沒有科學，是在意料之中。」這是典型廉價的「文化決定論」，不僅毫無頂尖思想家的智慧，也顯示了愛因斯坦這位「西方中心主義」者幼稚的「確認偏誤（見）」(confirmation bias)。（見私人日記的出版揭示了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震驚”種族主義）
廉價的「文化決定論」加上「西方中心主義」（Western-centrism）主導了東西方數十年的「李約瑟難題」探討，但歷史常常諷刺的令人尷尬，因為事實上，科學和「工業革命」根本毫無關係；韓毓海在《五百年來誰著史》第369頁說：「工業革命與歐洲科學技術發達的關係更難關連起來─因為無論機械紡織機還是蒸氣機的發明都不是什麼”科學家”，而是出身低賤、”文化程度”的體力勞動者。」，並在第371頁，引用卡尔．波蘭尼《大轉型：我們現代的經濟與政治起源》的話：「自然科學對工業技術的決定性貢獻要在一個世紀之後才出現，而那時工業革命早就結束了。對橋樑或運河之實際建造者及機械、引擎的實際設計者來說，今天被稱為自然科學基礎的關於自然的一般法則和知識完全沒用。特爾福德，土木工程師協會的創始人及終身領導人，拒絕了讓那些研究物理學的學者們的入會申請．．．．」
東、西方經濟史家都悉心探討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經濟奇蹟的原因，但歷史事件的因果探討，必須建構在嚴謹的歷史哲學（philosophy of history）上，歷史因果除了「地理」，「經濟制度」、或「文化」決定論以外，還有一派認為歷史是：一連串歷史事件相互影響的過程。這個定義有些好處，它可以容忍理論「必然性」所無法解釋的歷史「偶然性」，也就是說，它可以名正言順的把歷史上的重大革命、重大災難、或經濟奇蹟看成改變歷史進程的原因或結果。
例如，楊繼繩在《天地翻覆 - 中國文化大革命歷史》(楊繼繩)中說：「歷史上的大劫難會帶來歷史的大補償。」我認為他所說的「大補償」指的是「文革」1978年結束四十年後的「改革開放」經濟奇蹟。但楊繼繩並沒有說明歷史為何會補償？他可能是遵循恩格斯所說：「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見如何理解“巨大的歷史災難”“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
但「歷史補償論」不是嚴謹的歷史哲學（philosophy of history），也不是寫《羅馬帝國衰亡史》的英人愛德華·吉朋所說的：「歷史知識就是探究因果的知識」；羅馬帝國滅亡，歷史有補償嗎？老子《道德經》第五章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歷史有補償嗎？
中國歷經了鴉片戰爭、列強蹂躪．．．．、「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經濟奇蹟，這一連串驚心動魄的互相影響的歷史事件，在「西方中心主義」者的眼中，並非西方的「科學革命」或「工業革命」，這個結論正確無誤，因為從1978年「文革」結束，中國人均GDP 為156美元，比非洲撒哈拉沙漠國家還一窮二白，到2019年中國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大關，這個40多年，人均GDP成長近百倍，這個「中國特色」的經濟奇蹟，實際上是，十幾億人口摸著石頭過河、搏命轉型、置死地而後生的〈脫貧求生錄〉。（按：2020年中國脫貧綜合指標是：「一收入、兩不愁、三保障」，農民年均人收入4,000元人民幣（約為571美元）。）
從「村支書」帶著村民偷摸進城賣雞蛋及種豬，卻被公安城管滿街追躲的「計畫經濟」，艱難的度過到「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及包產到戶）的市場經濟；從美元外匯券只能在「友誼商店」買東西，到中國央行2020/10/12日起，取消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即從原來的20%下調為0%）之先進金融監管，企圖抑制人民幣2020/5月以來對美元的大幅升值；在1978年，中國的外匯儲備僅1.7億美元，仍要上馬總投資額85億美元的寶鋼一期，但到了2020年底，中國粗鋼產量估11億噸（全球佔比超過50%），並且，2020/3月還持有1兆816億美元美國債（佔比美國債總額15.88%）。這些「中國特性」的「奇蹟」裡，有多少《國富論》、《資本論》、凱因斯總體經濟學、法蘭西斯·福山《政治秩序及其衰落》等抽象政治學、經濟學的理論必然性？有多少歷史的補償性？
《論語》第2章為政篇，孔子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我的白話翻譯：當你知道自己知道什麼，並且也知道自己不知道什麼，才算真正的「自知」。）但好笑的是，造物者在構造人腦時，卻構造出不利於「自知」的人類意識，以致於希臘大哲蘇格拉底告誡眾人要：「認識你自己」，告誡眾人：「自知」是人類智慧的最高修為。
但人類「自知」之路是漫長曲折的，人類思想史（History of human thought）到了啟蒙運動的「理性時代」，康德（Kant）說「佩佩·奧德（ Sopere aude）」─“敢於知道”、或“敢於了解事物”、或“敢於自己思考”─是整個啟蒙運動的座右銘，而整個啟蒙運動彰顯了「理性」提升人類意識，從不成熟的神秘主義（獵巫）中，解放出來。
可是，隨著人類智慧的發展，「理性」的光環迅速的掉漆，諾獎得主「赫伯特·西蒙」最先提出「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認為「理性」的思考有其「局限性」─受到環境與時間的影響。而數學家哥德爾的哥德爾不完備定理證明了，任何形式化的「公理系統」（Axiomatic system）─包括「歐氏幾何」及羅素和懷德海的《數學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要嘛是非自洽（self-consistent），要嘛是非完備 (即存在一些數學真理不能由此系統推理演繹出來)。（見《Gödel, Escher, Bach: An Eternal Golden Braid》（哥德爾、艾舍爾、巴赫︰一條永恆的金絲帶） Douglas Hofstadter (道格拉斯·侯世達)，（1999）（中譯版：《哥德爾、艾舍爾、巴赫：集異璧大成》））
而壓倒人類「理性」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佛洛伊德所說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即人們所謂的「理性」探討與辯論，實際上多半是以自己既有的知識攀緣附會、自圓其說的找藉口、做宣傳。佛洛伊德的此種「潛（下）意識」的理論，褻瀆了人類「理性」的尊嚴，以致當他在會議宣讀論文時，不僅無人鼓掌，並且陷入有史以來首次的沈默。
而真正藏在「合理化」後面運作機制是「確認偏誤（見）」(confirmation bias)─即無視相左的證據，盲目擁護自己既有的觀點。而這兩者其實是一體的兩面，差別只在，「合理化」訴諸「潛（下）意識」，而「確認偏誤（見）」訴諸本能，來解釋人們為何違反「理性」，為何愛因斯坦也會犯下「種族主義」的錯誤。
我認為「合理化」及「確認偏誤（見）」在某種意義上是人類的思想的「免疫機制」，類似生理的「免疫機制」（immune mechanism）─即偵測出有害的病原體，而抵抗（消滅）它的機制。思想的「免疫機制」會消滅與自己既有的意識形態相左之「觀念」（思想），以維穩自己的「意識形態」，避免「昨是今非」煎熬。若自己既有的意識形態是主流的，就會排斥「非主流」的。例如，愛因斯坦成長於西方社會，擁有主流的「西方中心主義」意識形態，是「在意料之中」，但意料之外的是，他竟然無法克服「免疫機制」的「確認偏誤（見）」，無法修正他狹隘的「西方中心主義」思想。最新的狹隘白人種族主義者是川普總統，據媒體統計，他發表了逾2.2萬條誤導性或虛假言論，他宣稱來自「墨西哥」的「強姦犯」正在北上進入美國，而背後的真相卻是非法移民的犯罪率似乎低於土生土長的美國人。（見記者們學會如何應對政治謊言了嗎？）
當「西方中心主義」廣泛的成為西方主流的意識形態，「中國崩潰論」順理成章的變成主流觀點，變成「政治正確」。而「政治不正確」的「凱布爾爵士」出書替中國「辯護」，英國《金融時報》的「何越」挺身而出的說：「用辯護一詞，是相對英國的政治氣氛而言；而從我個人觀點而言，此書不左也不右，而是『以中間立場描述和判斷了一個與西方主流觀點不同的中國形象與未來』。」，都顯示了兩人不媚俗之道德勇氣，明知會被貼上中國「大外宣」的標籤，而飽受英國及西方社會的拒絕（outcasted）眼光，卻「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大義之禀然，令人動容。
已「日薄西山」的世界前霸主─大不列顛日不落帝國─仍然延續了英人愛德華·吉朋寫《羅馬帝國衰亡史》的香火，冒出兩個如此智慧、不媚俗的思想家，實非偶然。人類社會，不管東方、西方，都應該鼓勵及培養能夠克服「確認偏誤（見）」、有智慧、不媚俗的思想家，人類的知識才得以增長。
《China: Engage!: Avoid The New Cold War》（中國：參與！：避免新的冷戰）， Vince Cable（文斯·凱布爾），11 Oct. 2020
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增訂本），韓毓海，（2010/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