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01/2021 - 13:29

1月5日出版的法国日报焦点仍集中在关于新冠疫苗接种进展，法国卫生部长维兰当天宣布，Covid-19的疫苗接种范围扩大将到疗养院外的老年人和50岁以上的家庭佣工，同时亦将加快对民众的相关宣导工作。

国际新闻方面，费加罗报与解放报均发表专文指出，美国佐治亚州即将于5日举行联邦参议院席位特别选举，两位民主党候选人将挑战两位共和党现任参议员。如果民主党赢下全部两席，将从共和党手中夺回参议院控制权；而共和党只要能保住其中一席，就能继续执掌参议院。这场选举吸引了全美国的目光，特朗普总统和当选总统拜登都多次来此为本党的候选人助选。

拜登即将于1月20日宣誓就职，成为美国下一任总统。中美关系新走向已成外界观察的一个标志性问题。经济大报回声报电子版4日晚就此登出Emmanuel Grasland的文章分析说：无论对于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而言，北京都被视为世界舞台上的对手。这种竞争将是本世纪的地缘政治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历史上四个对抗来分析中美之间的对抗：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的战争；大英帝国与威廉二世的德国之间的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与美国之间的对抗，以及美苏之间的冷战。

学者格雷厄姆·阿里森（Graham Allisson）提出可将雅典同斯巴达的争霸战和同中美当今竞争进行比较：挑战既定力量的新力量的出现大大增加了冲突的风险。2500年前，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描述了这一现象：“正是雅典的崛起激发了斯巴达的恐惧，导致战争。阿里森由此把美国比喻成斯巴达，中国为雅典，并将其称为“修西底德陷阱”。

这个概念引起了华盛顿和北京的兴趣，即使有几个因素（核武器的存在，舆论对战争的负面看法）限制了它的适用性。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Institut Montaigne）的亚洲顾问高德曼（François Godement）则认为“与这种比喻不同的是，崛起的大国雅典不同于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且正是独裁力量的斯巴达创建了一个庞大的防御联盟来遏制它。”

另一个可能的比喻是威廉二世的德国与大英帝国之间的竞争。首先从地理上看：1914年前夕，德国感到被敌对国家包围，其两个盟友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却逐渐衰落。今天，北京周边没有盟友，邻国反而担心中国过于强大。在经济和军事层面上：与德国一样，中国处于技术创新和工业化阶段，经济快速发展伴随着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同时也大大加强其军事能力。

然这种比较也有缺失。因为威廉德国是一个半议会制国家，相信战争本身的好处，在核武器时代这是无谓的想法。

其实在政治上，与日本帝国的比较更加有趣。高德曼对此解释说：“明治后时代的日本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日本，贵族和军方共同迈向日益显着的民族主义（有如今天的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依靠国际联盟，建立了更民主的政府，然后从1930年代开始沦为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这种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使人联想起从胡锦涛传到习近平的中国，它在其公民和企业中都变得更加专制，并且在世界舞台上的要求越来越高（即“狼战外交”）。

相比之下，日本帝国当时是一个经济矮人，而中国现在的GDP相当于美国GDP的三分之二。在规模上，中美两国的经济也更加一体化。中国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美国债务，美国在中国的公司利益也是可观的。两国之间的贸易在2019年超过了5500亿美元。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限制了下滑。

一场“新冷战”

最明显的类比仍然是美国和苏联的类比。就像今天一样，民主国家都反对由共产党领导的集权政权。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大战也取代了“太空竞赛”。丘吉尔（Churchill）在1946年使用“铁幕”一词，对抗之地在“新冷战”下变成了西太平洋。美国副总统彭斯2018年10月在哈德森研究所发表讲话时曾说“一个压迫自己人民的国家很少在原地停下来”，北京还声称要扩大对世界的控制。

但有四个主要区别。首先是苏联是一个“穷国”。换句话说，其经济发展与国际地位不协调。然后，如果苏联政权的现代化是通过引进西方技术来完成的话，那么美国和苏联就不会像北京和华盛顿那样实现经济的依赖。另一个主要区别是，北京没有与美国结盟的意识形态盟友，即“社会主义阵营”。尽管中国与巴基斯坦等国家建立了战术联盟，但这些联盟仍是临时性的，在一定程度上与财政支持有关。最后，中国精英比苏联前辈更了解美国模式。2019年，近370,000名中国人在美国学习。然而，文化偏见继续存在。从文化上讲，美国仍然专注于面对面的会议，而中国则重视灵活性、机敏和回避。正如《孙子兵法》所言：“我们必须假装软弱，使敌人迷失于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