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雷利：欧盟需要为印太地区制定战略方针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委会副主席博雷利（Josep Borrell ）3月12日通过博客文章表示，“欧盟需要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制定战略方针。”他称，“世界重心向印太地区的转移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但这一流行病正在加速其发展。作为欧盟，我们需要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角度审视其后果，并确定我们对印太地区的态度。我们在该地区有很大的利害关系，应该为保持区域秩序的开放和基于规则的秩序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为欧盟成员国，荷兰政府于去年11月13日推出了该国的印太地区准则，也使其成为在欧盟内部第三个就印太地区提出官方战略性文件的成员国。此前，法德两国均已提出自己版本的《印太战略文件》。作为欧盟外交负责人，博雷利写道，“一段时间以来，欧盟一直在制定一个政治上圆融的亚洲战略，该战略基于两个支柱。首先，我们正根据将中国视为‘伙伴、竞争者和对手’的战略，重新平衡与中国的关系。同时，我们正在加大投入，扩大与亚洲其他地区的关系，特别是与志同道合的伙伴的关系。”
博雷利称，“这两个方面的工作都在进行中。对于中国，我们有一个复杂而艰巨的议程，既要在全球问题上进行合作，又要在必要时进行反击，还要注重互惠和加强欧盟的复原力。我们需要与中国接触，因为忽视这个大国是没有意义的。然而，我们需要在参与的同时睁大眼睛。我与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保持密切联系，传递欧盟在双边和多边议程上的信息和期望。并与冯德莱恩主席一起，我将向3月份的欧洲理事会提交一份关于欧盟对华政策执行情况的报告。从根本上说，我们的中国战略是参与全球利益的事务，维护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同时也认识到我们需要增加自己的影响力，减少某些脆弱性。最终，北京的选择将影响我们关系的性质和深度。”
博雷利指出，“但是，亚洲是辽阔而多样的，不应该只看中国，恰恰相反。近年来，我们加强了与日本、印度、韩国、东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关系，并使之多样化，在传统的强大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增加了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的合作。让我回顾一下其中的一些里程碑。”他提到，“我们与日本签署了《战略伙伴协定》和《经济伙伴协定》。迄今为止，欧盟与日本的协定是经济自由化影响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我们还与韩国、越南、新加坡达成了雄心勃勃的自由贸易协定，并正在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快速推进。”
博雷利称，“2018年5月，欧盟外长们承诺扩大欧盟在亚洲伙伴中以及与亚洲伙伴的安全接触。此后，我们创建了‘加强亚洲存在和与亚洲的安全合作’（ESIWA）项目，以落实这一雄心壮志，与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新加坡、韩国和越南等伙伴在海上和网络安全、反恐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或维和培训方面进行具体合作。”
博雷利说，“我们通过了一项欧盟互联互通战略，以推进我们发展可持续、全面和基于规则的互联互通的愿景。在2018年10月由欧盟主办的第12次亚欧首脑峰会上，53个亚洲和欧洲伙伴认可了可持续互联互通的定义。”他称，“去年12月，我们与东盟多年来的合作达到了顶峰，我们将我们的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他提出，“今年，我们必须在这一进展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加强我们的工作。在这方面，我认为有三个优先领域。”
“1.制订欧盟对印太地区的方针”
博雷利指，“在许多方面，印太现在是世界的经济和战略重心。这种情况在大流行病之前就已经存在，今天更是如此。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交汇处，从东非延伸到西太平洋，是一个综合战略区域。至关重要的是，作为欧盟，我们以多种方式与该区域相连：通过贸易、投资和安全联系。”
博雷利说，“印太地区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占全球GDP的62%；它是欧盟出口的第二大目的地，也是欧盟十大贸易伙伴中四个的所在地。因此，欧盟在印太地区有很大的利益，区域架构保持开放和以规则为基础是完全有意义的。”他称，“作为欧盟，我们希望与许多伙伴合作，促进我们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和原则。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最近参加了1月份的欧盟外交理事会，他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演讲，介绍了日本对‘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的愿景，以及欧盟和日本在众多问题上的合作空间，从海上安全到基于规则的贸易和投资，再到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和避免‘债务陷阱’。许多欧盟外长都赞同这样的主旨：在大国竞争和规则秩序被侵蚀的世界里，欧盟和日本有强烈的兴趣加强合作。”
博雷利说，“由于几个欧盟成员国（如法国、德国和荷兰）已经通过了关于印太的国家战略或指导方针，现在是欧盟也这样做的时候了。我们的目的是让欧盟在未来几个月内为其未来在印太地区的参与制定一个共同的愿景。当然，我们将采用一个广泛和包容的棱镜，强调我们对区域和多边方法的支持。我们应该牢记，这既是欧盟在印太地区所做的工作，也是我们与该地区国家在贸易和投资、气候和生物多样性、新兴技术或新安全威胁方面所做的工作。共同点将是我们对坚持和制定基于规则的方法的兴趣。”
“2.努力实现欧盟-印度合作的阶梯式转变”
博雷利说，“在印太地区，印度无疑发挥着关键作用。欧盟和印度长期以来一直共同致力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民主。但是，如果我们诚实的话，双方关系历来倾向于在其潜力之下运作。幸运的是，近年来，双方都在认真尝试为其注入新的动力。”他说，“这样做的原因很明显：未来十年，印度将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50%的印度人年龄在25岁以下。对于欧盟来说，有必要加强与这样一个重量级国家的关系。印度也决定在与欧盟的关系上加大投入，部分原因是受中国日益强硬的态度和英国脱欧的推动，要求新德里不再将伦敦视为与‘欧洲’打交道的唯一切入点。所以，双方高层的利益趋同，这也正在转化为操作层面的进展。”
博雷利称，“去年的欧盟-印度峰会确认了在清洁能源转型、数字经济、互联互通以及安全和外交政策等关键的双边和多边领域加强合作的兴趣，印度开始将欧盟视为重要的合作伙伴。现在印度是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2021-2022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2019-2021年），并将于2023年担任二十国集团（G20）主席国，在这一领域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做更多工作。”
博雷利说，“推进欧盟-印度合作的下一个重大机会将于5月在波尔图举行，届时我们将举行一次首脑会议，欧盟27国的所有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与莫迪总理、欧洲理事会主席和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一起出席。届时，我们希望启动欧盟-印度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它应该涵盖数字、能源、交通和人类互联互通等领域，欧盟和印度不仅要开展双边合作，而且还要通过汇聚我们的努力来改善与第三国和地区的互联互通。在峰会上，我们还希望在第26届缔约方大会(COP26)之前申明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宏伟承诺。最后，促进贸易和投资关系也很重要，双方都对在这方面取得实际进展寄予厚望。”
“3. 继续开展‘连通性’工作”
博雷利说，“多年来，连通性一直是印太地区战略讨论中的一个流行词。大流行病加强了人们对我们在战略领域的联系和相互依存的认识。与以往一样，关键问题是：谁来控制这些流动，谁来制定规则和标准？”他说，“许多亚洲伙伴欢迎欧洲更多的参与。欧洲在互联互通方面的做法强调规则、可持续性和地方利益及自主权，符合本区域许多人的意愿。但这是一个竞争激烈的领域：一些大公司正以坚定的方式行动。目前正在进行一场标准之战。因此，随着大流行病后区域秩序的形成，欧盟将需要采取积极主动的做法，并利用其经济和其他资产，在有意义的地方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
博雷利称，“例如，茂木敏充外相在欧盟外交事务委员会向欧盟外长介绍情况时强调了可持续互联互通的必要性，并补充说欧盟和日本应该紧密合作。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早在2019年，欧盟和日本就已经签署了《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的主要原因。从那时起，我们不仅在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基础设施的共同原则下取得了进展，而且在实地的具体操作上也取得了进展，无论是在肯尼亚的能源领域，还是在非洲的交通走廊上开展工作，还是与东盟的合作伙伴一起开展网络安全合作。我们已经在做很多工作，以支持东盟自己的 ‘互联互通总计划’，并且如上所述，希望在5月与印度启动互联互通伙伴关系。”
博雷利谈到，“在互联互通领域，大众的认知和现实是两回事。这种认知上的差距很重要，因为互联互通是地缘政治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我回顾一下，在2014年至2018年的五年间，欧盟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了4100亿欧元的赠款，而中国则宣布提供了464亿欧元，其中赠款为340亿欧元，其余为贷款。欧盟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地，总存量为11.6万亿欧元，而中国为1.9万亿欧元。欧盟过去和现在都是互联互通的超级大国。但我们确实需要从这些方面来考虑自己，并利用这些优势，与私营部门、欧盟开发银行和欧盟成员国合作，制定和执行一项战略方针。”他说，“连通性意味着将人们联系起来，关于它的讨论可以是抽象的，也可以是讨论性的。具有战略意义意味着确定区域、部门的优先事项，最重要的是决定一些旗舰项目。人们应当能够以非常具体的方式看到欧盟及其伙伴正在做什么。”
博雷利强调，“我们经常抱怨说，欧盟被看作是一个付钱人，而不是一个参与者。或者说，我们可能拥有庞大的市场和标准制定权，但我们并没有将这些视为促进欧盟战略目标的工具。连接领域已经成熟，可以改变这种印象。它是地缘经济学和地缘政治学合二为一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需要这样对待它。作为负责协调理事会成员国外交政策并确保委员会对外政策一致性的人，我深知需要以联合的方式思考和行动。我们必须将互联互通作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及其他地区大流行病后恢复和我们整体外交政策的优先工作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