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国方案：巴勒斯坦人民的鸦片 | 巴勒斯坦 | 半岛电视台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秘书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塞卜·埃雷卡特（Saeb Erekat）上个月去世，享年65岁，一些巴勒斯坦人将埃雷卡特的去世视为奥斯陆时代及其扭曲逻辑隐喻的终结。
埃雷卡特和他这一代的许多巴勒斯坦政治工作人员坚定地支持“两国方案”，坚持认为巴勒斯坦人将能够与以色列人及其美国赞助人达成公平协议，以在历史悠久的巴勒斯坦部分地区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数十年来持续的殖民化和灾难性的协议一直维持着这种实际可能的幻想，两国方案就是“巴勒斯坦人民的鸦片”。
1978年埃及与以色列在戴维营签署了相关协议，1993年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签署了《奥斯陆协议》，1994年以色列和约旦签署和平条约，这是实现巴勒斯坦人自决和总体上实现中东“和平”的必要步骤。
但是所有这些协定都忽略了巴勒斯坦人民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及其基本权利，包括巴勒斯坦难民重返家园的权力以及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公民平等权利。
与其坚持这些基本权利，不如效仿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该运动动员国际民间社会围绕一人一票的想法以及建立世俗的民主、非种族、非宗派国家的思想，巴勒斯坦政治领导人将巴勒斯坦人民减少至仅为约旦河西岸地区、加沙地带以及东耶路撒冷的人民。
这导致了领土不相容的巴勒斯坦班图斯坦的形成，巴勒斯坦人生活在不断遭受军事占领的恐怖之下，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实际上并未行使其全部权力。
即使以色列通过了一项民族国家法律，但该国仍然坚持继续沿着奥斯陆道路实现虚幻的两国方案，在该国法律中，以色列明确宣布“以色列国”中的自决权是“犹太人民所独有的”，即根据以色列法律规定，巴勒斯坦人不能享有这一权利。即使阿拉伯国家一直在推动实现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但以色列对“土地换和平”一词没有作出任何让步，而且美国也提出了另一项“和平协议”，在此协议中，巴勒斯坦得到的就是已经存在的羞辱。
《奥斯陆协议》及其衍生协议中无视拥有的大问题，即以色列有效地对历史悠久的巴勒斯坦施加了种族隔离政权。他们也没有注意巴勒斯坦斗争中出现的求和意识，他们也没有考虑到巴勒斯坦长期以来的公民和政治抵抗传统。
多年来，许多巴勒斯坦人看到了《奥斯陆协议》的内容，并选择了其他途径来确保巴勒斯坦人的权利。
在第二次起义爆发一年后的2001年，反对种族主义世界大会（WCAR）的非政府组织论坛在南非德班举行，会议上对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性质提供了非常明确的界定，并为被压迫的巴勒斯坦人与其他边缘群体之间新的交叉合作铺平了道路，为更实际但也是渐进的道路铺平了道路。
2005年，发起了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BDS），两年后成立了BDS国家委员会，以描绘其前进轨迹。 BDS以及“民主国家运动”和“回归大游行”的建立——这里仅举几个例子——都代表着巴勒斯坦人的思想朝着“非奥斯陆化”进程迈进的开始。在这一过程中，加沙发挥了核心作用。
自2006年立法选举以来，加沙地带发生的大多数事件都表明其完全拒绝《奥斯陆协议》及其后果。当我们牢记加沙75％至80％的居民是难民时，选举结果的反殖民和反奥斯陆背景变得更加清晰。
在随后的几年中，对替代范式的呼吁越来越脱离“两国方案”构想。这是一种以牺牲加沙人民作为争取巴勒斯坦解放转折点的范例，而这种范例是建立在日益增长的全球反种族隔离运动基础之上的， 2009年、2012年和2014年对加沙发动的猛烈袭击以及“回归大游行”的爆发，推动了这一点。
对大多数巴勒斯坦活动家而言，巴勒斯坦的非奥斯陆化已经成为建立正义与和平的前提。这就需要重新定义巴勒斯坦问题，作为针对定居者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的反殖民斗争，以及重新统一巴勒斯坦人民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地区居民、难民和以色列地区的巴勒斯坦居民。
反对种族主义世界大会（WCAR）2001年在南非德班轮谈上首次提出了上述进程，WCAR在宣言中以非常特殊的方式要求为结束历史悠久的巴勒斯坦的种族隔离而进行国际声援最有效的工具提供指导，宣言中使用的语言是清晰明确且有力的，并且最重要的是，在基本人权方面没有妥协。
“我们宣布以色列为种族主义、种族隔离国家，在以色列以种族隔离为标志的种族主义中，其特征是分隔和隔离、剥夺财产、限制土地使用、国有化、‘班图斯坦化’和不人道行为。”
对我们巴勒斯坦人而言，这是我们南非时刻的开始，是我们向自由、平等与正义迈出的漫长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