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 这是戴着文学作品面具的政治奖项吗？ | 世界 | 半岛电视台
瑞典皇家科学院每年10月宣布两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选择获奖者的机构试图克服2018年取消诺贝尔文学奖颁发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当年因性丑闻和利益冲突导致瑞典皇家科学院多名成员辞职，由于没有达到规定评审人数而取消颁发诺贝尔文学奖。
2019年，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森（Anders Olsson）表示，预计这个奖项将更加多样化，考虑到性别之间的平衡，并避免以前占主导地位的“欧洲中心地位”，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将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Olga Tokarczuk），她积极反对国家的右翼政府，并将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后者因自1990年代以来对极端右翼塞尔维亚运动的支持而闻名。
尽管奥尔森当时表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标准已经变得更加广泛和全面，但一些批评家认为，“非文学”标准会降低奖项的文学价值，并在评选中开始考虑“非专业”因素。
美国学者普腾·费尔德曼（Proton Feldman）在他的重要著作《诺贝尔奖：天才、争议和成名史》中表示，“这个奖项被广泛视为政治奖项，也就是说，戴着文学作品面具的诺贝尔和平奖。”
非文学偏见
费尔德曼和诺贝尔奖的其他评论家认为，选择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委员会成员偏向于具有不同政治口味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最近关于扩大标准的声明暗示着对其部分批评的暗示接受。
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霍勒斯·恩达尔（Horace Engel）在2009年宣布，“欧洲仍然是文学世界的中心”，他并表示，“美国非常孤立，翻译不充分，也没有真正参与文学的伟大对话”。
在此背景下，英国小说家和学者蒂姆·帕克斯（Tim Parks）提出质疑称，瑞典成员通常能够鉴赏印度尼西亚诗歌或南非荷兰语文学，他在《纽约书展》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此提出批评称，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成员能够确定国际舞台上最伟大的小说家和诗人，他并指出，这些成员偏爱斯堪的纳维亚文化，从创立到2016年，共有16名斯堪的纳维亚血统作家获得了113项全球大奖。
费尔德曼、巴克斯和诺贝尔文学奖其他评论家回顾了他们认为该奖项具有政治和非文学偏见的悠久历史，从1901年至1912年，以保守派卡尔·戴维·弗森（Carl David F. Wersen）为首的瑞典委员会通过评估作品对人类“朝着理想追求”的贡献来评估作品的文学品质，尽管如此，俄罗斯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颇受争议的挪威剧作家亨里克·易卜生和美国讽刺小说家马克·吐温等伟大的作家并没有获得该奖项，相反，这段时期的诺贝尔文学奖被授予了我们当今社会没有阅读过的作家作品。
1901年，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法国诗人苏利·普吕多姆（Sully Prudhomme），颁奖委员会称赞他是对他诗意创作的认可，因为苏利·普吕多姆的诗意创作提供了“崇高的理想主义和艺术上的完美结合，以及心智的罕见结合”。相比之下，当时的各个文学界都认为托尔斯泰（尽管他的写实主义不完善）是最值得获得世界上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主。
政治奖项还是文学奖项？
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曾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项的提名，但正如传记作家埃德温·威廉姆森（Edwin Williamson）所言，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之所以未授予博尔赫斯该奖项，是因为他支持阿根廷和智利的一些右翼军事独裁者，其中包括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
博尔赫斯因对这些右翼独裁者的支持而未能获得诺贝尔奖，这突显了委员会对公开支持有争议的“左专政”作家荣誉的悖论，哥伦比亚著名小说家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克斯（GabrielGarcíaMárquez）以对古巴革命及其领导人卡斯特罗的支持而闻名，并于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项。智利外交和政治诗人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于197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也支持卡斯特罗，并倾心于苏联及其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巴勃罗·聂鲁达于1982年获得斯大林和平奖。 1953年，也就是前苏联领导人去世同一年，聂鲁达为斯大林写了一首赞美诗，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将巴勃罗·聂鲁达称之为“本世纪伟大天才”。
屡获殊荣的评论家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典委员会采取了中立政策，支持未参加战争的国家作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的奖项通常较少。
精英奖项还是人民奖项？
瑞典艺术学院多次提名著名的瑞典剧作家和小说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并因其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倾向以及对瑞典社会上层阶级的尖刻讽刺而未被授予诺贝尔奖。
尽管奥古斯特·斯特林堡在1909年被瑞典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Selma Lagerfel）击败，后者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但拉格洛夫与拉格洛夫声援并组织了民间募捐活动，筹集了近4.5万瑞典克朗，这是由两万多名捐助者——大多数是工人——筹集而来，并以“人民奖”的名义作为替代荣誉。
西班牙剧作家安吉尔·吉梅拉（Angel Guimera）曾23次用加泰罗尼亚语撰写文学作品，因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由于西班牙中央政府的政治压力，这位作家最终未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多位被禁止在自己的国家出版的流亡或反对派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例如流亡的危地马拉作家和拉丁美洲反威权主义作家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196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苏联作家兼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因其批评小说《日瓦科医生》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项，这部小说被偷运并在苏联以外出版，但是在苏联共产党的压力下，帕斯捷尔纳克拒绝接受诺贝尔奖。
尽管一些非文学性的考虑，例如应对独裁统治和与流亡作家的团结，可能会受到世界范围内知识分子和作家的赞赏，这些人认为知识分子在政治和社会改革中的作用是有责任的，与此同时，引发了关于他们资格和优先权的争议，而另一部分作家和评论家则认为，文学是一种审美和人文艺术，不应该用道德和好战标准来评价。因此，关于文学的作用及文学的终结性等哲学争论反映了关于这个世界级奖项及其假定偏见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