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帝图像)

土耳其总统发言人易卜拉欣·卡林关于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关系的声明，被解读为土耳其希望双方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的信号，特别是鉴于土耳其对某些问题的立场较过去似乎有所退让。

但是沙特却对此保持沉默，没有对上述声明予以任何互动，并且还决定关闭部分开设在沙特领土上的土耳其学校，这直接表明它对拉近与土耳其的关系并无兴趣，也表明与之发展关系存在着障碍。

近年来，许多危机耗尽了这些力量，并且这些危机尚未完全以某方获胜的形式结束，另一方面，这些危机中的军事冲突的强度已有所下降，从而降低了极化的程度，并为对话的可能性铺平了道路。

寻求和解的动机

土耳其与沙特潜在的和解进程在该地区并不例外，因为该地区在近期经历了多国之间激烈的外交运动、声明、会晤与对话，包括土耳其、埃及、沙特阿拉伯、伊朗、阿联酋等国，从而证实，实现和解不仅仅是土耳其的意愿，可以说，所有国家都有实现和解的动机和原因。

这些原因中最重要的便是美国新政府的上台，这代表着以特朗普方式处理地区问题的时代已经告终，而且乔·拜登的政治倾向也引起了许多地区大国的关注，尤其是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埃及。

近年来，许多危机耗尽了这些力量，并且这些危机尚未完全以某方获胜的形式结束，另一方面，这些危机中的军事冲突的强度已有所下降，从而降低了极化的程度，并为对话的可能性铺平了道路。

此外，这种消耗也被其他势力所利用，并在地缘政治竞争的范围内录下了要点，例如土耳其与希腊，埃及与埃塞俄比亚，此外，以色列也通过与部分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而成为了上一个时代内最大的投资者，并将它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合作提高到更高却更危险的水平。

最后，但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近年来，随着革命与反革命进程中重要里程碑的逝去，该地区的极化程度一直在相对和逐步地下降。而极化正是地区大国之间存在分歧与冲突的主要原因，在这样的情况下，利益可使这些国家团结起来而不是走向分裂，但前提是要基于这一点来制定政策。

除上述所有因素以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促使土耳其实现关系正常化，例如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的经济形势、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的临近、实现目标对正义与发展党的重要性，此外还有土耳其在2020年的收获——在此期间，土耳其同时参与了多个问题和多场冲突，而在今年，土耳其希望转变为政治和外交层面上的利益，尤其是当它在利比亚和高加索地区取得突破之后。

例外的情况

2013年7月3日发生的政变，是土耳其与以埃及为首的部分阿拉伯国家之间关系的里程碑，当然，在政变之后，埃及的最大的支持者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

土耳其最初对埃及新政权的立场非常强硬，而后来的许多事态发展使土耳其和阿联酋处于相反的立场，但是土耳其对沙特阿拉伯的看法仍然不同，土耳其在处理与沙特相关的问题时，似乎存在某种例外的情况，并且非常重视避免激化双方之间的关系。

此前，这一点更为明显地体现在双方在叙利亚的合作进程上，但后来这一进程陷入混乱，并在多起事件和立场上重复上演，特别是在土耳其总统的言辞上。例如，在2015年造成超过100位朝觐者死亡的麦加大清真寺塔吊倒塌事故中，沙特受到了广泛的批评，而埃尔多安却坚决捍卫沙特为朝觐者及圣地提供服务的努力。

而在土耳其担任轮值主席国的伊斯兰合作组织峰会上，土耳其总统也对沙特国王也致以了非同寻常的敬意，包括打破传统地由沙特国王在会议开幕式上致辞。

即使在海湾危机中土耳其明确且公开地支持卡塔尔，但它的立场也并没有针对沙特阿拉伯，而且土耳其官方声明中还将沙特称为能够解决该问题的海湾国家“大哥”。此外，在此期间，埃尔多安对利雅得的访问也多于对多哈的访问。

即使是在沙特记者卡舒吉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内遇害的情况下——这起案件使两国之间产生了非直接的冲突，但是土耳其当局也没有对案件中的任何一人发出直接的指控，而仅仅是要求披露案件的全部细节，而这也符合沙特的官方立场，沙特国王是埃尔多安提到的唯一一人，并支持其毫不知情或与案件无关的说法。

土耳其批评最多的是沙特不配合其调查，以及针对被告的判决——从执行死刑减为监禁，但是卡林最近的声明也表明土耳其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有所让步——卡林强调“土耳其尊重沙特法院的裁决”，因此，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证明了土耳其确实希望与沙特翻开新的一页。

这种意愿的认真度通过双方之间贸易往来的数据而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在沙特抵制土耳其商品的情况下——很难说服大家相信这是所谓的“民众”抵制而与决策者没有任何关系，土耳其显然非常重视发展它与沙特的经济关系和商业贸易，

2020年最后一个季度与2019年同期相比，沙特从土耳其的进口额从5.83亿美元下降至1.45亿美元，而土耳其从沙特的进口额则从4.41亿美元增加至7.22亿美元。

利益与障碍

与某些报道相反的是，土耳其与沙特在国际和地区利益上并不存在巨大的分歧，因为除了明确的经济和商业利益之外，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总体方向（以利比亚、东地中海、伊拉克、巴勒斯坦问题和高加索地区冲突为主）也并没有损害沙特的利益，而且在某些问题上双方可能还存在隐含的利益，或是非直接的利益。

而在伊朗问题上，如果遏制或避免伊朗威胁是沙特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柱，那么土耳其则是更为明显的区域平衡所在，这也使沙特坚持保持其与土耳其之间的紧张关系显得更为奇怪。

在叙利亚问题上，土耳其的立场虽然与沙特有所不同——特别是在后者对阿萨德政权开放的预期之下，但是这并没有直接威胁沙特的利益，恰恰相反，土耳其认为，后者通过进入支持或资助叙利亚东北部的某些团体的路线，而破坏了它的国家安全。

好吧，如果总体利益是使双方团结在一起，而不是互相远离，那么双方之间的和解之路为何延迟（例如与埃及对比）？沙特为什么对土耳其的声明沉默以对，并开始决定关闭土耳其学校，仿佛让土耳其伸出的手直接握空？沙特王储关于两国及其领导人关系牢固的声明为什么没有被转化为实际行动？

首先，我们可以在双方谈判的框架内有所觉察。目前存在的一种印象是，土耳其更热衷于或是不得不实现和解，这就意味着，与积极互动相比，保持耐心可能会给沙特带来更大的收获。

当然，这还与沙特刻意的营造相关，以便让内部阵线和部分外部势力看到，土耳其才是希望并坚持实现和解的一方，这也与土耳其和埃及之间直今为止的和解进程非常相似。

此外，也可以从因土耳其之前的立场而对其实施“制裁”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无论是在阿拉伯革命、海湾危机还是在卡舒吉遇害的案件上。除此之外，拜登在地区问题及关系上的影响也可能是暂时或短暂的，因此，这并不足以推动双方在外交政策上实现全面的和解，或是作出根本性的转变。

近期，有关土耳其总统与沙特国王通电话的声明，以及有关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将在几天内访问利雅得的消息，是否会为两国之间的关系注入新的血液？

这很难断言，但是可以说，采取理性的政治思维以促进共同的核心利益，这足以为两国之间的关系开辟新的一页，但是在政治现实主义缺乏并停留在此前的极化状态的情况下，两国之间的关系在可见的未来仍然不会有太大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