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接种疫苗成功故事的阴暗面 | 巴勒斯坦 | 半岛电视台
当地时间2020年12月19日，电视直播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种辉瑞-Biontech新冠疫苗的过程，此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热情高涨接种新冠疫苗的运动，已经有超过一百万以色列人——占该国总人口12％——在不到两周时间内接种了新冠疫苗，这是全球最高接种率。
多种因素为以色列在全球接种疫苗竞赛中发挥领导作用铺平了道路。无论是从土地面积还是人口上来说，作为一个相对较小的国家，无疑会对此有所帮助。此外，建立了要求所有公民都必须进行注册的数字化国家医疗体系，也会对此有所帮助，而且，与其他国家不同，以色列政府毫不犹豫地招募军队来帮助管理和分发疫苗。迅速开展疫苗接种运动还有一个政治方面动力，即内塔尼亚胡正在争取政治生存空间，赢得这场疫苗接种竞赛可能会在即将到来的3月选举中对他产生有利影响。
但是，以色列“接种疫苗成功故事”有一个阴暗面：尽管以无与伦比的速度为公民接种了新冠疫苗，但以色列政府并未采取任何行动为生活在其军事占领下的数百万巴勒斯坦人接种疫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据报道，以色列诊所上周扔掉了数百剂即将到期的新冠疫苗，而数以百万计的巴勒斯坦人被拒绝接种新冠疫苗。
事实上，尽管以色列推出的疫苗接种计划包括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但其中不包括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约500万巴勒斯坦人。
自1967年以来，上述两部分巴勒斯坦领土一直处于以色列的军事占领之下，而加沙地带自2007年以来就遭遇封锁。
在许多方面，这种绝对控制制度不仅对巴勒斯坦人获得医疗保健不利，而且对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提供的医疗质量产生直接和有害的影响。
以色列的占领使巴勒斯坦医疗系统供应不足，医疗设施也不足。多年来，居住在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没有被允许发展自给自足，而是被迫依靠外部帮助来满足其最基本的医疗保健需求。
因此，当新冠疫情袭击时，巴勒斯坦当局没有采取有效的缓解大流行的战略或采购必要的药物和疫苗来保护巴勒斯坦人。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尚未获得足够数量的新冠疫苗，以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获得充足疫苗得以接种，而且由于其财务状况严峻，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将需要大量外部援助才能大量购买疫苗。
多位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官员谈及，有可能从“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中获得一定数量的新冠疫苗，这项计划是由世界卫生组织牵头，向较贫穷国家提供新冠疫苗的计划，但这可能需要很长时间，COVAX计划中的疫苗尚未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紧急使用”批准，而疫苗的紧急授权是开始分发的前提。
在12月初，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还声称已与俄罗斯达成协议，将在未来几周内接收约400万剂“卫星V”疫苗。但是，俄罗斯官员最近通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他们还没有足够数量疫苗来履行非国内订单。
如果以色列履行为生活在其军事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接种疫苗的法律、道义和人道主义义务，那么所有这些都将无关紧要。
以色列官员试图逃避责任，声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尚未向以色列寻求购买疫苗的援助，并声称根据从未实现的《奥斯陆协议》，约旦河西岸的所有疫苗接种计划均应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领导。
但这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日内瓦（四）公约第五十六条明确规定，占领者有责任确保“采取和实施必要的预防和防御措施，以对抗传染病和流行病的传播”。换句话说，以色列政权有法律义务为生活在其军事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购买足够数量新冠疫苗。
此外，以色列法律和国际法均禁止以色列给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居民分发尚未允许在本国公民接种的疫苗，因此，以色列不仅有责任为居住在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接种疫苗，而且还有法律义务确保这些巴勒斯坦人最终接种的疫苗符合以色列医疗保健系统的批准标准。
但是，自从这场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开始以来，以色列不仅拒绝履行对巴勒斯坦人民明确定义的法律义务，而且制造了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合作消除了新冠疫苗的假象。
例如，去年3月，以色列“允许”医疗用品和设备进入加沙地带时，以色列因在抗击新冠大流行方面 “与巴勒斯坦人”合作而受到联合国等组织的赞扬。
实际上，以色列政权通过其数十年的军事占领单方面消耗了巴勒斯坦医疗系统的能力，其由于允许国际参与者捐赠的一些医疗物资被运送到加沙地带而受到赞扬，尽管根据国际法，以色列作为占领者有责任提供物资援助。
以色列的宣传机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以色列正在以诚意帮助那些生活在占领者控制之下的巴勒斯坦人抗击新冠疫情。但考虑到以色列数十年来一直以这种幻想掩盖了其政权的暴力行为，这不足为奇。
事实上，国际社会和媒体经常赞扬以色列，称赞其允许来自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患者在特拉维夫医院接受治疗。但是，在这些“感觉良好”的故事中，很少提到巴勒斯坦人需要去以色列接受治疗的真正原因：严重的军事包围使当地医院无法获得其提供治疗所需的设备和物资。
毫无疑问，当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成功确保获得疫苗时，这一成就将再次被呈现给国际社会，以作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实现“伟大协调”的标志。的确，为了向居住在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提供疫苗，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将需要与以色列政权进行协调，因为以色列政权对进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一切事物保持完全控制。因此，无论以色列人何时“允许”巴勒斯坦人获得疫苗，国际社会中的许多各方很可能会称赞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合作”和“协调”。
当然，巴勒斯坦人并不是在这场疫苗接种运动开始前就被逐出赛事的唯一人民，世界南半球的大多数国家也被排除在这场竞争之外，大部分疫苗将在短期内分配给拥有资金和政治力量来购买的富裕国家。但是，以色列的军事占领以及对巴勒斯坦人民无与伦比的控制，使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当局面临的挑战尤其艰巨。
在被占领土等卫生基础设施薄弱且难以维持基本社交距离或卫生要求的地方，应优先进行疫苗接种工作。但是，由于普遍存在的压迫结构，这种情况不会出现。
因此，当世界对以色列迅速实施疫苗接种计划表示敬畏时，绝不能忽略更大的局面——以色列政权拒绝向被强行统治的数百万人提供疫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