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13日

众所周知在美国的主持下，《亚伯拉罕协定》开启了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正常化的新阶段，或者更确切地说，这表明，在达成协议之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巴林与以色列结成的未公开联盟，此后该联盟迅速扩大到将苏丹包括在内，然后是摩洛哥，并且有迹象表明，加入该协议的国家可能进一步增加。

除了谈论协议的性质、区域结盟和该地区新的政治道路之外，关于民意立场的问题也日益浮出水面，鉴于威权主义政权的入侵及其对阿拉伯政治舞台的控制，以及当权者寻求控制大众言论，民意成为了“正当理由”的主要防线。

与苏丹、巴林（较小程度上）发生民众反对正常化宣言的情况不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局势似乎完全软化，甚至在民众层面上都展现了对这一步骤的支持，至少在公开场合如此。您很可能读过阿联酋的一些出版物，说“我们与我们的领导者站在一起，无论其职位高低”，或者“我拜访其中一位，他赞扬审查观点、不落僵化和向‘人道主义和进步’前景开放的重要性”。您肯定已经意识到，这不需要任何辩解，它要求从“现实”角度出发，只考虑国家利益，而不是其他利益，并且能够随时改变立场，只是因为受到启发的领袖换了说法。

这种情形抛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是否面临绝对的民众失声？首先，让我们转向除了事件及其政治后果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事情，即该决定被阿联酋和一些邻近海湾国家民众接纳的方式，尽管海湾有许多反对声，包括许多居住在国外的阿联酋人，阿联酋内部的局势似乎十分缓和，甚至是支持场面，似乎这项决定很快将成为一种不能触犯的禁忌，至少在民众层面是这样的。

在分析阿联酋的社会和政治局势时，有两个主要观察结果：第一个是缺乏积极的政治意义上的社会，第二个是与影响反对派发声的地方消灭运动密切相关，主要体现在“杀鸡儆猴”。这两个观察点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出于多种原因，不可能仅通过社交媒体上的互动来衡量阿联酋民众对与以色列正常化的满意度。首先：阿联酋对异议人士进行政治逮捕的历史悠久；其次：反对派人士，甚至包括潜在的反对派人士都在监狱中或被流放；最后：公开发表意见的代价高昂，社交媒体平台受到严格的专制控制。阿联酋激进分子阿拉·萨迪克先前向半岛电视台表示，“社交媒体网站通常并不代表真实立场。在阿联酋，有一项打击信息技术犯罪的法律，该法律条款规定的处罚可能使任何批评家望而却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踏上从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多个层面深入了解这种情况的旅程。这里必须注意，这三个层次通常是相交和重叠的。在下面的内容中，我们将详细考虑经济和社会层面，政治因素隐含在两个层面中，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与之分开。

经济上：公民对权力的服从是如何形成的？

有很多文献涉及权力、霸权、公共领域，个人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及其决定因素，会面、竞争和矛盾的空间，并谈到了现代民族国家及其利益，国家中被忽视的人，以及使个人陷入统治与象征性和物质暴力关系网络的重要政治。在不深入研究这些思想理论细节的情况下，权力向海湾国家中央模式过渡的过程是独特而且复杂的，以至于无法理解。

总体上，随着海湾国家的支柱巩固，石油收入流向中央政府，促进了重大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巴林的研究人员和学者奥马尔·希瑟姆·谢哈比指出，石油工业的兴起及控制该产业的政治体系聚敛收入是导致社会全面彻底改组的两个主要因素，那些控制石油工业收入和由此产生的资本的人对塑造社会基本特征的影响最大。

结果，正如谢哈比指出的那样，寻找谁控制资金以及资金流动机制使我们知道周围社会是如何形成的。在国内层面，石油收入已导致决策者与其他公民（部落酋长、商人、军人等）之间的历史依赖关系消除，决策者可以利用这些收入，以符合其利益的方式，形成社会经济关系和官方国家机构。政治学博士生穆罕默德·马里对半岛电视台作出的声明中也证实了同样的想法，他指出“石油财富在促进重新定义海湾地区个人（其次是海湾社区）和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二十世纪之前；这些势力之间的关系根本不同，物质丰度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为个人和权威之间的关系引入新的定义，如果没有物质能力，这些关系将不会出现。

另一方面，丰富的石油导致海湾国家和西方国家（石油出口的主要市场）的地方决策者之间的关系得到巩固。以前，英国是带头人，但今天，美国是海湾国家的主要重心。通过这种方式，海湾国家通过将两个主要因素（来自社会组织的力量，包括政府和警察等暴力镇压手段在内的复杂社会机构网络，以及来自物质资源和财富的力量）结合起来，从而获得了权力来源和在社会中的权力。

前述内容表示了所有海湾国家的公共投入，每个海湾国家之间的本地差异都可能有所不同。但是，这里最常见的错误在于，传统的观点认为海湾地区的政治制度是其之前的政治制度的延伸（例如说当前的政治制度仅是部族制度），实际上，由于中东社会各个领域的状态和市场渗透率，这种情况已发生了重大变化，部落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尽管它仍在扩展和存在，但其政治任命和社会参与度是建立在威权主义的基础上，属于民族国家的逻辑，这使得部落在现实生活中受到许多变化的损害，在分析之前需要仔细考虑。

特别是关于阿联酋，在七个酋长国中，军事和金融权力问题集中在阿布扎比酋长国，特别是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王储目前的任期内，以及从2011年开始实施粗糙的政策后。在了解阿联酋目前的政策及其领导者的心态方面，这是非常重要的转变，这与该国创始人谢赫扎耶德在处理七个酋长国之间内部争端问题时的“调和”做法大不相同。

这并不意味着已故的埃米尔谢赫扎耶德以及其他酋长国的埃米尔之间没有权力斗争，而是可以说，这些冲突和争端的管理是基于协商一致的方法，既考虑了平衡，又确保了最高权力掌握在阿布扎比手中。阿联酋在他在位期间获得了软实力以及内外部和解的声誉。但是，穆罕默德·本·扎耶德的崛起采用基于安全和经济优先事项的另一种方法，特别是随着国家权力机构扎根以及对经济、安全事务的严格控制。

穆罕默德·本·扎耶德

除上述内容外，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为了强调经济因素的重要性，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领导下在石油领域的领导地位，是阿布扎比具有巨大财务影响力、以牺牲其他阿联酋航空为代价扩张影响力的决定性因素。可以说，迪拜酋长国是唯一具有真正经济影响力的酋长国，因为该酋长国试图以各种方式寻求实现金融和经济独立的方式，使其能够保持自主权，而不会倒向阿布扎比。阿布扎比成功地征服了阿联酋的其他地区，而迪拜通过将自己转变为全球金融中心并关注建设、旅游、贸易和对世界级港口的控制实现了成功。

鉴于迪拜统治者阿勒·马克图姆家族的政治局势，在英国支持的执政联盟中，迪拜在谢赫·扎耶德统治阿联酋期间实现了经济繁荣，维护了与阿布扎比之间的平衡，但打破平衡的转折点是2008年迪拜的金融危机，根据《外交政策》杂志，这使阿布扎比占了上风，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时代时代，阿联酋的军事和安全部门同时崛起，七个酋长国之间相对平衡的时代结束，屈服于警察的铁拳。

阿拉·萨迪克在对半岛电视台作出的声明中谈及已完全集中在阿布扎比酋长国治理和决策时已使用了相同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适用于内部政治、阿布扎比处理各酋长国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内部政治反对派对抗的方式上，而且已越来越适用于其外交政策上。自阿拉伯之春起义，阿布扎比努力阻止阿拉伯世界新生的民主力量，政治伊斯兰受到围攻，以及阿布扎比认为是该地区的战略敌人的潮流出现后，阿联酋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加艰难。

在2011年初阿拉伯之春爆发之际，阿联酋与之相关的严厉政策中强烈体现了经济因素，阿联酋用财政和安全重量压制了革命运动和民主过渡，特别是在与政治伊斯兰打交道时更加粗暴和果断。我们注意到，仅为了稳定塞西在埃及的统治，阿联酋就花费了近140亿美元。塞西于2013年在军事政变中推翻了穆斯林兄弟会。

同样，阿布扎比也干预了也门，扼杀了革命，担心“改革派”上台，特别是为了维护其南部的利益，这促使其将财政和军事力量放在也门南方过渡委员会上。也门政治社会学研究员穆罕默德·胡马里在接受半岛网采访时说，过渡委员会具有分离主义目的，主要有两个作用：第一个是驱逐过去为亚丁解放做出贡献的团体，包括与穆斯林兄弟会有关的“改革”运动；第二个是通过控制南部地区（如索科特拉群岛）来实施阿联酋的议程。报告表明，阿联酋有意与以色列合作建立由阿布扎比控制的情报基地，通过了一年多的《利雅得协议》其中一项条款规定，忠于它的军事力量应撤离亚丁以支持合法政府，此控制的目的是控制红海和亚丁湾的沿海地带，实现“港口帝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阿联酋试图控制该地区港口。

至于利比亚，阿联酋支持哈利法·哈夫塔尔将军，对抗国际公认的民族团结政府，阿联酋向他提供了财政和军事支持，这与阿联酋渗透的其他文件不同，例如2016年针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未遂政变。土耳其指控穆罕默德·本·扎耶德的安全顾问穆罕默德·达兰参与其中，这也使阿联酋和土耳其之间的地区立场发生了巨大分歧。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阿布扎比的经济影响力及其领导层的严厉安全观，极大地促进和加速了内部和区域内部的入侵和控制进程，并帮助阿布扎比实现了杀死该地区民主先锋的目标，宣布与以色列占领国实现正常化不过是一种扩展，对于阿布扎比的外交政策来说是很自然的，这需要同时重塑社会结构并控制阿联酋人的价值体系和思想体系，以便建立一个可以确保这些政策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得以延续而没有丝毫反对的社会和文化基础。

社会上：如何制造一个好的“资产阶级”？

“真正的力量，我们应该争取的力量，不是对事物的力量，而是对人的力量。”——乔治·奥威尔（《1984年》）

20世纪20年代，一些海湾国家正遭受严重的经济危机之苦，这种危机反映在其社会结构上，人造珍珠的出现开始影响了整个珍珠贸易和沿海贸易，到 1930年代末世界大战爆发以及该地区总体上未能从战争后果中恢复过来，严酷的现实由此形成，许多半岛部落被迫穿越整个阿拉伯半岛的沙漠进行迁移，其中一些部落到达伊朗海岸，但石油的涌入突然使该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沙特小说家阿卜杜勒·拉赫曼·穆尼夫在描述海湾城市和各国崛起的五部曲《盐城》中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图画，体现了影响阿拉伯半岛的根本性转变，这些城市和国家在很短的时间内以一种不自然且异常的方式出现，这意味着“并不是长期的历史积累导致了其崛起、成长和扩展，而是由于紧急情况引发发生的爆炸而崛起，这些财富（石油）导致了城市的膨胀，这些城市像气球一样，一旦有尖锐的东西碰到它们，它们就会爆炸并终结。”

据阿里·库瓦里博士说，这一飞跃是了解海湾国家社会政治有效性丧失原因的重要切入点。大量资金涌入“摧毁了政治、社会或经济上都没有准备吸收它们的社会”。整个海湾地区的社会都不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了解导致社会和文化结构重组的资本主义积累过程，这不是国家生产力最初增长的结果，是石油经济转型的结果，而石油经济转型又是“历史巧合”的结果。

通过这种“巧合”，海湾地区进入了内部和外部转型的新阶段，这使其成为世界大国关注的焦点，这些大国争相加强其在该地区的存在，其作用已不再局限于贸易、商业、陆地和海上通道，它已成为影响力和利益博弈的一部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感兴趣的是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繁荣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

政治学教授卡尔弗特·琼斯在她讲述了石油财富涌入后阿联酋发生的变化的书中透露：“从贝都因人到资产阶级，在全球化时代公民被重塑”，财富分配政策为公民创造了有保障的工作，“食利者心态”的出现导致了政治活动的减少。

琼斯在她对社会工程学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书中，将阿联酋描述为“新的父权制”（*）。她在该制度中发现了为当权者的利益而改变其公民观念的必要动机，从“民族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归属感（削弱观点和自我冲动）” 中受益。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国家从属关系将抑制自我看法和冲动。琼斯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华盛顿邮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灌输爱国主义、自豪感、自尊心、建立青年的信心和过分赞扬，增强了他们的排他性感觉，并使他们感到值得政府的照顾，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他们说：“通过这种方式，当局成功地将各个社会阶层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社会工程学的研究机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维度，可以用于理解阿联酋所经历的社会转型，但是仅这个维度不足以完全了解实施镇压的情况、晋升和排斥的机制，以及该国统治者实行的社会控制政策。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阿布扎比以猛烈的方式来逮捕和限制反对者和批评家的安全，即使在那些不影响执政机制和财富分配政策的问题上，这促使批评者或想要进行改革的人离开该国，以挽救他们的生命，或保持绝对的沉默。所有这些事件在塑造红线、重新修剪和修整意见和态度方面都发挥了根本作用。

除了那些已离开或保持沉默的人以外，具有政治影响力的政治伊斯兰主义者，每个要求改革和公民参与立法的人都被列入一个完整的档案，直到今天仍然有“新人”加入，该档案被称为“阿联酋的良心犯”。尽管阿布扎比因与政治伊斯兰有关的一切而声名狼藉，但阿联酋的政治方针对任何可能破坏该地区专制制度的“民主”行动都怀有明显的敌意。这完全适用于阿布扎比的外交政策，它在整个地区发动战争，尤其针对政治伊斯兰，但炮火的轰炸影响了所有要求民主和革命的潮流。

“阿联酋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可能是世界上最讨厌穆斯林兄弟会的人。”——前英国驻阿联酋大使约翰·詹金斯爵士

至于这种转变的历史顺序，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见证了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大多数阿拉伯海湾国家的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伊斯兰运动的兴起，该运动在国家各个部门存在感开始增加，例如教育、安全部门等。在谢赫扎耶德统治下，伊斯兰运动与当局的关系起起伏伏。但是双方之间关系的转变始于2003年，也就是谢赫扎耶德去世前一年，教育部内部“改革”运动的170多名成员被调动，阿联酋官员辩解为“在针对公共教育重大转变的战略远景中，此举符合该国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发生的重大经济和文化变革”。所有人都清楚，谢赫扎耶德的铁腕儿子和武装部队参谋长穆罕默德·本·扎耶德是这一转变的首要赞助者，这是他对伊斯兰主义者怀有敌意的第一个迹象。

时间流逝，谨慎行事；直到“阿拉伯之春”到来之时，阿联酋的改革派开始与政权进行最大的对抗。2011年初，133名学者和法学家（其中大多数来自“改革”运动）发表了一份文件，呼吁直接选举联邦国民议会，并赋予其立法权，这正值“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的兴起。“改革”领导人此举成为了穆罕默德·本·扎耶德眼前最大的恐惧，因此，反对派这次的行动更加激进和尖锐，政府逮捕了五名激进分子，后来逮捕人数扩大到签署了请愿书的大多数人。

但是，最严重的升级是逮捕了拉斯海马酋长国领导人的堂兄谢赫苏尔坦·本·凯伊德·卡西米，他自2012年4月20日起担任改革呼吁协会主席，他被捕的原因是他在一篇新闻报道中，表示拒绝阿联酋当局撤销7名阿联酋公民的国籍，而且他属于首批在2011年3月3日签署请愿书的酋长。逮捕七个酋长国执政家族成员带来了一个时代，各个酋长国之间不在平等，所有酋长国中最强大的酋长国和最强大的人已明确确认。这样，信息传达给了全体人民：没有人能超越安全控制的范围，也没有抗议甚至发表意见的空间。

“正的爱国主义不仅是说说而已，而且还必须由行为和行动来证实。如果它受到灾难和牺牲的考验，它在公民心中的真实地位就会展现。”——苏尔坦·本·凯耶德·卡西米

同时，阿联酋在内外部基于高级间谍和安全系统，将与政治伊斯兰有关的一切事物的针对暴力政策升级，将其视为最危险的敌人，甚至通过艺术和宗教网络开始歪曲与之有关的一切事物，这是形成内部话语和制定阿联酋政府制度可接受的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萨迪克向半岛网指出，阿联酋对“政治伊斯兰”趋势怀有敌意的主要原因是他们采取的反对措施，她指出阿联酋当局并没有将他们的敌意局限于这种趋势，而是将矛头指向每个反对者，不论其方向和派别如何，例如，逮捕阿联酋政治活动家艾哈迈德·曼苏尔，他是世俗取向的独立人权捍卫者。

阿联酋激进主义者艾哈迈德·曼苏尔 (社交网站)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这种敌对情绪扩展到了艺术戏剧性的一面，我们决不能忽视“背叛民族”这部连续剧，这是对一切与政治伊斯兰（尤其是穆斯林兄弟会）有关的攻击运动的清晰表达，这是内政部和文化、青年与社会发展部一直热衷于赞扬的连续剧，后者部门的部长谢赫纳赫扬·本·穆巴拉克·纳赫扬也参与其中。

在努力宣传的框架内，反“伊斯兰思想”形成，服务于阿联酋内外部议程；阿联酋倾向于支持苏菲伊斯兰主义趋势，即所谓的现代左派，建立自己的替代机构和组织网络，这一趋势与美国以伯纳德·刘易斯和丹尼尔·派派斯为首的许多高级中东政治专家的立场完全相符，他们指出了与苏菲路线结盟的重要性，根据宗教与生活的分离来填补宗教和政治领域的空白。2002年夏天，兰德公司发布了一项研究报告，呼吁与苏菲派建立战略联盟以对抗所谓的“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极端主义”。

“什么是宗教，什么不是宗教，不在于是否信仰上帝，而在于对民族国家政治忠诚程度的政治决定。”——美国思想家威廉·卡瓦诺

对此，阿勒·萨迪克向半岛网补充说，阿布扎比试图雇用两种人：第一种人认为，不管统治者是谁，都必须服从统治者，以免造成混乱，宗教不应干涉政治，而灵活性是基础，根据逻辑上，如果这些人声称是萨拉菲或苏菲流派也没有关系；第二种人，以当局者的眼光对待那些认为他们在社会和国家中具有政治和改革作用的伊斯兰主义者和传教士之外的政党。

这样一来，宗教就业就成为一种威权主义的工具，可以根据政治利益进行调整，这促使阿联酋的一位著名宗教人物推翻了他以前的所有拒绝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立场，在证明阿联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是合理行为的背景下，用诸如“我们不区分他的使者”之类的经文，考虑到他们是犹太人，上帝并没有在他们和穆斯林之间进行区分。同样，看到阿联酋人物和激进主义者毫不羞愧地表示同情占领者并指责巴勒斯坦人犯有暴力和恐怖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

随着阿联酋公共空间的严重缩小，除了数十年来对宗教和艺术话语的中央控制以及政治领域的垄断之外，权力影响了社会的大部分部门，并将其他部门推向了社会之外，或将它们变成无声的物体。威权主义的取向造就了许多民族神话，国家的战略命运取决于这些伟人。这构成了一个封闭的社会结构，超越了奖励和惩罚的新标准，在其中，好公民完全根据坐在权力顶峰之上的人重新定义。

老大哥的脸褪了色，党的三个口号都以粗体显示：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隶

无知即力量。”——乔治·奥威尔（《1984》）

这些阿联酋的社会工程政策与经典社会学理论家马克斯·韦伯关于传统制度的主张相一致，在传统制度中，合法性由传统的力量和时间的威望而产生的。有鉴于此，根据当局对公共领域的绝对影响，根据阿联酋思想家穆罕默德·奥拜德·戈巴什的描述，在许多阿联酋社会阶层中看到这种政治冷漠状态就不足为奇了，这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整个海湾地区的政治局势，其特点和差异是每个国家都不能忽视的。

也许这种复杂的逻辑为理解一般海湾地区，特别是阿联酋的政治排斥进程提供了更深层的方法。与食利者国家的普遍概念相反，后者基于通过所谓的“公共贿赂”实现合法性的基础，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更加连贯的概念。尽管它并没有否认石油利润和收入在将公民驯化和使他们在政治保持中立上方面的作用，但它考虑了人口和安全因素，因为它们是社会工程政策的两个基本支柱，其主要目的是创造公共领域的沉默，培育出一代代人，他们全心全意地相信权力的叙述，而且他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不会停止拥抱和颂扬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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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说明：

（*）父权制（Patriarchy）：由两部分组成的希腊语单词，直译为“父亲统领”。在意义上，是指拥有父亲权威的人，因此，基于父亲权威的制度被称为“父权制”。

来源 : 半岛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