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制战略：重塑美国岌岌可危的外交政策 | 美国 | 半岛电视台
在冷战结束后的近30年内，美国外交政策的特点是民主与共和两党达成的共识——作为无可争议的、“不可或缺的世界大国”，美国必须采取一项计划以促进世界舞台的转型。
大西洋理事会斯考克罗夫特战略与安全中心的“美国新参与倡议”研究员艾玛·阿什福德，在美国杂志《外交事务》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如何重塑美国外交政策的文章中，便以上述内容作为开端。
阿什福德认为，在过去几年内，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的共识已经破裂，她还指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采取“克制战略”，“这是一种更为静态的做法，偏重于外交行动和经济参与，而非军事干预。而且这项策略已经引起了部分人的赞同。”
自动运作
毫无疑问，环境有助于促进这种方法。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所遭遇的“失败”、中国的崛起以及美国国内的党派分化，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美国的外交政策根本无法实现自动运作。
即使是那些一直争论这项政策是基于干涉世界的人士，通常也会承认其战略有必要摒弃最为严重的过度行为。根据艾玛·阿什福德的说法，虽然作为一项政策，“自我克制”曾经一度被排除在权力圈子之外，并且主要被局限于学术期刊之内，但是它的部分计划现在已经成为了官方政策。
尽管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行动制造了比采取连贯战略更大的混乱，但是他却逐渐结束了阿富汗战争，并引起了有关在欧洲和亚洲结盟的可行性的质疑，以及关于军事干预和民主推广的理性的质疑。
拜登的外交政策参考
另一方面，美国现任总统乔·拜登开始从阿富汗撤军，并开始审查美国在世界上的军事地位，并采取措施，以转变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曾在2019年写道，“美国必须善于研究其权力的可能性和局限性。”阿什福德认为，这种在最高权力层得到支持的情绪，对于那些长期以来主张“更加克制”的美国外交政策的人而言，无异于一场胜利。
随着美国放缓了反恐战争的节奏，“自我克制”的倡导者们最为普遍的政治诉求得到了满足。他们现在必须在剩余的外交政策问题上进行一场“艰苦”的战役，包括如何与盟友打交道，或应当如何应对中国。在阿什福德看来，这些问题对于公众而言并不具有太大的重要性，或者说，那些“自我克制”的倡导者们在这些问题上存在分歧。
如果“自我克制”阵营只顾着内部分歧，而不注重团结一致，那么该阵营就会在这些“内斗”中耗尽自身，并且在其影响力可能达到顶峰的同时，被排除在决策层之外。
更安全、更受欢迎
但是文章作者看到了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并认为这是一种更为务实的战略，它能够让美国逐步减少其军事承诺，但却不会实现“自我克制”倡导者更为雄心勃勃的目标。然而，这项战略最有可能将美国的外交政策推向更安全、更受欢迎的方向。
自前苏联解体后的30年来，“美国是唯一有资格改造世界的国家”的说法，以不同的方式得到了呈现。
在艾玛·阿什福德看来，出于人道主义进行干预、促进民主和反恐战争，都是按照美国的优先事项来塑造世界的尝试，但是“单极时刻”却未能达到预期的水平。
国际冲突的加剧
因此，今天的我们会发现民主在衰落，国家层面的冲突比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多，以及反恐战争失败。而中国的崛起又证明了一种流传甚广的想法的错误性，即美国可以阻止竞争对手的出现。
正如文章作者所认为的那样，美国的外交政策界现在似乎已经理解了纠正路线的必要性，尽管它们在细节上仍然存在分歧。
目前，这个想法目前围绕着3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修正版的自由国际主义，这种观点认为美国是世界上的“稳定力量”，并强调了带有军事性质的威慑，以及基于法律的自由世界秩序的乐观主义。
这种观点的支持者会经常制造借口，以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对该政权的威胁，而不是针对美国安全利益的具体威胁。
敌对的单边主义
第二种观点则是从共和党的外交政策机构以及特朗普政府的组合中过滤出来的，这是一种有利于维持美国军事霸权的具有侵略性的单边主义模式。
这清楚地体现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中。作者认为，这显然是对旧共识的继承，但是它支持武力胜过外交，支持美国利益优先于任何自由世界的秩序。
“美国优先”的做法可能会导致短期内的收益。在艾玛·阿什福德看来，特朗普能够迫使美国盟友遵守对伊朗的制裁，并重新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但是这却是一项收益递减的政策。
滥用工具的危险
美国对其他国家滥用工具的次数越多，这些国家就会想方设法地削弱这些工具。这两种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先进军事存在，这就很容易引发一场计划之外的冲突，尤其是在亚洲大陆。
第三种观点则涉及自我克制，它产生自美国的决策圈之外，并且主要集中在其他观点的缺陷之上。
阿什福德声称，后一种观点在意识形态上与前两种观点截然不同，但是大多数自我克制的倡导者都同意几个基本原则。例如，他们一致认为美国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国家，由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它所拥有的核武器能力，它与历史上的许多大国不同，因为它并不面临真正的被入侵的威胁。
糟糕的结果
他们还认为，美国近年来的外交政策具有傲慢的特征，并且因此导致了“悲惨”的结果。
“自我克制”的倡导者还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过度军事化”，决策者在国防问题上挥霍无度，并且习惯于迅速诉诸武力。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倡导者试图直接抹杀“美国是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大国”的观点，并希望将它视为众多国际大国中的一员。
大西洋理事会斯考克罗夫特战略与安全中心的研究人员称，“自我克制”的战略涉及许多不同却又相互交织的思想。
大战略理论
在这些想法中，排在首位的是由政治学家巴里·波森在2014年出版的《克制》一书中提出的“大战略理论”。
书中提出一种设想，即组建一支主要驻扎在美国境内的、规模小得多的军队。
“自我克制”这个术语拥有一个相对“宽松”的定义。美国认为，这包括任何呼吁“减少军事化和行动”的外交政策。
艾玛·阿什福德建议“自我克制”的倡导者们，在需要妥协其基本原则的伙伴关系上保持谨慎，她还补充称，这些人员会发现，最好能够作为一个超越党派属性的团体而共事与合作。
换而言之，“自我克制”的倡导者应该限制或克服他们内部存在的分歧，并在共识破裂的情况下，为这些持续的分歧排好优先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