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延长殖民主义 英国在非洲和帝国的软实力工具 | 英国 | 半岛电视台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后殖民主义研究蓬勃发展，该领域的研究内容包括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文化遗产、被殖民人口受到剥削的后果、他们对殖民主义的反应以及他们的文学、知识和意识形态反应。
在2021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殖民重现：大英帝国晚期的文化项目》（Imperial Encore: The Cultural Project of the Late British Empire）一书中，作者、现代帝国历史学家卡罗琳·里特（Caroline Ritter）探讨了文化产业如何作为延长大英帝国在非洲寿命的战略的一部分，研究聚焦在1930年代到1980年代。
殖民历史如何塑造物品和运动？
1930年代，英国殖民官员以殖民发展为名向非洲提供了戏剧表演、广播服务和出版社。
他们用戏剧、广播和书籍在整个大陆传播英国价值观和英语，这个项目在大英帝国的统治结束后被证明具有非凡的弹性，成功适应了新现实，许多文化机构保留了在非洲的地位。
在1960和1970年代，非洲观众继续观看莎士比亚的戏剧和收听英国广播公司（BBC）广播，而非洲政府则采用英国出版社出版的英语教科书。
卡罗琳·里特追溯了英国殖民统治结束和非洲民族主义统治开始时期在非洲的英语文学、戏剧、广播和出版，展示了三大文化机构，英国文化协会、BBC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如何将他们的工作与大英帝国的目标结合起来，并在英国官方统治结束后继续进行这个项目。
追溯这些机构和它们在殖民主义及其后果结束后的动荡时期产生的媒体，里特首次提出了“英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全球足迹”。
文化工具
埃克塞特大学全球历史中心的学者洛瑞·李·奥茨（Laurie Lee Oates）在介绍中说，这本书在广泛的研究范围内有效地解决了文化产品作为帝国建设工具的重要性.
虽然里特研究了物质文化的各个方面，例如戏剧表演、广播服务和出版社，是如何在殖民发展的幌子下被利用来扩大帝国项目的，但根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LSE）网站上发布的报告，她强调，不通过对比和总揽全局的方式研究各种媒体，就无法以明显的方式完成研究。
在该书的引言中，作者认为“大英帝国灭亡的政治史必然与重振帝国野心的文化史重合。”
这本书的主要成就是将广播公司、流动剧团和印刷书籍聚集在一起，以展示“同一群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如何控制英国在非洲文化活动的连续性”。
英国文化机构的社会凝聚力由此体现，无论是在承认帝国的重要性方面，还是在保护它的集体行动中。
文化与帝国主义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基于巴裔美国思想家爱德华·赛义德的著作《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作者解释了“后殖民批判为何没有解除英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武装。事实上，两者齐头并进，有时甚至加强了后者。”
作为后殖民研究的思想家和先驱，赛义德将东方学（与他的同行米歇尔·福柯等人一样）视为在“东方化”和刻板化之后对东方知识的专制使用，为它的殖民和控制做准备。
作者利用主要来源解释了英国文化机构，包括BBC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等出版公司，如何断言他们“增加非洲人获取信息的途径并鼓励不同的声音”，以证明这些机构对于后殖民社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即它们在殖民主义离开后，吸收不同的声音以巩固在非洲社会的存在。
这本书很有说服力地指出，英国官员最初计划通过白人定居者和精英群众到达东非和西非，但他们最终开始瞄准非精英的非洲黑人人口。
英国官员强调，他们希望英国和非洲之间的积极关系能够在后殖民时期继续下去，这与非洲作家和政治家为他们的民族国家在后殖民时期制定愿景的方式形成鲜明对比。作者说，非洲发生的事情是“帝国的重新出现”。
例如，英国文化协会依靠英国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的作品在课程和考试中的突出地位，继续向非洲输出戏剧和文学。
今天，英国文化协会是一个促进文化和教育机会的公共组织，成立于1930年代，“旨在促进海外民族文化”。
这些努力还包括通过流动剧团发展戏剧表演，将莎士比亚的作品带到殖民地并提供学习英语的机会。
帝国服务
在书的第三章中，里特研究了BBC的活动。BBC在1920年代开始了本地广播，并在1930年代初期开设了海外分支机构，当时称为帝国服务（Empire Service）。
后者建立在短波广播的基础上，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发现，“使广播公司以低成本进行远距离广播”。
作者说通信设备经常被用来扩大殖民范围，就像以前延长电报线路和扩大蒸汽轮船和铁路的运营范围那样，新的无线电技术也需要为帝国服务。
根据作者的说法，当地观众不是BBC的优先事项，她指出，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三方侵略）之后，英国开始通过向东非和西非的群众和土著人民传递自己的话语来处理非殖民化问题。
通过断言非洲独立，BBC第一次发现“在观众变得更加重要的那一刻，自己被迫与后殖民时期的观众竞争”。
书籍和出版
“各种各样的书籍是文明取得胜利的手段”，书的第二章以1937年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这句名言开篇。作者说，带给非洲人的书籍在殖民地传播了文化。
丘吉尔的话在殖民地内部变成了一种务实的政治态度，里特强调，“正是在那个时候，英国出版商开始表现出对扩大业务范围的兴趣，尤其是在亚洲和非洲殖民地，他们想象着当地有无穷无尽的未开发市场。”
他们抓住机会，开始重复丘吉尔的话，他们的工作不仅仅是追求市场和利润，在他们心目中，“英国出版业在伟大的文明中占有中心地位”。
自成立以来的三十年里，英国文化协会已经从世界各地的几个部门和代表处发展成为一个由数千名官员组成的组织，他们在70个地区工作，其中20个地区在非洲。
过去，官员们每三年往返于伦敦和海外国家之间，笔者认为，这反映了英国文化协会并不重视其官员是否需要在殖民地获取当地经验。
作者还描述了英国文化协会委员会的成员如何代表了“拥有明确的财务、政治和文化利益，以伦敦为中心的精英阶层”。
帝国支持活动被视为英国公务员在非洲的安全问题，二战后，“官员们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波涛汹涌的政治变革越来越感到担忧”。
殖民官员认为，通过发展机构，他们可以利用公共领域来减轻对政治变革的需求。
里特总结道：“英国文化帝国主义将自己重塑为全球归属感的新版本，其要素总体上与西方价值观重叠，例如言论和新闻自由、出版竞争。”
这些行为建立在“受人尊敬的英国”文化可以向世界传达善意信息的理念上，作者认为，帝国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存在，“这些行为受到文化自信的支持，这种自信指导着英国今天仍在世界上寻求自己的角色。”
这一结论可能有助于解释英国最近的许多辩论和政策，例如退出欧盟、近年来得到加强的“英国例外主义”概念，其中文化被用作帝国的工具，试图通过软实力扩张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