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9/2021 - 18:47

苏杰生：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将在新的全球秩序中发挥关键作用

苏杰生本月6日受邀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发表了2021年度约翰·克劳福德演讲（2021 JG Crawford Oration）。演讲中，他概述了为什么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将在新的全球秩序中发挥关键作用。这是一个以澳大利亚和印度为核心的愿景。苏杰生说，目前的全球秩序“已经走到了尽头”，世界“变革的时机已经成熟”，并指出印太地区将处于这些转变的中心。他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多极化”的新时代，世界政治不能再沦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争斗，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将在全球舞台上发挥重要和积极的作用。

苏杰生指出，“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动荡、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连锁影响，以及新冠疫情造成的更大后果是目前这样的三个例子。”他说，“那些把这些点联系起来的人肯定会同意，我们现在确实处于大事件的风口浪尖上。当我们寻求辨别下一步出现的轮廓时，毫无疑问，印度-太平洋将是其核心所在”。苏杰生认为，像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这样的新集团将有助于应对和塑造21世纪的世界政治。他强调，“事实是，单边主义的日子已经过去。双边主义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而且，正如新冠疫情提醒我们的那样，多边主义根本没有发挥足够的作用。”

苏杰生说，“改革多边组织的阻力，迫使我们寻找和采取更直接的解决办法。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情况。四个国家都是民主政体、市场经济和多元化的社会。”他指出，“除了这些共享特性产生的那种自然的理解之外，美日印澳关系的结构方面的相似性也有助于促进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这个平台。”

“不可否认，美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首要力量”

在谈到当下的地缘政治发展和挑战时，苏杰生还阐述了美国所扮演的作用，并广泛深入地探讨了其战略调整的现实，他补充说，“不可否认，美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首要力量，并将继续如此。事实上，其在当前秩序中的核心地位，无论是盟友、竞争者、不可知论者还是未定论者，我们都不可能真正对美国的姿态无动于衷。”同时，他认为，美国政体正在进行认真的反省，这很可能导致华盛顿以不同的方法与世界打交道。

苏杰生随后谈到了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崛起，并说中国出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他介绍称，“这一现象有三个自主方面需要考虑分析。首先是中国在几乎所有领域的能力的巨大扩张；第二，从2009年开始，（中国在海外的）投射模式发生了变化，2012年之后，（中国的）投射模式更加有力。”他说，“第三，这在新冠疫情期间特别明显是中国与全球经济的深刻关联性。”

“有75年历史的世界秩序已经走到了尽头”

苏杰生还谈到，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印度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伙伴美日澳的关系发生了真正的转变。他提出，生活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印度侨民所发挥的作用代表了“我们社会之间独特的桥梁”，以及与日本关系中的区域趋同和民主社会的自然共鸣是四国关系升华的原因。讲话中，苏杰生提到了改革联合国和其他全球机构的必要性，他说有75年历史的世界秩序已经走到了尽头，变革的时机已经成熟。

苏杰生强调，“我们地区的命运不能由少数人决定，当然在一个民主时代也不能由少数人决定。我们中那些有利益、有能力和有信心的人必须站出来。如果七国集团能够成为二十国集团，那么我们地区也一定能够找到一个基础广泛的决策过程。”他重申，印太地区正处于这场新的世界秩序变革的中心。在参加了这场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举办的演讲的5天后，苏杰生和拉杰纳特·辛格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欢迎了来访的佩恩和达顿。澳洲防长和外长正在对印度、韩国和美国展开联合访问。

“北约是一个冷战的术语，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着眼于未来”

印澳两国外长11日在“2+2”会谈后的记者会上，共同驳斥了关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是所谓“亚洲版北约”的说法。苏杰生断言，重要的是不要 “歪曲”现实。当被问及四国集团被称为“亚洲版北约”时，苏杰生回应说，“我们称自己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是一个平台，四个国家为了他们的利益和世界的利益而合作。”他续称，“我认为北约是一个冷战的术语，是向后看（的思维）。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着眼于未来。它反映了全球化和各国被迫合作的情况。”

苏杰生强调，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目前关注的重点是新冠疫苗生产和派送、供应链、教育和基础设施连接等问题。他说，“我看不到此类问题与北约或任何其他类型的组织之间有任何关系。因此，我认为重要的是不要歪曲外面的现实。”佩恩对苏杰生的观点表示赞同，并说“随着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关系重新焕发活力，也有机会通过较小的团体，如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和其他区域架构，如东亚峰会和东盟区域论坛进行工作。”

佩恩说，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成员国是东盟在印太地区中心地位的拥护者，并积极参与该区域架构。她重申，“我们有一个积极和实际的议程，正如苏杰生部长提到的围绕疫苗、围绕气候和关键技术的那些倡议中的一些。”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自8月26日起联手在关岛海域展开为期4天的军事演习，这是四国第二次举行代号为“马拉巴尔”的，在1992年由美印两国发起的海上联合演习。

莫迪：举行首次2+2会谈是印澳之间战略日益趋同的标志

在双方首次“2+2”会谈中，达顿还表示，他已正式邀请印度参加澳美两年一次的大规模“护身军刀”演习。今年7月的该演习包括来自美澳日等国的1.7万名士兵。辛格尚未表示是否会接受邀请，但强调印澳关系取得了“显著进展”，希望“加强军事接触、信息共享以及新兴国防技术方面的合作”。达顿和佩恩此行还与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 ）进行了会晤，据印度总理办公室介绍称，“总理对澳大利亚政要在2+2对话期间进行的富有成效的讨论表示感谢，指出这是两国之间战略日益趋同的标志。”

印度总理办公室称，“会议期间讨论了一些问题，包括进一步扩大双边战略和经济合作的可能性，两国对印太地区的共同态度，以及在澳大利亚的印度社区作为双方的人文桥梁的日益重要性。总理对莫里森总理（Scott Morrison）在迅速推进两国去年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表示赞赏。他再次邀请莫里森总理在方便时尽早访问印度。”此外，在印澳首次“2+2”部长级会谈后双方还发表了联合声明。

声明写道，“双方欢迎在2020年6月举行的领导人虚拟峰会期间将印度-澳大利亚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满意地注意到在深化政治、经济、安全和国防相关事务的双边合作方面取得的进展。部长们重申，他们致力于在相互信任和理解、共同利益以及民主和法治的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全面实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他们重申，根据印度通过‘印太海洋倡议’（Indo-Pacific Oceans’ Initiative）和澳大利亚的‘印太方法’（Indo-Pacific approach）和‘太平洋升级’（Pacific Step-up）’在印太地区日益增加的参与，推进其建立一个开放、自由、繁荣和基于规则的印太地区的共同目标的重要性。”

声明称，“为了进一步实现印度-澳大利亚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全部潜力，部长们强调了在2+2框架下扩大合作的意向，并且每两年至少举行一次会议以保持这一势头。”就印澳两国在新冠疫情期间的合作，声明指，“部长们欢迎印度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合作与协调，以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在两国和其他国家出现的挑战。他们重申决心加强合作，以促进在全球范围内公平、及时和公正地获得高质量、安全、有效和负担得起的新冠疫苗、治疗和关键医疗用品，包括通过‘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在欢迎印度的疫苗慈善倡议（Vaccine Maitri initiative）的同时，部长们同意深化在疫苗制造方面的合作，包括在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框架下，向印太伙伴提供高质量的疫苗。部长们承认，接种疫苗仍然是我们摆脱大流行病的途径。”

声明称，“部长们还赞赏地注意到，澳大利亚和印度的研究人员正在通过澳大利亚-印度战略研究基金资助的项目，共同推进新冠病毒的筛查工作，并研究该病毒的未来健康影响。部长们加强了正在进行的全球合作的重要性，以预防和应对传染病的爆发，减少未来大流行病的风险。”声明续指，“部长们重申加强供应链复原力的重要性，并同意通过多边、区域和诸边机制共同努力，加强关键卫生、技术和其他商品及服务的供应链并使之多样化。在此背景下，他们欢迎印度、澳大利亚和日本的贸易部长发起的供应链复原力倡议。部长们重申支持全球经济复苏，包括印度和澳大利亚，以便在大流行病之后出现更强的复原力。他们还强调了促进经济开放和反对破坏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的胁迫性经济做法的重要性。”

印澳就印度-太平洋、区域和多边合作的共同愿景

声明称，“部长们对两国在大流行病期间遣返滞留的印度和澳大利亚国民表示赞赏，双方同意探讨如何逐步恢复正常的、更可预测的旅行安排。”就印度-太平洋、区域和多边合作的共同愿景问题，声明称，“考虑到日益增长的海洋挑战，部长们同意继续促进海洋领域的合作，正如2020年6月通过的《印度-太平洋海洋合作共同愿景联合宣言》所概括的那样。强化的安排将促进两国之间更深入的接触，包括海洋领域的认识，扩大海事机构之间的联系，在现有承诺的基础上打击海洋垃圾和一次性塑料废物等挑战，并针对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

声明称，“他们同意共同努力，支持海洋和水资源的健康和可持续性，包括通过区域机构。澳大利亚表示支持印度的‘印太海洋倡议’，该倡议将促进更好的协调与合作，以确保该地区所有人的安全和增长。部长们欢迎澳大利亚在新德里附近的信息融合中心-印度洋地区派驻一名联络官。”声明称，“部长们重申，他们致力于维护一个自由、开放、包容和基于规则的印太地区，通过所有国家遵守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以及和平解决争端，支持航行、飞越以及和平和无阻碍的商业自由。他们还强调，《南海行为准则》应完全符合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损害任何国家根据国际法享有的合法权益，并加强现有的包容性区域架构。”

声明称，“双方重申致力于支持一个以东盟为中心的强大、有复原力和包容性的区域架构。两国同意继续与作为该地区领导人讨论战略问题的首要论坛的东亚峰会合作，并与东盟领导的其他机构，如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以及通过印度洋海军研讨会和环印度洋区域合作联盟，以实现我们对该地区的长期目标。双方承诺将继续通过诸边和三边机制开展工作。部长们欢迎欧盟的印太战略。”

声明表示，“双方重申了他们对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四边合作的承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有一个共同的愿景，那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繁荣和包容的印太地区，并以尊重国际法为基础。部长们欢迎在2021年3月召开第一届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虚拟领导人峰会和在2021年2月召开第三届外长虚拟会议。他们赞赏旨在促进新冠疫苗、海上安全、气候变化、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连通性和基础设施、反恐以及关键和新兴技术方面的实际合作的积极议程。部长们期待着继续在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框架下进行定期磋商。”

加强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双边合作

声明中还提及，“澳大利亚祝贺印度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UNSC）2021-2022年的非常任理事国，并欢迎印度在担任安理会主席国期间提出的侧重于海上安全、技术和维和以及反恐的倡议。澳大利亚重申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候选国，并支持其改革国际组织以使其更加负责任和透明。”就加强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双边合作，声明指，“部长们欢迎根据2020年6月《印度和澳大利亚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在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印度-澳大利亚双边合作方面取得的进展。”

声明称，“印度和澳大利亚重申了防务关系的重要性，这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核心支柱。印度和澳大利亚承认两国加强了防务合作，并讨论了加强防务互动的举措。双方对最近结束的‘马拉巴尔’演习第一阶段的成功表示欢迎，部长们欢迎澳大利亚继续参与‘马拉巴尔’演习。澳大利亚邀请印度参加未来的‘护身军刀’演习，以增强两国国防部门之间的行动兼容性。”声明称，“部长们承诺提供业务后勤支持，同时探索更长期的互惠安排。部长们同意通过信息共享和实际合作加强彼此的海洋领域意识。部长们表示希望在整个海洋领域开展更多工作，并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以确保印太地区的自由和开放的关键海洋走廊。”

声明表示，“部长们审查了战略挑战和区域安全局势。他们申明致力于保持海洋、太空和航道的自由和开放；保持各国免受恐怖主义和海盗的侵害；确保全球网络空间不受干扰，并确保进入和负责任地使用全球公域。”声明续指，“两国努力加强在各种国防技术方面的合作，并继续开展印度国防研究和发展组织和澳大利亚国防科技集团之间的对话。”声明称，“两国还同意探索国防工业领域的合作领域，包括无人驾驶车辆和其他利基技术。”

声明称，“认识到在网络安全、创新、数字经济、网络和关键技术方面的合作是印度和澳大利亚关系的一个重要支柱，部长们重申了在这些领域合作的重要性，正如印度和澳大利亚之间的《网络和网络支持的关键技术合作框架安排》所确定的。”声明指出，“他们强调了一个开放、安全、自由、可访问和稳定的网络空间的重要性，它遵守国际法，并为经济增长提供最大的机会。他们强调了安全、有弹性和可信的技术在加强国家安全、推动经济增长和促进国际安全与稳定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声明称，“部长们欢迎2021年7月6日举行的第四次澳大利亚-印度网络政策对话和2021年6月10日举行的首届网络安全合作联合工作组，以及两国负责电信的秘书处之间最近的互动。部长们同意在即将举行的与网络空间和网络犯罪有关的多边会议中继续密切合作，并扩大相互合作，以及讨论包括5G在内的电信网络的安全。他们期待着早日召开印度-澳大利亚外长网络框架对话会议。”

声明称，“部长们欢迎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和澳大利亚航天局之间正在进行和拟议进行的合作，以及2021年2月17日签署的两国2012年民用空间科学、技术和教育方面的空间合作谅解备忘录修正案。部长们欢迎加强关键矿产方面的合作。他们欢迎2021年9月10日举行的关键矿产联合工作组第二次会议，以及在执行计划方面取得的进展，包括研究和科学组织之间的技术交流，印度和澳大利亚需求和供应研究的出版，以及双边商业和投资圆桌会议。”

声明还提到，“部长们承诺深化澳大利亚和印度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下的经济关系。部长们赞赏双方再次做出承诺并取得进展，以便在2021年12月前宣布一项临时协议，实现货物和服务的自由化和深化双边贸易，并为早日缔结双边全面经济合作协定铺平道路。部长们期待着达成一项平衡的贸易协定，鼓励扩大贸易和投资流动，以造福两国的经济和人民。部长们还强调了根据印度-澳大利亚避免双重征税协议早日解决印度公司离岸收入征税问题的重要性。部长们欢迎在职业教育和培训以及技能发展领域正在进行的讨论。”声明最后提到，印澳两国期待着在2023年举行下一次“2+2”部长级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