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ime of apartheid
随着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与日俱增，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呼吁人们团结起来，互相关爱。然而，对以色列政府来说，不存在所谓的团结。
 
当首例新冠肺炎感染病例被发现时，以色列当局立即表示，他们无意放松种族隔离，以确保巴勒斯坦人能够在更人道的条件下面对疫情。
 
镇压仍在继续，以色列占领部队以增加警察人数为借口，继续对一些社区进行袭击，例如东耶路撒冷的Issawiya社区，在Kafr Qasim村等地拆毁房屋，在Naqab沙漠的贝都因社区破坏农作物。
 
尽管有4名巴勒斯坦囚犯在新冠病毒检测中呈阳性，以色列政府至今仍拒绝响应释放5千名巴勒斯坦人的呼吁，包括180名儿童，而这些人目前被关押在以色列的监狱里。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对加沙地带的削弱性围困会在短期内解除，这种围困已摧毁加沙地带的公共服务。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试图，将主要由巴勒斯坦人组成的“联合名单”党排除在组建紧急团结政府以应对疫情的名单之外，他称，“联合名单”党成员是“恐怖主义支持者”。
 
与此同时，以色列当局迅速表示，巴勒斯坦人是病毒携带者，对公共卫生造成威胁。
 
3月初，巴勒斯坦卫生部宣布，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首次出现7例新冠肺炎感染确诊病例，而以色列国防部长纳夫塔利·贝内特迅速关闭了所有患者所在的伯利恒市。
 
当然，他们担心的不是城内巴勒斯坦人的健康和安全，而是担心他们感染以色列人。附近的Efrat定居点也出现新冠肺炎感染确诊病例，当时并没有被封锁。
 
不久之后，以色列卫生部发表声明，建议以色列人不要进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
 
上周，内塔尼亚胡要求“说阿拉伯语的公众”听从卫生部的指示，称巴勒斯坦人存在遵守规定的问题。以色列的一些犹太人口完全拒绝关闭宗教学校和企业，他们没有表达出这样的担忧。
 
这种对巴勒斯坦人的态度当然不是新出现的。早期欧洲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的著作充满了关于阿拉伯卫生和生活条件的种族主义假设，来自巴勒斯坦人口的疾病威胁是种族隔离的早期正当理由。
 
除了几十年的压迫和歧视，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巴勒斯坦人将面临占领和种族隔离的另一个后果，即一个破碎的医疗体系。
 
其功能失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托管时代，当时英国不鼓励组建一个由巴勒斯坦人管理的医疗部门。巴勒斯坦人口由英国殖民主义者建立的许多医院以及各种西方传教士建立的卫生设施提供服务，主要是城市地区。与此同时，犹太定居者被允许建立自己的医疗体系，从国外获得慷慨的资金支持，并独立于授权之外运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传教士离开并关闭了他们的诊所，1948年后，英国人撤出，留下的医疗基础设施很一般。1949年，埃及吞并了加沙。第二年，约旦对西岸采取了同样的措施。在接下来的17年里，开罗和安曼为生活在他们统治下的巴勒斯坦人提供了生活保障，但他们并没有真正建立起一个运转良好的医疗体系。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不得不加强服务，提供基本医疗服务，而巴勒斯坦人则开始建立慈善医疗设施网。
 
在1967年战争和以色列占领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之后，以色列作为一个占领国，在法律上对巴勒斯坦人的医疗保健负有责任，但并不令人意外的是，它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鼓励一个强大的医疗保健部门的发展。为了说明这一点，1975年，分配给西岸卫生保健的预算比一家以色列医院全年的预算还少。
 
1994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成立并接管了服务供应。不用说，持续的占领和管理局的预算依赖于外国捐助者的事实，以色列政府反复无常，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官员腐败，巴勒斯坦的卫生部门并没有得到改善。
 
因此，如果你今天进入西岸的一家巴勒斯坦医院，你会被病人的过度拥挤、用品的短缺、设备的不足以及不合标准的基础设施和卫生设施所震撼。医疗专业人士曾多次抗议他们所在医院的工作条件恶劣，最近一次是在2月，但毫无效果。
 
在被占领地区约旦河西岸，每1000人只有1.23个床位，2550名医生在工作，所有公立医院的重症监护专家不足20人，呼吸机不足120个。如果当局不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该地区将面临一场公共卫生灾难。
 
西岸的形势可能看起来很暗淡，但加沙地带的形势却是灾难性的。联合国宣布，到2020年，加沙地带将无法居住。现在是2020年了，除了非人的生活条件，加沙地带的居民现在也面临着新冠肺炎的爆发，3月21日确诊了第一批病例。
 
以色列、埃及和巴勒斯坦对加沙地带实施的封锁，将其医疗保健系统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在以色列军队一再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之后，卫生设施不断遭到破坏，重建工作进展缓慢，使情况更加复杂。
 
加沙人民已经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失业率高达44%，年轻人失业率为61%，80%的人口依赖某种形式的外国援助，97%的水是不能饮用的，10%的儿童由于营养不良而发育不良。
 
医疗保健供应持续下降。根据非政府组织“对巴勒斯坦人的医疗援助”，自2000年以来，每1000人的医院床位(1.8 – 1.58张)、医生(1.68 – 1.42人)和护士(2.09 – 1.98人)的数量都有所下降，导致了过度拥挤和服务质量下降。以色列禁止进口可能具有“双重用途”的技术，这限制了设备的购买，如x射线扫描仪和医用射线探测仪。
 
经常停电威胁着成千上万依靠医疗设备的病人的生命，包括在恒温箱里的婴儿。医院缺少大约40%的基本药物，注射器和纱布等基本医疗用品也不足。特朗普政府2018年决定停止美国对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资助，也影响了该机构提供医疗保健的能力，并让医生在加沙进行复杂的手术。
 
2018年3月，在加沙边境抗议运动期间，加沙医疗系统的界限受到了考验。当时，以色列士兵向在隔离地带与以色列领土的围栏附近抗议的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开枪。在那些日子里，医院里满是伤员和死者，几个月来，他们一直在努力为数千名中弹的人提供适当的护理，其中许多人是永久性残疾。
 
加沙地带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那里的水和卫生基础设施也存在严重问题。很明显，阻止新冠肺炎的传播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样明显的是，由于营养不良、较高的致残率以及战争和艰苦生活所造成的心理痛苦，已经疲惫不堪的人口将更容易受到新冠肺炎的侵害。许多人会死去，医疗体系可能会崩溃。
 
因此，当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面临着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潜在健康灾难时，问题是，以色列会怎么做？它会允许巴勒斯坦人使用以色列医疗系统吗？它至少会停止阻止外国医疗援助吗？
 
最近在巴勒斯坦社交媒体上疯传的一段视频可以给我们答案。视频中，一名巴勒斯坦劳工在贝特西拉村附近的以色列检查站，在路边呼吸困难。他的以色列雇主发现他病情严重，怀疑他感染了病毒，于是向以色列警方报案。他被抓起来扔在检查站。
 
数十年的定居者殖民统治、军事占领和不断发生的致命袭击教会了巴勒斯坦人，不要指望以色列种族隔离政府能 “团结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就像在以往的危机中一样，他们将凭借众所周知的毅力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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