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可成：特朗普被封号——我们别再假装这三件事
「言论自由、平台审查、科技巨头与舆论权力⋯⋯这个案例中确实也牵涉了一些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
美国国会1月6日的骚乱之后，几乎所有主流互联网平台都封禁了总统特朗普的账号，理由是他利用这些平台煽动暴力，可能带来进一步的危险。
关于这一事件的讨论之中，有一些蓄意搅浑水的声音，比如在大陆，有人将推特的自主封号与微博的奉旨封号等同起来；比如声称这些互联网公司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实际上，该修正案只针对公权力，不针对私营企业）。对于这些说法，反驳和辨析起来相对简单，在此不再赘述。
但是，这个案例中确实也牵涉了一些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即便是真诚参与讨论，并且掌握了足够背景信息的人，对于封号的举措，也很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在本文中，我尝试提出三则论述，帮助大家厘清和思考这一案例。
这三则论述，针对的是三种与言论自由、平台审查、科技巨头与舆论权力等常见的观点。我将详细解释：为什么特朗普的言论应该被规范，为什么规范特朗普的言论存在争议，以及为什么规范特朗普并不解决问题。
一、别再假装社交媒体能“自净”
，无论是我们个人的使用观感，还是严谨的学术研究得出的结论，都在明确地告诉我们：在这里，真理无法战胜谬误。
反对互联网平台封禁特朗普账号的人，喜欢提出的一个观点是：特朗普就算说了什么错误的、不应该说的话，你们反驳他就是了，拿出事实真相去打他的脸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取消他在这些平台发言的权利呢？
这种观点背后，是对言论“自净”机制的信任，也就是相信：只要是公开、自由的竞争，最终真理肯定会战胜谬误，外界就不要去干预了。这种想法，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真理越辩越明”，用一个带有学术色彩的概念来总结，就是“观点的自由市场”（marketplace of ideas）。
根据北京大学胡泳教授的总结，“观点的自由市场”这一概念“借用了经济学上的自由市场概念，将观念市场理解为人类通过一定媒介实现观念集中交换的场所，强调只有通过‘广泛而充分的思想竞争’，人们才能发现真理或者作出科学的决策。与经济学中的自由市场一样，在观念市场中，不可计数的真理和谎言相互竞争，人们期待通过广泛的竞争、辩论后，前者终会战胜后者。”
这一理念可以追溯到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些经典著作。例如，弥尔顿（John Milton）在《论出版自由》中说：“虽然各种学说流派可以随便在大地上传播，然而真理却已经亲自上阵；我们如果怀疑她的力量而实行许可制和查禁制，那就是伤害了她。让她和谬误交手吧。谁又看见过真理在自由而公开地交手时吃过败仗呢？”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论自由》中也说：“真理所享有的真正优越之处乃在这里：一个意见只要是真确的，尽管可以一次再次或甚至多次被压熄下去，但在悠悠岁月的进程中一般总会不断有人把它重新发现出来，直到某一次的重现恰值情况有利，幸得逃过迫害，直至它头角崭露，能够抵住随后再试图压制它的一切努力。”
然而，“观念的自由市场”理念后来遭到了不少质疑和修正，弥尔顿和密尔生活的时代背景与今天也大不相同。具体到社交媒体上，无论是我们个人的使用观感，还是严谨的学术研究得出的结论，都在明确地告诉我们：在这里，真理无法战胜谬误。
最典型的证据来自《科学》杂志2018年刊发的一则研究：通过在推特上进行的大数据分析，学者们发现，虚假信息的传播速度比真相的传播速度快很多，传播的范围要广很多。简言之，真相跑不过谎言。
最典型的案例当属近一两年来风行美国的阴谋论“QAnon（匿名者Q）”。这种阴谋论的内容荒诞无稽，说的是包括奥巴马、希拉里、索罗斯、汤姆·汉克斯、奥普拉·温弗瑞、Jay Z在内的精英们，正秘密地运营着一个以绑架、折磨、强奸、食用小孩为主要活动的邪恶组织。他们通过吃小孩延年益寿。而特朗普则是对抗这个邪恶集团的英雄。QAnon阴谋论通过社交媒体迅速传播且发展壮大，甚至有议员相信和鼓吹它，这次冲击国会的人里面也有它的信徒。
为什么社交媒体无法成为一个自净的观点自由市场？这和社交媒体的核心机制息息相关。社交媒体的最基本功能就是转发分享，一则消息只有被很多人分享，才能获得“病毒式传播”；如果没有太多人分享，那么它在社交网络上就会毫无影响力。而许多研究已经证实，最能刺激人点击“分享”按钮的内容，是那些刺激我们情绪反应的内容，比如让我们觉得愤怒的、震惊的、自豪的内容。而很多虚假信息，正是往刺激情绪的方面去写的，它们的病毒式传染力，是真实优质的信息无论如何也追赶不上的。
也就是说，如果毫不干预，任由各种信息在社交媒体上去竞争，那么胜出的一定是虚假信息，是阴谋论，因为社交媒体的内在规则就是有利于它们的。“观念的自由市场”在报刊年代也许存在，但在社交媒体年代肯定行不通。
在思考特朗普被封号的问题时，我们应该接受一个事实：指望真理在社交媒体上通过自由竞争胜出，是一种过于天真的幻想。对于社交媒体上的言论，问题不是“该不该干预”，而是应该怎样更好地干预。
在现实中，我们也能看到：如果互联网平台完全不去干预内容，任由各种信息自由竞争，结果一定是变成垃圾信息和危险言论的温床。比如，在全匿名、无审查的论坛8chan上，儿童色情内容以及恐怖主义极端言论大量传播，并且和美国的多起大规模枪击案有关——枪手是8chan用户，作案前在8chan上发表宣言。再比如，Reddit曾经是对言论管理较为放任的平台，但这导致了太多的种族主义仇恨言论、偷拍色情内容，因自称新型政府而被美国科技媒体The Verge称为“失败国家（failed state）”，它不得不在近来采取了更为积极的干预措施。
因此，在思考特朗普被封号的问题时，我们应该接受一个事实：指望真理在社交媒体上通过自由竞争胜出，是一种过于天真的幻想。对于社交媒体上的言论，问题不是“该不该干预”，而是应该怎样更好地干预。
二、别再假装硅谷巨头是普通的私营公司
作为私营企业，科技巨头的确没有手握公权力，的确不能成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制约的对象。但是我们面对的事实是，这些巨头实际上手握的权力，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公权力了。
有人认为，互联网平台的错误不在于封禁了特朗普，而在于封得太晚了。
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样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纵观特朗普2016年以来的社交媒体言论，他利用这些平台传播了大量的谎言，为阴谋论助推，煽动仇恨和暴力。而推特等平台对此几乎毫无反应，直到2020年11月的大选之后才开始给特朗普关于选举舞弊的推文打上提示标签。
也就是说，直到2020年11月的大选之前，各平台对待特朗普的言论大多采取了放任的态度。它们这样做，也许是出自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它们不想触怒特朗普以及国会里的共和党人，不希望引来更多的监管压力，而大选之后，特朗普已经注定要下台，就不用太担心了；第二，这些平台实际上从特朗普的言论中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毕竟，内容被分享得多、用户活跃度高，这就是衡量这些平台商业价值的最高标尺，它们并不需要在乎被分享的到底是真相还是谎言，是优质信息还是仇恨言论。
科技公司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平台，不应该由我们来判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比如，2020年5月，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就表示：Facebook不是事实的裁决者（“arbiters of truth”）。
但这样的表态更多是一种话术。首先，各大平台一直在裁决各种信息，它们雇佣了大量的劳动力来鉴别什么是色情内容，什么是暴力内容，它们也在和事实核查机构合作来判定什么是虚假信息。其次，如上一部分所言，社交媒体的核心特质本身就是一种“裁决”，它意味着，如果不主动干预，不主动压制虚假信息，不主动推动真实优质信息的传播，那么平台就会被谎言和垃圾信息充斥。所以，不裁决事实，就是在帮助虚假信息的传播。
此次封禁特朗普的帐号，更是证明“不当裁决者”只不过是一句好听的话。从自由放任到严厉禁止，各大平台的变脸速度之快、程度之彻底，很难让人相信这些科技公司在执行着前后一致的政策。看起来，它们更多还是看着舆论和政治的风向掉转船头而已。
不过，扎克伯格的这句话里，的确也有一层道理是成立的，那就是：我们不能让科技公司成为事实和真相的决定者。在当今社会，平台的力量和影响力太大了，我们不能给予它们过大的权力。
作为私营企业，科技巨头的确没有手握公权力，的确不能成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制约的对象。但是我们面对的事实是，这些巨头实际上手握的权力，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公权力了。
这对中国大陆的人们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容易理解。毕竟，中国政府不允许Faceook进入，扎克伯格就没有办法；政府临时叫停蚂蚁金服上市，马云也只能认了。但是，对于世界上很多没有那么强的政府来说，它们的力量也许真的还比不上Facebook。这家公司拥有27亿用户，只要在算法上做一点点的改变，就可以影响千万人接收到的信息，可以左右千万商家抵达顾客的方式，可以改变千万人的社交关系。它承载的虚假信息，可能改变一个国家的选举结果，在缅甸等发展中国家，这些虚假信息的流传更导致了组群之间惨烈的流血冲突。
我们不应再假装Facebook、Twitter等科技巨头是普通的商业公司。它们对社会和公共生活的影响力太大了，这不仅是因为它们的用户数巨大，更是因为在这些平台上流通的是信息，是言论，是关系，而这些都是组成公共生活的基本元素。
在这些平台上流通的是信息，是言论，是关系，而这些都是组成公共生活的基本元素。
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些平台巨头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不能任由它们单方面来决定信息的传播和关系的建立。在民主国家，表现欠佳的政府可以被选民选下去；但对于这些公司来说，我们并没有类似的民主手段去制约它们，这也是科技巨头的权力格外令人忧心的原因。
致力于保护公民权利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就表示：当Facebook和Twitter封禁特朗普的时候，每个人都应该感到担忧。因为特朗普可以通过福克斯新闻或其他途径继续发言，而如果你是少数族裔、弱势群体，当你的发言权被平台剥夺，你可能就真的走投无路了。
三、别再假装赶走特朗普，问题就解决了
这就引出了本文想要讨论的最后一个方面——这些社交媒体平台的问题，远远超出了是否要封禁特朗普一个人。
本文的第一部分论证了：社交媒体上的言论一定是需要干预和管理的。第二部分则提出：不能将这种干预和管理的权力交由科技公司单方面完成。因此，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由谁来、如何来判定和干预言论？
长期研究网络言论的学者Rebecca MacKinnon就认为，这个监督委员会看上去并不会触及Facebook的两个关键：数据和算法。
Facebook在各方压力之下，做了一项介于“自律”和“他律”之间的尝试——成立了一个类似于“最高法院”的监督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来独立决定言论审查的尺度，Facebook公司以及扎克伯格本人必须服从这个委员会的决定。2020年5月，Facebook公布了这个监督委员会的首批20名成员名单，其中包括国际组织领导人、前国家首相、资深教授等等，规格非常高。
委员会的经费由一个独立的信托基金提供。虽然基金的1.3亿美元是由Facebook提供的，但是Facebook不能干预，也不能开除委员会成员。
用户可以直接向这个监督委员会发起投诉，Facebook也可以直接向这个委员会提交具体的案例。可以想见，这个监督委员会肯定会收到成千上万的投诉，而这些重量级的大忙人们，肯定没有时间去一一处理。因此，他们只会聚焦于那些会在现实中产生重大影响的案例。这就好像美国最高法院只有9名法官，每年只审理一百多个案子，但这些案子有着重大的意义和影响。
这个监督委员会虽然的确是很高端，但是它能起到的实际作用可能非常有限，因为委员会只会去审查那些被投诉的个案，但是对于Facebook内容生态中更根本性的问题是毫无影响力的。长期研究网络言论的学者Rebecca MacKinnon就认为，这个监督委员会看上去并不会触及Facebook的两个关键：数据和算法。前者指的就是Facebook的商业模式对个人数据的掠夺性开采和分享，后者指的是算法为了增加人们的互动而有意推广煽动性的内容。
真正的解法不可能来自科技平台自身，必须有多种外部力量的参与。其实，最核心的原则无非是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权力制衡，不能让任何一方的权力过大。
因此，在社交媒体的言论管理上，公权力的介入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国会将科技巨头请过去询问听证，起草反垄断方案，都是介入的方式），但不能让政府说了算；公众的参与需要被鼓励，但不能变成民粹式的暴政；专家学者要发挥重要的作用，但不能走精英决定的老路；科技企业的员工也要有发言权（这一次推特几百名员工联名要求封掉特朗普的帐号，可能就起到了一定作用）；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都应在这个问题的应对上有一席之地。
这样的具体机制如何设计、如何运转？目前没有人有答案，但一个确定的事实是：目前无论是哪一方，都对现状不满意，特朗普觉得自己的言论自由受限了，反对特朗普的人则觉得科技平台行动得太慢了。所以，这正是一个实验和创造新机制的时候。而这一切都要开始于科技公司承认自己的责任，承认自身无法解决问题，愿意邀请外部力量参与。
近来，特朗普和一些共和党成员，在反击科技公司的干预时，屡屡谈到一个叫做“section 230”的法案，并表示：要废除这一法案，才能保证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其实，section 230的出现，豁免的正是科技公司干预内容的责任。这一政策要追溯到1996年，当时互联网产业刚刚出现，为了保护年轻的科技公司，这一法案规定，科技平台无需为用户提交的违规内容负责。正是这一“保护伞”条款，免除了科技平台相当大的监管成本和违规风险，客观上帮助了它们的迅猛发展。甚至有人说，美国互联网产业有今天，全靠这个法条。
而如果废除section 230，也就意味着科技平台要为用户上传的内容负责了。自然，平台就会做更多的内容审核，以确保自己不会被告。所以实际上，如果section 230被废除，特朗普的号可能仍然会被封掉，甚至被封得更早。
民主党的成员对于废除section 230也有很大的热情，因为他们普遍认为科技平台上流传了太多的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而平台却不必为此负责，因此也就疏于管理。拜登上台之后，这一法条的前景如何值得关注。
真正的解法不可能来自科技平台自身，必须有多种外部力量的参与。其实，最核心的原则无非是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权力制衡，不能让任何一方的权力过大。
无论section 230是否被废除，我们都能看到一个清晰的趋势：随着科技公司越来越成为众矢之的，它们将越来越难依靠声称“我们只是平台”、“我们不裁决事实”来明哲保身。它们需要直面社交媒体带来的问题，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商业模式及其算法如何系统性地鼓励了虚假信息、极端思想、仇恨言论的传播。从这个角度说，特朗普只是这一深层问题的一个具体表现而已。赶走了特朗普，这个问题并不会自然被解决，因为会有更多的特朗普、更多的QAnon阴谋论在这样的生态下被催生。而直面问题的根本，就是设计一套权力制衡的机制。
（方可成，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