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假消息、阴谋论，香港如何跌入后真相旋涡？
「“事实查核不能改变人们的偏见，除非（假消息）背后的信息改变了。”」
特约撰稿人 陈娉婷 发自香港
【编者按】告别大众媒体时代，今天的我们在接收、甄选、辨别、查核信息上，花费著愈来越多的时间和心力。端传媒近日推出“假信息·后真相”专题，首篇文章由作者梁一梦剖析假新闻背后的心理和机制，第二、三篇报导将分别聚焦香港、台湾当下面临的复杂信息环境。在香港，记者走访了四位不同政治光谱的市民，了解他们接受信息的习惯和心理，找来学者李立峰、锻治本正人，拆解虚假信息、谣言传播与政治操弄的关系，而另一边，还在努力核查事实（fact check）的媒体人，又是否真的能成为称职的“清道夫”？他们为何连连被骂？欢迎和记者一起走入这个虚假难辨、猜疑丛生的世界。
正式告别2020年前，自号“爱侵力”的川粉高骏贤（化名）永久雪藏了他的Facebook、Twitter及Instagram帐户。他在自我简介一栏，换上了社交媒体MeWe的个人地址，并狠狠写下最后一则帖子：“戒掉F公司，安心上路。”
寂静之前，他在美国大选期间的帖子是一片愤怒的谩骂。作为特朗普忠实粉丝，他曾在Facebook转载多则帖子，指控拜登选举舞弊，但通通遭到国际事实查核网络IFCN查核消息为“错误”或“误导”，并跳出提示字眼——“具争议性”。
在他眼中，这些都是社交媒体巨头“偏帮拜登”的证据。尽管多间事实查核机构出来澄清，高骏贤仍不服气，坚持拜登有舞弊的可能，“听证会仍在进行中，特朗普已告上最高法院，他还在诉诸法律行动，拜登自己宣布当选，全部人都争住去报，这是否真的‘真相’？”
高骏贤是连登论坛的重度使用者。从反修例运动起，这个汇聚了同道的黄营讨论区，有时浮现似真疑假的言论，有些像是流浮山刀手出没斩人的假消息；有些传言如831太子死人悬案，至今依然无解，却与当晚警察追打市民事件的集体创伤记忆扣连。当香港变得光陆怪离，高骏贤觉得真相失落，转移拥抱立场，“立场的另一个代名词是信念，捉紧这东西才重要，更实在。”
打开记者会直播，他说看到位高权重者公然扭曲事实，在他看来，这就是个“狼来了”的故事，令人进入彻底的怀疑世界。时至美国大选，连登上由一面倒撑Trump，到开始有网民留言：看来真的没有证据显示拜登选举舞弊。不过，在高骏贤眼中，这都是一些“带风向”帖文，他总思疑背后潜藏北京的身影，“有时会惊觉，今次又被他带走了，会对自己失望，所以提醒自己要站稳。”
回顾反修例运动一年间，黄蓝两营中也有假消息或谣言流传，线上与线下的抗争互为影响，踏入2020年后，肺炎疫情由武汉扩散至全球，国际上挺中和反中势力各有阴谋论，分别把病毒演变的起源指向美国或中国。非常年代，各种关键大事，总有两大版本，在此背后，权力一方怎样塑造有利自己的论述，混淆视听？人们又如何从相信阴谋论，到成为支持他们价值体系的“另类事实”？今天，我们还能拥有100%的真相吗？
黄营高明，蓝营后来崛起：信息战下的真假疑云
在失序年代，人们对事实的认知正面临考验。
就著“721元朗袭击事件”，端传媒走访三位政见回异的受访者，发现大家的理解近乎颠倒。
“一句说完，当然是白衣人无差别打市民和示威者。有影片、有相片啊！警察明知都不执法，令元朗进入无警时份。”28岁的高骏贤说，他是透过几个大众媒体来接受信息的，反修例运动时，一次过会开Now、有线电视、苹果日报等起码五个台来追看直播。
“是黑衣人先撩者贱！你有见到那道闸吗？地铁那道闸都关了，你还挑衅人，住在元朗的人当然要保家卫园。”今年52岁的张大坤（化名），自称深蓝撑警人士，他说自己不懂上网看直播，总是看事件翌日后的TVB新闻。而他引述的画面是TVB的剪辑片段，把示威者还击的片段排到最前，白衣人袭击画面放在后头。
自称《立场新闻》、《港人讲地》也会看，21岁政见中间派的吴启豪（化名）就说：“当日警察没有来执法，是怎样也争拗不到的事实。而我一开始也觉得是白衣人打人。”不过，他续说：“但之后觉得是林卓廷带黑衣人到元朗搞事，怎会去到现场拍直播？当然为政治光环。”
自反修例运动以来，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立峰便著手进行关于“后真相”的研究，持续观察不同报章报道运动的用字、焦点选取、组织结构等，探讨他们如何建构关键大事的报导，影响人们对事实的认知。
李立峰向端传媒表示，721元朗袭击刚发生时，直播显示白衣人追打示威者和市民，多人重伤及血流披面，“无差别袭击”是各大媒体近乎一致的叙事框架。当时，只有部分建制媒体如《大公报》、《文汇报》把事件放在“黑白衣人帮派打斗”框架下报导，7月底，《文汇报》开始引述何君尧散播的谣言，指控“林卓廷带上百人到元朗搞事”。
“大公、文汇是有带风向的，”但李立峰强调，白衣人的暴力画面确凿，成了民意的转捩点，当时很多中间派转投黄营，左报难以影响民意。据香港民意研究所在2019年8月初公布的调查，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人口由六成增至七成，而据中大香港亚太研究所在同期公布的调查，市民对政府的满意度跌至一成。
不过，蓝营信息战很快后来居上。李立峰观察，2019年约11月或12月起，蓝营循一贯的反应（reactive）模式，仿效及配对黄营网媒，多个亲建制的网媒、专页成立，同时大量建制派的KOL及Youtuber冒起，抗衡对家。他们后来居上，透过各个平台发放各种另类事实、谣言、虚假信息，包括扭曲版本的721事件、示威者收钱搞事、年轻少女为勇武派提供免费性服务等。
“香港没有中国大陆的防火墙，人们以往都知道怎样分辨好新闻和坏新闻，但运动之后，人们只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助理教授锻治本正人叹道。
这位日籍学者专研互联网假新闻生态，过往曾研究东南亚、日本、台湾等地的虚假信息现象；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爆发，使他把关注点扩展到香港。他向端传媒表示，最初“蓝营那边，他们传播的虚假信息很笨拙（amateurish），人们一眼就知道，这就是政治宣传，这是完全虚构的。黄营那边就高明多了。”
锻治本正人分析，在运动开局时，蓝营网民依赖大陆官媒的口径，从微博转发一些粗糙的假图片；黄营那边的谣言或假消息，就混合不利警方的新闻报导、精致文宣，在连登论坛、Telegram，乃至从Twitter上输出到国际。
“当我们查看社交媒体的信息时，会发现有大量尸体发现的图片与影片出现，而那些很大部分是来自黄营。”锻治本正人观察，触发点可追溯至831太子站袭击事件，翌日大量市民到太子地铁站献花，祭祀那些可能死去的伤者。他说，“这是不合逻辑的，但我明白那种情绪。”
32岁的朱自瑶（化名）就是其中一名献花的市民。她曾在8.31太子袭击事件的翌日、半年及一年纪念日，下班后赶往太子站出口外放下白色鲜花，低头祈祷。
“一开头是信到十足，连登上传来死人名单，有名有姓。”后来她知道主力调查报导的香港通讯社FactWire（传真社）已查明六人在生，朱自瑶松了一口气，但警方公布共52名被捕者中，FactWire仅找到47名做访问，令她始终未能释疑，她觉得警方可能藏起了什么证据。
当真相被对家利用，我们只有够无赖，才能抗衡那班无赖。
28岁青年高骏贤说，自己对所有死人的谣言照单全收，“信，立刻信，没有可疑这三字太可疑。”他又引述消息指，北京曾派武警混入警队，能解释太子站当晚的不寻常暴力。
他续说，当警察经常说谎，甚至有高官散播抹黑示威者的谣言，他也渐渐轻视fact-check的重要性。凡是对中共不利的谣言，他都会先转发，再来才看证据，“当真相被对家利用，我们只有够无赖，才能抗衡那班无赖。”
Fact check 困境：查了谁要信？
“在我们眼中，最重要是对或不对，与大家已知的是否有偏差。真就是真，不真就去check。”事实查核机构Annie Lab的指导编辑黎芷欣对端传媒表示。
Annie Lab成立于2019年10月，设于港大新闻及传播研究中心内，由该系的助理教授锻治本正人创辨，训练一群学生事实查核、调查报导的技巧。在港大仪礼堂大楼，有一间细小的新闻室，学生们在编辑的指导下，不定期产出查核报导。
编辑黎芷欣指，Annie Lab旨在介入两极分化的舆论战中，无分政见地破解谎言，亦无分其传播动机是误解或故意。“有时我们会故意平衡两边（针对黄或蓝营）的查核报导，因为我们不想被人误解为另一边的政治宣传部。”锻治本正人补充。
这种夹心人不好做。锻治本正人曾经收过数封恶意电邮，黄蓝两边的支持者都指责他们查核的结果偏帮对家，“国际上的趋势也是相反，事实查核员常被攻击、恐吓或威胁。”
开网初期，Annie Lab就曾破解一则网上疯传的“雀鸟因催泪弹毒气而死”帖子，经查核后发现死鸟的配图出自2016年的美国互联网，有网民留言：“这张图片是假的，但街上鸟儿的确死了啊。”
Annie Lab遂向香港观乌会查询，发言人澄清，每年都有雀乌以这姿态死亡，只是运动令清洁工没有出勤清理尸体，亦未能澄实牠们是死于催泪弹气体。
如果两年前，你问警察是否杀人，黄营支持者不会信。什么改变了？是对警察的基本信任都失去了。
未料到，查核报导出来了，那篇帖子却继续被疯转。锻治本正人分析，当人们“消费”这条谣言时，是想分享背后的信息：“过量催泪弹的使用是不恰当的。”换句话说，只要警察过度使用武力的问题一日未解决，谣言都会存在，“事实查核不能改变人们的偏见，除非（谣言、假消息）背后的信息改变了。”
他续说，831太子站死人悬案、抗争者“被自杀”的谣言在网上疯传，背后也是想表达政见和宣泄情绪：控诉警察暴力、对政府高压统治的不满，甚至是一种接近饥渴的无力感。“如果两年前，你问警察是否杀人，黄营支持者不会信。什么改变了？是对警察的基本信任都失去了。”
锻治正本人认为，831太子事件死人的结论，至今没有确凿的实质证据推敲，演变成一种“阴谋论”，“而这是无法轻易被证实或破解，因为它都在你脑海中形成。”
“有时太快把事情说成阴谋论，无助解决问题，”李立峰说。 他主理的中大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在2019年10月，对各种谣言指控展开调查，结果发现61%运动参与者认为“831打死人”是“应该真确”，“绝对真确”只占了24%”，他从而分析，较多示威者抱怀疑态度，并知悉这仅是一个“传言”。
“但问题是，为何他觉得仍然要这样说？是去给政府压力，去给警察压力，他就是想要真相。”李立峰指出，当市民无法凭一己之力去搜证，谣言成了“弱者一方的武器”，迫使政府、警方交出更多证据，特别是千呼万唤始不来的独立调查委员会。
有时太快把事情说成阴谋论，无助解决问题。
Truth of HK：事实查核还是宣传机器？
事实查核机构Fackcheck Lab（事实查核实验室）的执行编辑郑家榆对两营角力的看法比较悲观。该机构在2020年5月成立，是由文化及媒体教育基金直接资助的新兴事实查核机构，严格跟随国际事实查核网络IFCN的查核准则来运作。
他认为831太子死人疑虑是有怀疑基碍，能迫使公权力问责，但如果一些完全没根据的谣言，变成一种纯粹的舆论资源，以虚假论述对抗虚假论述，民间最后将处于下风，“你不够他斗，人家是国家级机器。永远都是政府权贵是最有power，因为他有最多资源去散播narrative。”
郑家榆指出，港府及警方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不是完全凭空捏造“假消息”，很多时候是改变关键事件的诠释，成为一些偏离常识的“另类事实”，“它本质上不是真实，混合了意见成分。”
早在2019年8月起，他就观察到警察公共关系科每天下午4点开记者会，以不同的措辞“为警员违规、失职行为开脱”，例如当时总警司谢振中形容，8月25日在荃湾众安街，交通警持手枪踢开市民的画面，是在“用脚推开”一名男子。
翌年6月，郑家榆加入Factcheck Lab转作全职事实查核员，恰好是运动一周年，他发现蓝营的各类媒体、自媒体正加快滚动和扩张，论述变得精密。
以新媒体Truth-HK为例，它把大量主流媒体如有线、Now、香港电台的影片剪辑及拼凑，制作成全新的“平反721元朗黑夜纪录片”，编造“另类的陈述”。该媒体指出，7月21日前夕其实已有文宣号召示威者到元朗游行，后来林卓廷带人到元朗西铁站搞事，直指721事件为“帮派打斗”。
至为关键的是，Truth-HK是第一个蓝营单位改变了计算方法，率先提出警察其实花了“18分钟”便到达现场，改写了2019年7月24日警方承认的“39分钟到场”说法。
影片播出约一个月后，警方以林卓廷涉嫌在721元朗参与暴动为由拘捕他，林卓廷从受害人变被告；当日下午，高级警司陈天柱亦第一次修改一年前警队在官方网页公布的由“接获报案”至“支援队伍到达现场”花了39分钟的说法，澄清指警方应变部队由“收到指示”至到达西铁现场仅花了“18分钟”。
郑家榆指，事实查核的力量变得有限，极其量只能破解几张元朗游行的文宣为“假图”，例如海报没有注明时间地点，网络平台Matters上亦有文章，指当天警方没有发出反对或不反对通知书，论证当日从来没有人申请元朗游行。另外，郑家榆曾作出事实查核，指陈天柱的说法属“误导”，因翻查警队官方文件，行动反应时间一向是由收到报案开始计起，并非由“收到行动指示”开始计算。
据域名查询工具显示，Truth-HK的网站在2019年12月开始营运，专页则在2020年3月开始运作，至今有1.3万人赞好，网站设有大量示威者使用暴力的相片图文合集，时间点横跨2019年6月到2020年12月。根据影片资料，721的“平反元朗黑夜”文宣耗用六个月时间制作，于721一周年发布英文版，再于一个月后才翻译成中文版。
除721外，该网有就著关键大事如8.31太子站袭击事件、10月及11月示威者中枪，塑造对建制有利的论述，结构都是指示威者撩是斗非在先或指责少年“抢枪”在先。在形式上，Truth-HK不时模仿事实查核机构做法，指各种关于警方过度武力的指控为散播“虚假信息”。
2020年6月，香港政府公布以4874万港元获英国公关公司Consulum投标，根据该公司简介，他们主力协助政府进行传播和咨询；据英国《卫报》在2018年的调查报导，在异见记者卡舒吉疑被暗杀后，它是其中一间协助沙特阿拉伯政府进行形象重建工作的公关公司。不少黄营网民质疑，Truth-HK背后另有政府资金支援。
端传媒曾向Truth-HK查询其资金来源及背景，匿名发言人没有回应网站共有多少人在背后运作，仅称他们都是自发的“义工”，又否认有任何警方或政府背景。不过，发言人称站内的制作为“文宣”，明言目的是“打击黑暴和偏颇媒体”。
专研假新闻的学者锻治本正人有留意到Truth-HK这“辟谣”网站。他认为，网站宣称要揭示示威者暴力的说法带有政党倾向，不符合事实查核中立的本质，“它不是在揭示真相——即使它们以真相为名。”他续指，政府或警方亦正试图抢夺真相的话语权，他们经常用 “fact-check” 来澄清不利他们的谣言，或颁布属于他们有利版本的论述。
学者李立峰认为，建制派的新媒体，意图趁运动势头回落、事件淍淡后，制造出一种事件有不同论述的效果，巩固建制支持者，这一方面进一步深化了黄蓝撕裂，而最危险的是，这类新媒体透过“争议”、“另类论述”制造了一个假象，“没有人对，大家有自己的立场。”
美国右翼与中共：阴谋论代理人战争
伴随著怀疑和失信，阴谋论有了肥沃的土壤。
踏入2020年，街头运动回落，新病毒在武汉爆发，但其源头和爆发过程的不确定性，制造了巨大的空白，国际上反中或撑中的势力扶植不同版本的“肺炎起源阴谋论”，喂养双方成见。
疫情新闻是Annie Lab成立后的主力查核项目，指导编辑黎芷欣指，有学生曾针对“病毒起源在美国”的多个阴谋论作详细查核，发现其中主要的证据如“病毒在美国变种变得快就是起源地”、“美国实验室人员为了隐暪病毒变种而修改病毒分枝树图”都是“误导”的信息。
在文中，学生事实查核员亦分析了假消息的传播链：最初是由中国外交部赵立坚带起病毒源头在美国的版本，之后便引发一些中国大陆小报、环球时报或伪科学网站传播或塑造阴谋论，并成为中国大陆的主流论述，在内地的社交媒体及通讯软件上流传。
另一边，郑家榆也每天在Facebook追溯热门的虚假信息帖子。他发现，从新冠肺炎后，香港网民分享多了海外反共的右翼媒体。它们通常是反华小报，有强烈的政治立场，并有散播小道消息或阴谋论的倾向，“甚至有些是极右的媒体，有个叫 National Pulse，其中也有大纪元。”
它们不少传播类似论述：病毒出处在中国实验室，军方研究员改造蝙蝠身上的病毒，本来是秘密生化武器，却不慎泄漏了出来。
近日，美国前国务蓬佩奥在离任前公布最新情报，指控早在2019年秋天，便有武汉实验所科研人员感染RaTG13病毒患病，RaTG13与新冠病毒相似度达96.2%，欲进一步论证上述说法。
“他说有最新情报但无公开（内容），不知是否能验证到，”郑家榆指，这亦是阴谋论媒体大亨Stephen Bannon力捧的说法，科学界目前没有证据支持病毒是人工制造。
长远来说，郑家榆忧虑的是，当一些受众成为了惯性的阴谋论读者，主要凭立场汲收信息，轻视证据的重要性，会容易被右翼的幕后宣传机器操弄，“最严重的问题是，而你不清楚自己正在的位置。你看不到自己的盲点，还强化了自己的盲点。”
在美国大选后，这趋势更加显著，特别是在“国际线”的战场Twitter。郑家榆观察到，特朗普形势在去年11月中下旬落后之际，他和共和党的竞选团队，开始在Twitter上指控拜登选举舞弊，包括投票数多于选民数字、密芝根洲出现达万张死人票、拜登选票急升等，但没有提供具体证据，“而他作为总统，这个最大公权力造成的影响力是极大的。”
“你会见到香港人多了直接转发特朗普或共和党人物的帖子。”他续说。当一些媒体如《纽约时报》、《CNN》、《华盛顿邮报》或是权威事实查核机构如 Politicfact 尝试核查事实，都被香港不少黄营网民炮轰为“不实”，或被贴上不信任的负面标签——“左媒”、“左胶”。随著他们谴责“主流媒体”，边缘论述渐渐反成主流。
这可能是一种压抑，可能是一种很强烈的frustration、很强烈的无力感，令大家有更大倾向去相信一些想相信的东西，那些可能是假新闻。
“当然Trump有一个role，但基础是香港社会造成的。”学者李立峰观察到反修例运动与美国大选之间的关连。他认为，最大因素是本地政治气氛使然——社运低气压，遇上了掀动香港局势的美国大选，不少人把运动注码押在形象对中共比较强硬的共和党和特朗普上。
“这可能是一种压抑，可能是一种很强烈的frustration（沮丧）、很强烈的无力感，令大家有更大倾向去相信一些想相信的东西，那些可能是假新闻——甚至去到澄清所有事实，都会无视，都会不相信。”李立峰说。
郑家榆感到无奈，随著本地媒体引述拜登胜选消息或事实查核机构尝试核实破解舞弊指控，火种烧到了自己头上。
“美国大选后，有人散播那一种，主流媒体都是不可信，事实查核都是有Biased的说法。”他说，“甚至我fact-check是用主流媒体的资料，都会被骂。这便有问题了，我fact-check的资料是来自政府网、警方资料。这又变了阴谋论的问题。”
靠立法还是靠自律，谁来守险？
趁著这股病毒式蔓延的假消息、谣言和阴谋论涌流，自反修例运动中段起，香港特首、警务处处长、建制派议员就不断吹风，指要规管网虚上虚假信息。2020年12月，工联会郭伟强把议程带上了立法会，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当日明言会检视网上言论规管是否存在漏洞。
郑家榆认为，尽管实施查核工作不易，但社会不应出现任何形式的“真理部”。“他们的理解就是谣言是坏人，是一个有恶意的人，特登讲假消息，欺骗无辜的人，所以要抓了他们。”郑家榆说，“但谣言不一定在恶意下产生，就算有人恶意产生谣言，都不能忽略为何这么多人传。”
他认为，谣言背后代表的社会恐慌、情绪，反映到一定程度的真相。例如831太子站事件，民众生起“警方打死人”的疑虑，是出于对体制的不信任，若然这些都被压抑下来，等同把社会的某种民怨灭声，令人更远离真相。
学者锻治本正人也忧虑，港府会凭借设立“假新闻法”，拿下对事实的话语权。锻治本正人指出，这是目前亚洲地区的趋势，特别是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印尼等，已成立政府专门的事实查核部。其中，新加坡更推出《防止网络假信息与网络操纵法》，俗称“反假新闻法”，赋予政府官员辨别、监管及封锁“假消息”的权力，可要求帖子下架，甚或封锁账户及专页；违法者可被判监禁最高 5 年，而透过假账户或自动程序发布假新闻，最高监禁 10 年。自法例生效后，新加坡政府已发出超过70个检控予个人和平台。
但另一端，锻治本正人也担心，若市民持续受谣言影响，只会加剧两边的鸿沟；更极端的情况是，公民社会将失去了理性思考及自主判断的气氛。他向端传媒表示，现在虚假消息在高度有同温层效应的社交媒体上流传，源头不明。
近来，社交媒体的虚假信息惹起争议，响起严重警号，而Facebook对信息进行查核或干预的行动，进一步引发部分网民的愤怒。
例如，黄营网民在观望大选期间，因Twitter、Facebook进行大选虚假信息的内容审查，或是贴上警告字眼提醒事实查核结果，指控社交平台干预言论自由。到了今年初，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对总统的选举人票进行清点之际，支持特朗普的极右组织成员受到在Twitter上特朗普言论及阴谋论组织QAnon的影响，冲入国会，拒绝承认选举点票结果。其后，Twitter表示永久停用特朗普帐号，而Facebook也表示将短期停用特朗普帐号。
事实查核员郑家榆指，社交媒体查核政治消息，不难理解它会引起反弹或误解，“当事实查核与别人的身分认同有冲突，通常是政见或宗教，他们便会有很大的反应。”
然而，他认为在某些情况下，社交媒体是需要进行规管，“言论自由那边很重要，但也要尝试考虑极端言论或假消息带来的伤害。”例如涉及恐怖主义或色情的帖文，或是疫情时期，一些会危害健康的假消息如“饮洗洁精杀菌”会被删除一样。
他认为，Facebook这次没有删除帖文，仍能让公众转发，而是写上提示字眼，算是尽了平衡，也是社交媒体公司第一次公布透明的操作细则，“但今次人家提点你要fact check下，（公众）都很反感。”他解释，“原因就是它以前毫不透明，却操纵了你能看什么内容，这是基于不信任，而这不信任会令公众联想到最负面的事情。”
但他认为，目前尚未有最完善的解决之道，需要更多持分者就社交媒体守则或法例上作出讨论，“Facebook是一个跨国家，有数以十亿计用户的平台，人类史上没有这样一个庞大机构。”郑家榆形容，它某程度上如虚拟世界的“政府”，有必要受到制衡，亦不能由它单方面来裁决真和假。
就算不可能100% 还原真相
踏入2021年1月，拜登已经正式入主白宫，高骏贤说，他仍深信特朗普是在不公义的制度下败选，相信他将以某种形式回归。“要保持信念，”他说。
高骏贤又强调，有留意到事实查核机构如Factcheck Lab，在大选后仍持续查核关键洲分的投票数目。他一律视之为打击他“信念”的威胁，“你那边有fact check，我这边都有fact check，不是你这边大晒，我这边也有听证会的证人。”
高骏贤相信，新冠肺炎的病毒源头，是来自中国的武汉病毒实验室，不慎泄漏了出来的生化武器。而另一边，自称亲中的吴叔，则仍然咬定肺炎源头在美国，他相信的版本是：“美国在武汉搞全球军队运动会，有军人病倒了，被送去武汉市内医院，是美军带过来的。”
谈到一些与立场相违的事实查核时，高骏贤与吴叔都说：“最重要的还是信自己。”
面对撕裂分化的社会和后真相漩涡，学者李立峰认为，理性和常识长远来说还是会发挥作用。他分析，随时间推进、社会气氛变化，现实中会出现“reality check”，就如2019年底的区议会选举证实了民意在黄营一边，建制派也无从反驳；而美国大选，本来特朗普告上法庭，但其后不少共和党中人如也陆续“跳船”，承认拜登胜选结果。
“人们在不同位置，不同时间点，他开始会有reality check，只是哪个时间点可能不同。就如最终总会有临床实证或数据，显示哪一个国家的疫苗可信或不可信，“到最后谁的疫苗较可行，是很客观的。”
“我不希望经常被说成两边有不同意见，大家选择性去谈自己的版本。”他强调，最重要是人们仍相信有“真相”的存在，“最终会分辨出有一边是对的。”
不过，目前的一些公共议题，信息纷繁复杂，“真相”如何追寻？李立峰指出，其实单靠事实查核是不足够，事实查核能破解假图、验证消息来源，却未能填补衍生出谣言或阴谋论的空白地带。
“这有时要通过调查报导，有时甚至要通过不同类型的学术研究，才能找到出来。”李立峰说。
学者锻治本正人的看法也相对悲观。他认为，在两极对立的社会气氛下，并没有办法马上改变不同阵营受众的想法，只能待政治问题真正得以解决，对立松绑，两边才能有共识，去分办事实与虚构。
“所以，虚假信息只会强化而不是改变人们本身的信念。当一个问题令社会两极化，你应该是要先解决对立，解决背后的问题。”锻治本正人说，他同时也期待政府会著手从媒体素养的教育来改善现状，而不是透过立法。
事实查核员郑家榆承认，这是一个真相难寻，甚至是失落的年代，然而他庆幸仍有市民勇敢出庭去为周梓乐、陈彦霖的可疑死亡案作证供，尝试诉诸法庭去寻找真相，“起码我们多了很多关于他们的信息，死因庭尝试过寻找真相。”
他认为，对真相价值的坚持，能让人们在纷乱的失序年代中站稳，而这是每个人力所能及的事，“我觉得这尝试很重要，因为这是一个行动，去定义我们的价值。”郑家榆说，就算不可能100% 还原真相，我们都有可能迫近真相。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高骏贤、吴启豪、朱自瑶、张大坤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