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生孩子的中国年轻人：消失的性生活、猫当孩子养
「房贷、教育的高额花费和法制缺漏带来的社会问题，都成了这个国家的无形避孕药。」
特约撰稿人 杨谨言 发自成都
打上麻药，把装有孕激素的硅胶囊推入左上臂，埋入皮肤下层，十分钟不到，医生便给孟琳做完了皮下埋植避孕手术。这是一种化学避孕方法，它通过改变子宫颈粘液的粘稠度，阻止精子进入子宫与卵子结合。此后三年，她很难有怀孕的可能。
同居男友陪孟琳去做的手术。这一年，孟琳31岁，正处于育龄期，本是生孩子的最佳阶段，但她不愿它发生。
像孟琳这样不愿生孩子的中国85后、90后在悄然变多，与之相伴的，是中国新生人口出生率的不断下滑。2011年开始，中国逐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到2016年更是全面开放二孩政策，但这样做并未带来更多的生育。2019年，中国新生人口1465万，比上一年减少了58万，10.48‰的人口出生率更是创下1949年以来的最低值，人口总和生育率不到1.52（能够实现人口正常代替的数值为2.1），远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低于大部分发达国家。
2020年的情况也并不乐观。在目前已公布数据的广州、温州、合肥等地，2020全年或前几个月的出生人口更比2019年同期大幅下降，下降幅度在9%到32.6%之间。一直关注人口研究的企业家、携程网联合创始人梁建章指出，2020年中国出生率大幅下降已没有悬念，“出生人口塌陷之狼”真的来了。
对中国年轻人来说，不想生孩子的原因多种多样：高昂的房价让生活成本居高不下，城市中教育花费的巨额比拼，中国法制缺漏带来的社会问题丛生，独生子女政策下新生代年轻人追求自我的生活方式，都成了这个国家的无形避孕药。
“房贷是天然的避孕药”
孟琳已很难说清，什么是她不生孩子的主要因素，“太多了”，反倒是生孩子的理由一个也找不出来。
她学法律专业，在一所重点大学读完本科和研究生后，进入一家金融机构，成了高收入的金融从业者。两年后，她在成都按揭了一套房，那套房在之后三年为她带来了四倍的账面资产上涨收益。
但这并没有带给她足够的安全感。辗转至北京工作后，她面临着更高昂的房价——动辄五六万、高至10万一平米，即便月入两万也难以承受。就连她博士毕业不久、年薪百万的IT工程师男朋友，也至今未在北京买房。
在生孩子这件事上，男朋友还犹豫不决。作为家中独子，他父母很难接受他不生孩子，他自己也无法想像一辈子没有孩子。
但一查北京的房价，一座大山便压上了心头。“现在在北京，你要想‘上车’（意为买房），怎么着也得400万起。他得找一个跟他学历、工作差不多的女生，两个家庭一起才能买一套。”孟琳说，“我要买也行，首先得让双方父母各拿出150万付首付，买个五六百万的两居室，我们每个月付按揭贷款，但何必呢？”
“房贷是天然的避孕药，这个我同意。”林苍苍说。她今年29岁，毕业于中国最好的几所大学之一，与先生相恋五年后结婚，如今在杭州生活。夫妻两人身上各背了一套房的房贷。“基本上赚的钱大头都被房贷吃掉了。”她说。
在经济学家看来，理想的情况是房贷或房租占到一个人收入的30%左右，会让生活的幸福感和愉悦感比较强。但林苍苍每月的房贷占到了收入的一半，这很大程度上源于过去三四年杭州房价迅猛起飞，“一套房250万到300万是正常价格，按贷款30年算，月供怎么也得7000元左右。”林苍苍说，他们不是个例，身边30岁左右的朋友同事，房贷基本都占到了收入的一半。
“当你背负了比较多的房贷，自然就不想生小孩。”她说。按照中国经济学家易君健和易行健对香港1971-2005年生育率的研究，房价指数平均上涨1%，总和生育率将显著下降0.45%。
“孩子不开心大人也不开心，干嘛要生个孩子出来让他受罪？”
房贷抑制着年轻人生孩子的欲望，而养孩子的成本、激烈的教育竞争，也让他们望而生畏。
“不开心，一想到现在小孩子接受的教育就不开心。”林苍苍说。她目睹了身边的朋友同事们是如何沉陷于孩子教育的漩涡之中的：
孩子出生后，两三岁就要上托儿所，四五岁开始学英语、钢琴、乐高。在此期间（甚至更早，孩子还没出生的时候），当爹妈的开始为学区房而焦虑奔走，都是为了孩子能上一个好小学。小学也不轻松，三点钟放学，完了得送小孩去更多的培训班，才能跟得上学习的进度，应对小升初的压力，之后还有初升高、高考……
一想到这些，林苍苍就感到绝望：沉重的负担，孩子不开心大人也不开心，干嘛要生个孩子出来让他受罪？“如果不用这么累，大家也不怎么焦虑，教育上有很多尝试，那我试试吧，也许有戏呢？但只要在杭州，就很难逃出这个轨迹。”她说。
身在北京的孟琳，还要面对户籍制度的限制，“没有北京户口，你的孩子连在北京正常升学的权利都没有”。再说，在北京养孩子可不便宜，“上幼儿园一个月就得1万多块，我一个月收入才1万多，到时势必得啃老。与其如此，我还是看看书养养猫就好了。”她说，“猫它不用上学，不用买学区房，不用伺候它。”
养老严重挤压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而生于独生子女政策下的一代中国年轻人，还要面临另一个现实：沉重的养老负担。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学教授王广州的话说，它严重挤压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林苍苍和先生都是独生子女，他们需要应对双方父母四个老人的赡养和照顾之责。若是生个小孩，小孩将来要面对六个老人，“觉得他好难”。自己也很难，要照顾小孩和老人，挤在中间两头重，难。
她有时会很希望有一个妹妹或者哥哥，一来责任可以分担，二来也可以分散母亲的注意力，让她不要太关注自己。母亲有时做梦都会梦到自己飞机出事、被抢劫，特别怕她突然不见了。也总催着她生孩子，生个孩子老了才有人照顾，要不然老了怎么办？
她特别羡慕父母辈都有好几个兄弟姐妹，在那个年代随随便便就养活了。母亲也总是说他们这代人太焦虑，不心宽，大城市呆出病了。“你们应该学我，乐观，放宽，怎么养都是养。”母亲常对她这样说，她也只能耸耸肩，没办法。
孟琳的母亲最近检查出轻微老年痴呆，她很忧心。父母只有她一个女儿，她迟早要承担起照顾的责任。在北京再呆几年，她还是想回成都生活的，再把父母接到身边。如果到时还要养小孩，怎么照顾得过来？
林苍苍的大学好友刚经历了父亲的肾癌手术，林苍苍的先生最近也要做一个手术，她们在交流时感慨，突然之间就要承担起重负了。“你不但得自己身体好，还得祈祷父母身体好。”她说，“独生子女前20年把甜头都吃掉了，苦的可能都在后面。我们还算独生子女里面很顺遂的，没有生病，父母也没有失独，还不是最苦的。”
消失的性生活
和孟琳不同，林苍苍没想过去做避孕手术，因为根本用不着：先生天天加班，周末也要工作，繁忙、劳累，导致他们很少有性生活。“有那个时间，还不如睡觉呢。”她调侃。有时和身边亲近熟悉的朋友们一聊，发现大家都这样，忙，累，偶尔闲下来也只想休息。性生活？一两个月一次都算多的。
生活在加班之都杭州，加班是一种常态。林苍苍曾经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产品在晚上12点上线，她得在电脑前守着，离开时已是凌晨两点。被摧残了一年后，受不了了，她跳槽去了清闲的文化公司。当然，收入也相应少了。
她有一个微信小群，群里都是在互联网公司认识的朋友，经常到了晚上10点，群里会弹出消息：有人说还在公司加班，有人刚刚出公司大门，还有一个说我不知道要到几点。林苍苍只能沉默，甚至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5点就下班的自己，不忙都有点不好意思。
而到了10点这个点儿，她已经准备睡觉了，先生还没回来。等她早上八九点起来准备去上班时，他已经走了。面都碰不上，还需要避孕？没那回事儿。
有时候，性生活还会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突然消失。林苍苍有两个女生朋友，一个在深圳，一个在北京，都在大公司工作，各自的先生也都是高收入人群，都想要孩子。女生在压力之下终于决定备孕了，性生活就消失了——男生以各种方式推脱。
“生孩子不仅是对女生压力山大的事情，对男生也是。哪怕天然有繁衍后代的欲望，现在也可能被压力挤压掉，就觉得生孩子好有压力，要不就先不啪啪啪了吧。”林苍苍在和朋友们讨论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把猫当孩子来养
身为85后，孟琳的大学同学和研究生同学大多生了孩子，但生二胎的只有一个女生，另外还有好几个女孩子单身。90后的林苍苍，一半同学结了婚生了娃，一半还是单身——而且压根儿不想谈恋爱，“想介绍都无从介绍，好像她们都没什么兴趣，觉得单身也挺好”。
庞大的单身人群，为降低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做出了贡献。根据中国民政部在2020年7月发布的消息，2018年中国单身成年人口为2.4亿人，其中7700万成年人为独居状态，这一数字预计在2021年将上升到9200万。计算下来，近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没有走进婚姻。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独自生活。
27岁的周之川在武汉工作，租了一套一居室的房子，享受着安静自在的独居生活。他在一家私企做管理，工资收入足够自己生活得优裕自足，还能负担一只猫。每天下班回家后，叫外卖，给猫铲屎，喂猫粮，再一起依偎在沙发上看书看电影，“够了，很美好”。不用哄女朋友，不用为两个人的生活而操心、消磨，也暂不考虑买房结婚生子，不给自己太大压力，就这样很好。
相应的佐证是，中国宠物经济的增长极为迅猛。《2019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宠物市场规模达到2024亿元，近三年复合增长率超过20%。其中，孤独人群是消费主力，2017年养宠物的人中，未婚及无婚无子女合计占比65.2%。
孟琳养了两只猫，给猫买最好的进口猫粮，家里配备了齐全的猫爬架、猫玩具，她的所有社交软件头像也都是猫。有时春节回家或和男友外出旅行，便请朋友同事每天来家里喂猫，并发一个几百块的大红包。她说，猫是自己的家人、宝贝，就当孩子在养。
“如果连宪法都可以这样更改，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孟琳也不是没有犹豫：万一过几年又想生呢？到时失去生育能力怎么办？她和许多中国城市女性一样，也考虑过冻卵，为此还去办了美国十年签证。
决定性转折发生在2018年3月。这一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中国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在这份新的法案里，国家主席只能连任两届的限制取消了。
看到新闻的那个早上，学习法律的孟琳感到窒息：“如果连宪法都可以这样更改，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经济成本、政治信仰，还有频繁爆出的虐童、过期儿童疫苗等社会新闻，让她对环境的忧虑愈发增长。她最终改变主意，不去冻卵了，做了避孕手术。她甚至打算去做更长久的避孕手术：上环。在实行计划生育期间，这项手术曾让无数中国女性闻之色变。政府会要求所有生过一个孩子的女性强制上环，也即在子宫内放置含酮IUD，以此方式来彻底避免怀孕。
此外，她也早早为自己的养老做了谋划：在成都买了两套房，老了后住一套租一套，还配备了齐全的保险（重疾险、寿险、商业养老金等）。在她看来，人口老龄化将成中国现实，80后或将晚景凄凉，国家指望不了，只能指望自己了。
不想生却要面对双独生子女压力的林苍苍是这样打算的：如果到30岁还没想好要不要生，为了婚姻稳定就去冻个卵。她早就打听好了，去泰国，费用只要6万块左右，得去几次，打促卵针，取十几二十个卵子，先冻着。过程听说挺痛的，但也没办法，这是最后也是唯一的保证了。
应受访者要求，报道中出现的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