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金昱：浪漫有罪？前媒体人马金瑜遭家暴，为何要因诗和远方饱受指责？
「对浪漫爱的祛魅，有沦为新“女子防身术”的风险。」
2021年春节前一周，为了给身边帮助自己和被拖欠债务的朋友一个解释，嫁入藏地的大陆女记者马金瑜的自述《另一个拉姆》，在大陆微信朋友圈一夜传开。在自述中，这是一个怀揣理想主义与浪漫情怀的女性，因遭遇多年严重家暴，而最终无力经营网店、且欠下大量债务、身心遭受重创的故事。起初，马金瑜的遭遇引起了舆论同情。
但“另一个拉姆”的自比与自述，在随后几天中让马金瑜迅速陷入舆论漩涡。她的形象，从一个遭遇长期家暴、最终带着三个孩子逃离的受害者，到才华横溢却为爱涉险、选择人生“逆城市化”的浪漫悲剧人物，再到逃避网店经营不善的责任、隐瞒丈夫的藏化汉人的身分、“夸大”家暴事实的“扯谎精”⋯⋯不过一周时间。像所有要素丰富的女性故事那样，大众对这名家暴受害者的严苛的审视，随之而来。
对马金瑜的批评并不都是简单的责备受害者。她的职业经历、与众不同的人生选择、乃至她不凡的写作能力使她的遭遇混合了多个层次。嫁入藏区、嫁给藏化汉人谢德成、称他扎西，是把爱情童话建立在一个由她默许的民族浪漫想像中；她的藏地农产品网店生意经与这浪漫爱情深度捆绑，互相支撑。马金瑜的自述起初是为给朋友和同事一个交代，在事件发酵后，朋友和同事的回应与发声补全了她文学化叙事中缺失的细节，也从旁观者角度解释了马金瑜不少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某种意义上，这些声音是建设性的批评，指出了马金瑜在人生策略上、处事风格上值得深思和检讨的问题。
然而这些提醒式的批评，在舆论风暴中一旦脱离了身边人视角，就迅速演绎成对受害人自作自受的嘲讽，人们疑心起她所遭遇的家暴事实，甚至还带著一丝对南方系传媒人和公知的哂笑：一个善讲故事的女记者，以杜撰或夸大家暴的方式，让他人为自己失败的商业经营买单；她既是浪漫爱的受害者、也是浪漫爱的鼓吹者。相信爱情，在这个现实感十足、同时又看重女性独立和力量的当下，不仅显得不合时宜，更有与父权社会合谋之嫌。
舆论在经历数次反转后，最终苛求起完美家暴受害者，同时，也再次强化了城市和偏乡的二元对立叙事。自媒体将她作为一个反面的典型教材，为其他女性提炼出一系列的教训总结：不要嫁给爱情、不要对“诗和远方”充满浪漫幻想、不要去奔赴“落后文明”。
“反面教材”、“怒其不争”
这个巨大的漩涡仿佛在说，如果女性可以时刻警醒，不要跌入爱情的迷梦，在爱情的悬崖前转身就走，马金瑜这样的悲剧是有可能避免的。
虽然每一次家暴案件曝光后都不乏反对苛责受害者的声音，相关社会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和女权主义者也都会解释家暴受害者为何难以脱身、呼吁更完善的法律和更积极的公权力介入，但是马金瑜所引发的舆论风暴更为复杂：
批评甚至痛骂她的人，未必不懂得不去要求完美受害者的道理，这些尖锐的负面声音有很多是“怒其不争”。
这不是家暴案第一次激起舆论热议。只是从前的家暴受害者看来可以被苛责的软弱和迟疑——受到胁迫、无法反抗、缺少经济来源、受教育程度低、性别意识薄弱等，多少都是可以被辩护和解释的。
但这一次的马金瑜显得太过“主动积极”地服从暴力了。与拉姆不同，她不是一个穷尽所有办法逃离家暴的女性，她不该将自己与拼命独立、意志坚定但资源匮乏的拉姆相提并论。在对马金瑜的评论中，一个细节反复出现，那就是当她已经遭遇家暴、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婚姻问题百出之时，在高校讲座上，她依然鼓励年轻人面对爱情的悬崖，勇敢去跳。她对爱情的维护“太难让人理解”了，评论文章《马金瑜的悲剧：人生“逆城市化”》写道：
“然而心里最大的疑问是，哪怕受过非常良好的教育、有过非常丰富的媒体工作经验、拿过顶尖专业奖项、也关注性别问题的女性，为什么自己作为当事人时，完全无法运用这些经验和理论？ …… 懂了这么多道理，我们到底能不能过好这一生？”
在若干个做出抉择、改变命运、挽救自己和孩子的节点上，马金瑜都看似本可以凭借自己的学识、经验、能力、人际关系等选择另外一条道路，这些“本可以”的假设让马金瑜遭到持续的诘问和批评。
但这一次的家暴案其实又没什么不同。无论是怒斥她愚蠢，还是为她辩护，公众的目光都集中在马金瑜的身上，跌入舆论漩涡的人是她，并不是她的丈夫谢德成——尽管在承认出轨的录音曝光之前，后者也接受了采访，还否认了家暴存在。家暴者隐身了，被害者被推到风口浪尖，这个巨大的漩涡仿佛在说，如果女性可以时刻警醒，不要跌入爱情的迷梦，在爱情的悬崖前转身就走，马金瑜这样的悲剧是有可能避免的。
在“公共”的外壳下，舆论漩涡中只余下网友比较证词、对家暴细节的推理断案，和对女性个体生活选择的叹息、指点、教导。
是的，在对浪漫爱的批判中，施暴者本身、社会应当为个体展开的安全网又被踢出了公共讨论之外。2月9日，贵德县委县政府回应“网络舆情”，称马金瑜与丈夫谢德成“常因琐事发生口角……经常吵架，偶尔会动手打架……”，马金瑜在自述中提到，家暴问题在当地并不罕见，不单是她，她的网店雇佣的女工也遭遇家暴。但通报中这一细节被否定，理由是调查组询问了女工得到否定答案。同时，通报中几乎完全没有认定马金瑜提到的家暴事实。同一天，马金瑜律师发表声明，称这份舆情回应完全没有按照约定等待马金瑜方面寄送家暴相关的自述和证据。2月10日，马金瑜出示录音证据，包括丈夫谢德成承认出轨、女工证词证明马金瑜带伤求助、以及谢德成对女工施加暴力。
比马金瑜的个案更值得关注的，也许是当地政府这种冷冰冰的、回避责任的、以舆情为核心的对家暴案件的回应和处理，也许是家暴问题出现时既是受害者也是人质的孩子，他们的福利缺少保障，他们与母亲的情感牵绊也让逃离家暴更为艰难，也许是当地女性面临的进退维谷：放弃独立谋生赚钱则在经济上依赖丈夫，遇到粗暴对待和家庭暴力难以逃离；努力独自谋生则会被指为“僭越”、侵害男人的的“权益”，经济独立反而成为被责难乃至被家暴的理由。
但是，在“公共”的外壳下，舆论漩涡中只余下网友比较证词、对家暴细节的推理断案，和对女性个体生活选择的叹息、指点、教导。总之，这些网友想要告诉大家的是，马金瑜的故事是值得记住的教训，而她和谢德成的恩怨，自有法律给出最后的判断——至于同情，在这位前女记者身上似乎不值得。
浪漫爱祛魅，新的“女子防身术”
祛魅浪漫爱是重要的，但它不该针对被浪漫爱俘获的女性，所以“不要嫁给爱情”也不是马金瑜遭遇家暴的恰当诊断。
马金瑜47天闪婚嫁入藏地，把浪漫爱的意识形态践行到了近乎极致。就算我们要把目光和问题投向社会结构、投向公权力，至少有一个关注马金瑜的视角是可取的，那就是，我们要为浪漫爱祛魅。不要“嫁给爱情”，有人叹息。
“嫁给爱情”是相当晚近的意识形态。在此之前，婚姻仅仅关乎生育与经济合作，其中并没有夫妻双方情感联结的位置。由激情主导的浪漫爱被视作一种低级的情感，往往是人做出正确决策的阻碍。
即使到了浪漫爱被作为一种积极情感现象，受到文学、音乐、商业等多方面的追捧赞美，单纯陷在爱情中的决策也经常被认为是冒险或不明智的，只是，为爱痴狂与为爱犯傻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浪漫”的确证，在当代获得了正面的意义。
浪漫爱也遭遇祛魅。随着性别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女性在经济上更独立、女性自我意识苏醒，浪漫爱遭遇有意识的批判。女权主义者指出浪漫爱的短暂的历史、精妙商业运作对浪漫爱文化氛围的加强，以及它对男女两性失衡的“俘获”：现有性别结构下的浪漫爱婚姻对女性的要求是，除了爱情不求其他，甚至也要求她们放弃自己本来所拥有的职业和人际关系，而给予她们全身心投入的奖励则是地久天长（爱情童话的结尾都是“他们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伴侣的宠爱、物质的保障。
相比于男性，女性更容易被浪漫爱的意识形态所俘获。主流文化蛊惑女性奋不顾身投入浪漫爱，既源自女性敏感、情绪化、恋爱脑的刻板印象也反过来加强这一刻板印象。但对于男性投入浪漫爱，主流文化则往往施以警告，视其为缺乏男子气概的表现之一。至少，谢德成也同样是47天闪婚的当事人，不管不顾与对方学历、背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进入了婚姻。但他的选择似乎从来没有被从浪漫爱的角度审视过。
祛魅浪漫爱是重要的，但它不该针对被浪漫爱俘获的女性，所以“不要嫁给爱情”也不是马金瑜遭遇家暴的恰当诊断。一个相信浪漫爱的女性被家暴了，被审视的核心也不应当是她的价值观和爱情观。以她的观念来理解遭遇家暴是一种错位。同样，她对“诗与远方”的向往和追求，无论增添了多少自己的美化和幻想，也无法为她遭遇家暴提供解释。
她对“诗与远方”的向往和追求，无论增添了多少自己的美化和幻想，也无法为她遭遇家暴提供解释。
浪漫爱是不理智的冒险，但是所冒风险的大小取决于社会为个体提供了怎样的托底机制。有一个健全的托底机制，铤而走险的结果可能是重新开始、再一次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托底机制缺位，铤而走险的代价则可能是尊严、健康、甚至生命。
去探究马金瑜的心路历程，去探究她文艺青年病的病征，试图借此提炼出帮助其他女性的疫苗和预防措施，就能避免同类的悲剧吗？生活何其复杂，人的行事动机有千样百样，这个世界上总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冒险家，而投身浪漫爱的女性，只是这些冒险家中的一类。人生选择上的策略性失误，难道就意味着她们活该承受暴力、羞辱、亲子分离的惩罚吗？
况且，更多的女性根本不是选择投身浪漫爱，而是别无选择进入婚姻。即使拉姆在某种意义上比马金瑜更清醒、更拼尽全力逃离深渊，在她身后依然没有一张安全网托住她。现在拉姆成为了一个完美受害者的样本，但，成为一个更加完美的受害者，接受舆论更诚挚的惋惜与哀悼，对死去的拉姆而言又有什么意义？
马金瑜又确实是另一个拉姆，她们二人没有本质的不同。
从这个角度来说，马金瑜又确实是另一个拉姆，她们二人没有本质的不同。即使马金瑜没有嫁给爱情，避免了今日悲剧的命运，那么另一个嫁给谢德成的女性会不会遭遇类似的命运，而她到时候能否得到今日比马金瑜更多的帮助？
个体层面的祛魅浪漫爱更带著对偏乡的优越和冷漠。因为浪漫爱鼓励女性舍弃和牺牲，跨越阶级的、地域的、文化的障碍去追求爱情，那么反抗浪漫爱自然是看清这些障碍，不要试图去跨越它们。城市才是马金瑜这类向往田园牧歌女性的“应许之地”，如果她没有去那些“远方”，她不至于此。
但是，那些被我们标记为落后、危险、愚昧的远方，只是“我们”的远方，但却是另一群人的“此地”。马金瑜现在离开了，但是那些她曾希望帮助过、记录过、也曾对她施以援手的女工们呢？她们的安全网在哪里，她们应当向谁求助？除了强调祛魅浪漫爱不是对女性个体的人生指导，更不要忘记在很多地区，女性由于贫困、教育缺乏、文化环境保守等原因，甚至都来不及被浪漫爱俘获，而早就沦为了其他封建、保守价值观念的猎物。
祛魅浪漫爱的本质应当是对公共文化与社会制度的质询。我们的教育是否在单一地向女性灌输爱情婚姻至上至美？文学、影视、音乐等是否在单一地输送“王子公主”“才子佳人”“霸道总裁”“真爱至上”的童话和神话？商业运作是否在捆绑消费与爱情，创造种种爱的标志并从中获利？国家关于婚姻制度的规定是否依赖于浪漫爱的意识形态，在婚姻定义和婚姻双方的权利边界的界定中，用“爱情”囫囵掩盖权利的冲突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这不是说我们要全民打倒浪漫爱，而是说在浪漫爱之外，其他的情感联结方式、其他的人生价值追求、其他的对个体间情感依赖的解读应当被更多地讨论和曝光。而公权力更加积极地介入家暴案件，为受害者和她们的子女提供保护也应当是长期应尽的义务，而不是偶然性地对悲剧个体善意的援助。
当文化环境通过浪漫爱神话实现思想操纵，社会结构拒绝为女性的“疯狂”的选择托底时，在双向围剿之中，深渊就在那里。
浪漫爱的祛魅沦为新“女子防身术”的风险值得警惕。它逐渐成为受过良好教育的独立女性的必备技能，以求遇到亲密关系相关的选择时可以识别危险、及时躲避、尽快止损。因此，女性习得的经验和理论自然而然地被认为应当应用于当事人的生活。
没有被启蒙的、没有习得这套“女子防身术”的女性，例如拉姆，奋力去摆脱家暴困境，则值得额外的赞扬；而教育完善的、关注性别议题的女性，如马金瑜，则必定存在什么问题。
但是，为什么是女性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学习这种防身术？文化环境用浪漫爱对女性施以诱惑，但当浪漫爱给出的承诺无法兑现，又是女性被嘲笑愚蠢和天真。
“懂了这么多道理，我们到底能不能过好这一生？”
这个独独抛给女性的问题的答案是：
当文化环境通过浪漫爱神话实现思想操纵，社会结构拒绝为女性的“疯狂”的选择托底时，在双向围剿之中，深渊就在那里——她只为女性准备，无所谓是谁跳下悬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