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军方和民盟的“揽炒”式危机，让北京的谨慎路线陷入尴尬
「当下的缅甸民众抗争，对北京来说是棘手的“深水区”，将谨慎稳妥的“闷声”选择变成了尴尬的烫手山芋。」
Kumkum Bhowmick
自2月1日缅甸军方突击逮捕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和总统温敏等人，发动针对民盟的政变以来，至今已经过去近20天。在这过去的三个星期中，缅甸的局势持续恶化。各大城市均有民众走上街头，发起不合作运动，抗议军方政变。军警则投入戒备，并在多地使用催泪弹、橡胶弹、水炮车试图驱散民众。甚至已经有数起向示威者实弹射击的事件，导致了多人伤亡。考虑到1988年、2007年等多次群众运动面前，缅甸军方均对抗议者使用过致命武力，如今的局势随时可能进一步走向更糟糕的场面。
另一边，虽然缅甸吸引了全球舆论的关注，但国际社会是否能阻止一场政治灾难，也避免缅甸从原先逐渐开放、民主的道路上后退，也尚是一个未知数。联合国安理会至今没有形成正式决议（虽然发表了一份安理会主席新闻谈话，称谴责政变）；美国总统拜登则已经宣布将制裁缅甸军方领导人。地理上更为切近的东南亚国家则在表态上十分谨慎。
与缅甸军方和民盟都有不错关系的北京政府则陷入了困境——政变发生后，北京的反应相当谨慎或者说是保守，仅仅表示希望各方不要扩大冲突。而在缅甸民众大规模抗议后，北京对军方政变的态度成为许多缅甸民众不满的矛头：缅甸军方的许多装备都从中国、印度、乌克兰和俄罗斯等地进口，军方与中国的商贸往来甚密。这让很多人怀疑北京是否暗助政变。于是，中国大使馆变成了示威者们冲击的目标之一。互联网上大量流传着“中国派飞机送工程师来修防火墙”或是“街头戒严的缅军中有许多白皮肤，不像缅甸人，他们的袖标疑似解放军款式”之类的流言。
尽管中国大使馆随后辟谣并升级了表态称“现在的局面完全是中方不愿意看到的”；而至于“白皮肤军人是解放军假扮”也大概率是网络上的过度反应（毕竟，被网民拿来比对的袖标其实是解放军的仪仗队袖标）。但是，缅甸军方的凶狠，民盟的不妥协，与当下的缅甸民众抗争，对北京来说进入了相当棘手的“深水区”，将谨慎稳妥的“闷声”选择变成了一个尴尬的烫手山芋。
“揽炒式”政局，打乱北京的保守战略
和1988年或者2007年的缅甸民众抗议不同。这一次的街头运动，并不是向位居台上的军政府发起抗争争取民主，而是捍卫和守护已经得到的民主权利和已经部分民主化的缅甸国家。
这也意味着，尽管人们的集体记忆或是论述，都试图回到历史上缅甸军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各种拉锯，但今天局势已经同过去相比有了很多非常不同的变化。
首先，近年来的缅甸开始依赖外国投资和经济增长。从登盛时代开始，中国、新加坡、日本和欧洲的资本大量涌入，制造业和服务业蓬勃发展，缅甸虽然依旧贫穷，但在仰光等城市中，许多居民切实感受到了生活水平的提高。
其次，一个文官系统已经出现。军方在改革过程中将相当数量的政府机构转移到了民选政府手中，使得原先完全被军人控制的官僚系统开始有了新的政治能量和生命力。这点在目前的公务员罢工中可以窥见一斑。更重要的是，如果军方想要公务员合作，那就必须重新、彻底地清洗这个系统，重新安排大量军方人员进入，这意味着军方先前花了数十年慢慢放权，开放选举，经济改革的道路变成了白费功夫。
这两点变化事实上已经打破了军政府多年来的轮回。日本学者中西嘉宏曾经在分析缅甸军政府的著作中指出，缅甸军政府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军政府极为不同。首先，这个军人政权完全掌控最高权力，在最高权力的精英圈层中没有商人和文官的存在，不像其他军政府往往依赖文官和商人统治。其次，缅甸的军人渗透各级政府，以军人代替文官。其结果当然是极低的行政能力，但也意味着军人能够更好地协调内部利益，防止派系倾轧。再次，缅甸军政府完全没有像中国政府、新加坡政府那样，以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作为人民支持政权的条件。相反，军政府的重点是牢牢掌控权力。因而军政府开启改革的前提并非觉得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或“良心发现”，而是认为改革之后能够在更复杂的环境中持续确立军人对国家的大局掌控。
这样的特点，决定了在先前的民众抗议中，缅甸军政府往往采取极为暴力和铁腕的镇压模式。但是，随着2010年代缅甸的逐渐改革与开放，整个军政府的行为逻辑，也走到了变化的边缘。旧的特点开始崩解了。
可以理解为，正是这种“边缘状态”，让民盟和军方双方都有了改变游戏玩法的心态。民盟的盘算也许是，既然改革看起来已经无法走回头路，那么军方就不可能再敢回到原先的镇压模式。那么只要这样，民盟动员民众的非暴力运动就能充分削弱军方掌权的合法性，最终军方只能妥协，将权力交回民盟。这也许是过去几年民盟不断采取步骤，蚕食军方权力的现实基础。
而军方可能也持有同样的想法。只不过反过来罢了。在军方看来，原先的改革是为了巩固军方的力量，但民盟试图反客为主，在军方授权的范围之外“又打又要”，长此下去，军方的主导地位当然会面临严重的威胁，尤其是当文官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军方却因为大选一溃千里而无法再介入其中产生影响力的时候。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军方政变是认为这是最后的敲打民盟的机会，可以让民盟后退一步，重新调整和军方的关系，放更多军方力量进入民选政府，而民盟也意识到，军方除了武力之外其实已经没有更多筹码，宁可赌军方无法再让缅甸后退到1990年代的封闭和独裁，从而至今仍不妥协。这无疑变成了一场“揽炒”式的对赌，背后反映出的是，军方和民盟本质上对国家的想象完全不同，彼此都没有真的长期和对方“和平共处”和平起平坐的打算。
但这个局面，正好击中了北京的软肋。政变至今，北京的策略都是保守的，即希望局面不要有太大的变化。这是中国大使馆“中方同样也在发挥建设性作用，核心就是劝和促谈。无论军队还是政党，都是缅甸大家庭的一员，都应该负起维护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历史责任。要和解不要对立，要团结不要分裂”的表态的基本前提。
然而，在双方已经对峙到“要么向前走，要么回到过去”的姿态之下，呼吁双方保持理性克制，通过对话和平解决问题，看起来是保守处理，实则是格外调高期待，以至于有些脱离现实了。北京的观望，显然被“揽炒式”的政局，打得有些不知所措。
北京“全输”的可能
从现状来看，北京的外交取态显然也被架到了进退为难的地步。尤其是，任何举动都可能得罪北京不愿得罪的力量。
首先是民众的愤怒矛头随时可能指向中国。对缅甸民众而言，军方的武力摆在眼前，对峙两方的实力对比一目了然；如果不愿选择牺牲或妥协，两方之外的势力便成为了一根救命稻草。而有能力对军方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力量是中国。也因此，北京的任何表态，只要不是明确支持民众，都很容易被缅甸民众认为“默许军方政变”，“和军方站在一起”——就算北京并不真的这么想，在民众看来也恐怕是区别不大。
在军方与民众对峙，随时可能爆发暴力冲突的当下，国际社会的一举一动，在保留着鲜活的、对武力镇压与高压统治集体记忆的缅甸民众心中，随时都可能激起波澜。从新加坡出口警方的反无人机设备，到日本资本参股但向军方输送利益的缅甸啤酒，再到中俄的中立表态，都成为了连日来缅甸社交媒体上网民的抨击对象。而一度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的流言则频频命中民众焦虑。军方在政变后数度要求运营商屏蔽社交媒体，大量民众被切断了网络通讯和向外求援通路，这些都让人们和“防火长城”联系在一起。
如今，中国对缅投资巨大，缅甸的地缘位置又对北京格外重要，北京确实没有什么支持军方发动政变的动机。在缅甸民众前往中国、俄罗斯、新加坡等国驻缅使馆前游行请愿之后，中国驻缅大使接受了包括《缅甸时报》在内的多家主要媒体采访，其中没有政府机关报《缅甸之光》（Myanma Alinn）和《镜报》（Kyemon），也没有军方控制的《妙瓦底》（Myawaddy）。大使馆在声明中表示：“我们希望这样的谣言不要再出现。如果这类流言还能在缅甸有市场，只能说明其背后有别有用心的势力在操控和煽动。中国民众对这些问题十分关注，很多人对缅甸国内出现的奇谈怪论有意见。希望缅甸民众明辨是非，防止被政治利用，影响两国民众友好感情。”
然而，官方的辟谣在缅甸民众中收效不大。由单一权威出面通过“大报”发布消息的做法，和军政府常用的信息发布手段颇为相似。缅甸军方通过官方报纸进行各类辟谣与澄清是惯常操作，但事实往往与官方消息有所出入。许多民众转而寻求其他信息渠道：城市中各类人际网络间流传的小道消息因而活跃，尽管其中多有谣传。这种文化也为开放报禁后萌生的诸多阴谋论小报提供了土壤，诸如《太阳报》（Thuriya Naywun）和《钢铁玫瑰》（Thanmani Hninsi）一类的报纸在仰光都有着不小的读者群体。进入社交媒体时代，类似的情境发生了相应的迁移。而北京强调的“稳定”，恰恰又是缅甸军政府在丹瑞大将治下自我标榜的重要政绩之一，“维护政权安定”作为标语“我们的三大事业”（Do ayay thone paa）中的一部分，在街头巷尾的标识牌、广播节目开播前，甚至电影开场前反复出现，成为了民众对军政府统治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北京试图说服缅甸民众自己不站在军方一边，宣传效果却可能南辕北辙。其效果鲜明体现在使馆脸书主页的缅甸人反馈上——中国使馆专页约有20万粉丝，辟谣贴文获得了3800多个大笑，2100多个赞和约1600个大怒；相比之下，对军方在军事训练、人才培养上也许“贡献”更大的俄罗斯，依靠一段脸书上的大使缅语演讲，就收获了3700多个赞和1100多个“爱心”，而其专页的粉丝数还不到中国使馆的一半。
更不用说，虽然北京强调政变是北京不想看到的，却也无法站出来表示自己站在民众一边。且不论这背后的种种因素，如今正是缅甸人最需要各国“站队”的时刻。对民众而言，军政府无论摆出怎样的延续改革的姿态，都很难重新获得民心。此时无法表态对民众的支持，在长远来说显然会让中国在缅甸人心中的形象打上折扣。
何况，一旦军政府掌控权力，中国也会大受损失。且不说在诸如皎漂深水港、密松水电站、地方武装等议题上军方和北京有所龃龉。单看历史上，北京对军政府的支持并不是以经济利益为考量的。而现在与1990年代有所不同。那时候中国对外没有什么投资。如今缅甸却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中国对海外的资本投入与日俱增，而这些都不是单纯的援助项目，最终都要考虑成本与收益。军方执政的缅甸，对中国资本来说，显然没有一个民选、开放的文官政府来得更为稳妥，其不确定性和各种隐藏的投资成本都只会更高。
就算军方上台后开始走之前从未成功过的“威权发展主义国家”路线，完全以“经济建设为纲”，承诺对资本开放（现在看来很可能是军政府试图标榜的前景），对中资来说，也远远不会比得上一个稳定的，有民盟民选政府存在的缅甸。军方的腐败程度自不用多言，而缅甸军方为了维持自身系统内部的人事稳定，必然要发展出一套“分肥”的政治，将重要岗位任命给军方的“自己人”。这种体系能多大程度上推动经济发展并保护外资的收益？相信所有人都会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归边取态民盟，可能输给当下；归边取态军方，可能输给未来。大概在中间不表态默许一切事实，也确实是某种稳妥之选。但这同样可能得罪所有人，比如愤怒的缅甸民众和同样不开心的军方。
缅甸危机至此，北京不会是赢家，只是输多输少的问题。
中国外交的十字路口？
要说北京没有干预缅甸内政的能力，恐怕也未必准确。长年的官方和民间交往，北京必然有足够的杠杆去撬动军方，至少可以让其无法肆无忌惮。但现实仍然保守的取态，反映出北京踌躇不定，并且在对未来的判断上缺少主动性。这和近年来内政上频繁出击大刀阔斧乃至“底线思维”的形象，显然有不小的落差。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中国过去数年来内/外有别的一个缩影。尽管对外的口径愈发“战狼”，但具体到很多地缘关系的判断上——如中印关系、中缅关系，北京的外交反应都显得有所忌惮，偏向“不生事”的选择。更何况，北京习惯的是一手不干涉内政，一手让驻外官员大声评论中国相关议题，最终还是“安内”重于“攘外”。
然而，对缅甸这样的国家而言，内生的矛盾与冲突，加上历史的遗留问题种种，决定了其不可能在现有的政治框架下保持长期稳定。政变和政变后的民众抗争，无不说明了这点。而明显的是，北京对这样的变化，似乎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
而中、印、美、俄的外在因素又让缅甸的局面更为复杂。缅甸军方长期派遣军官赴俄罗斯学习，而印度也将原先属于英属印度一部分的缅甸视为南亚的重要支点。这样的地缘政治格局随时影响着民众的好恶。
无论北京作出什么选择与举动，缅甸危机都会成为未来十年地缘危机的一个引子，也会左右着在以后类似事件中北京的选择——类似的事情，当然会在可见的未来不断发生。北京外交路线的谨慎与保守，还能坚持多久？
（Kumkum Bhowmick，缅甸政治与社会关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