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从与失语：为什么女权主义者会反对色情作品？
「色情作品引发的矛盾不只是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矛盾，而是自由这一原则内部的矛盾——男人的言论自由扼杀了女人的言论自由。」
韩吉
COVID-19疫情让不少产业陷入寒冬，但也有一些产业从中获益，色情产业就是其中之一。全球最大的色情网站Pornhub，自疫情之初就迎来了访问量的大幅增长。该网站为疫情重灾区推出的免费会员，更一度为它赢得了“良心企业”的口碑。然而，《纽约时报》专栏作者纪思道12月发表的文章《被Pornhub毁掉的孩子》，却令这一网站陷入性剥削的争议。在信用卡巨头Visa和Master停止协助付款的压力下，Pornhub最终下架了上千万条影片，这也令如何对待色情作品的讨论再度浮出水面。
事实上，《纽约时报》文章的批评相当温和。文章指出，“问题不在于色情，而在于强奸”，即作者之所以批判Pornhub，不是因为对色情作品本身的反对，而是因为反对某些作品背后的实质侵害。这是自由主义者常见的观点：当一条色情影片是基于真实性侵而制作，或是未经当事人同意即偷拍上传，这些作品应该遭到反对，因为这些行为触犯了法律。而当一条色情影片是由正规渠道制作，被拍摄人知情且同意，则无论影片呈现了什么内容、给受众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它都不应该被限制，因为色情作品属于“言论”（speech），而言论自由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然而，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掀起反色情运动的女权主义者们，并不完全认可这样一种“言行二分”。她们中的一些人认为，言论同样可以构成行动、具有行动上的效力。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用言论完成各种行动：当你说“我愿意”时，你完成了“结婚”这样一个行动；当你说“小心有车”时，你完成了“警告”这样一个行动。
剑桥大学的哲学教授雷·兰顿（Rae Langton）建议我们从“言论行动”（speech act）的视角理解色情作品。在“Speech Acts and Unspeakable Acts”一文中，她指出色情作品是一种言论行动，并具有两个行动上的效力：第一，色情作品将女性置于从属地位（pornography subordinates women），这表现为色情作品把女性列为性物品、合理化对女性的暴力。第二，色情作品扼杀了女性的声音（pornography silences women）。这并不仅仅意味着女性无法开口说话，而是她们的话失去了应有的效力。例如，当她们和男性互动时，“不”不再意味着拒绝，而是变成了某种同意和邀请。
兰顿认为，如果这些指控、特别是第二点指控成立，那么自由主义者有关色情作品属于言论自由的辩护就会站不住脚。因为色情作品引发的矛盾，不再只是自由与平等（男人消费色情作品的自由和女人平等的公民权）之间的矛盾，而是自由这一原则内部的矛盾——男人的言论自由扼杀了女人的言论自由。
反色情法案的争议
这些女权主义者提出应将色情作品视为民权问题，因为它们是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以及公民权的侵犯。
兰顿的文章写于上世纪美国女权主义者推动反色情法案的背景下。当时，色情作品仍被视为道德问题，由传统的反淫秽法进行干预。然而，一批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目睹了色情产业对女性的伤害，包括一位名为Linda Marchiano的女演员在拍摄色情电影时遭遇殴打和性侵。这些女权主义者提出应将色情作品视为民权问题，因为它们是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以及公民权的侵犯。她们希望推动反色情的民权法案，允许受害女性向民事法庭起诉这些作品的制作者和发行者，要求他们停止出售相关产品并作出赔偿。
值得注意的是，反色情法案不是自上而下的审查，而是由受害者主动提出诉讼、寻求法律救济。其次，反色情法案也不是针对广义的情色作品，而是对符合相关“色情”定义的作品进行干预。
两位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女权主义活动家安德里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和女权主义法学家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就在1983年起草了这样一份反色情法案。她们受到明尼阿波利斯市政府的委托，起草的法案将作为当地人权法案的修正案。在法案中，她们将色情作品（pornography）定义为：
以图片或文字明确表现的女性的性从属地位（the graphic sexually explicit subordination of women in pictures or words），包括将女性非人化为性客体、性物品或性商品；享受痛苦、羞辱或强奸；被捆绑、割伤、肢解、弄出瘀伤或身体受伤；以性服从、奴役、展示的姿势；被简化为某些身体部位，被物体或动物插入，或出现在受辱、受伤、虐待的情景中；表现为肮脏或次等的；流血的、淤青的、受伤的，并在这些情况下显示出性吸引力的。
法案在明尼阿波利斯市议会获得了通过，却被该市市长否决。法案的另一个版本则于1984年在印第安纳波利斯获得了通过，且到了市长的支持，但立法后不久就在American Booksellers v. Hudnut案中被裁定为违宪。该案的法官Frank Easterbrook认为，尽管色情作品描绘了女性的从属地位（pornography depicts subordination），并且可能令女性的从属地位得以延续（pornography perpetuates subordination）——例如令她们承受低薪和暴力，但“这只是反映出色情作品作为言论的力量” （this simply demonstrates the power of pornography as speech）。换言之，他认为色情作品仍是言论，而非行动。
而德沃金和麦金农对色情作品的定义，则暗示了色情作品是一种将女性置于从属地位的行动（pornography is subordination）。这一定义受到了法律界和知识界的尖锐批评。有法官认为，这是法案的起草人在文字上“耍花样”，以便将色情作品划出言论自由的保护范畴。也有哲学家表示，这一定义造成了言论和行动概念上的混淆，“在哲学上站不住脚”。
言论可以是行动吗？
情作品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它构成了特定的行动：不仅描绘与延续了女性的从属地位，它还将女性置于从属地位、扼杀了女性的声音。
兰顿的文章是对德沃金和麦金农观点的辩护。她首先澄清，女权主义者们并不是要将法律意义上的言论（speech）和行动（conduct）混为一谈。在法律意义上，色情作品仍然属于言论，但这里的重点不是色情作品究竟是言论还是行动，而是色情作品应不应该受到法律保护。法案起草人们显然认为，不是所有言论都应该无条件受到法律保护；法律应不应该保护某种言论，取决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言论、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那么，色情作品是一种怎样的言论？在这里，我们仍要讨论色情作品的行动属性。兰顿和麦金农都认为，言论和行动在哲学上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试想一下，当训练员对警犬说“咬”的时候，他在发表言论还是做出行动？兰顿用“言论行动”来表达言论具有行动力的一面。她引用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丁（J. L. Austin）的观点，“说某事就是做某事”（to say something is to do something）。
根据奥斯丁的观点，言论可以包含的三方面的行动。第一是“语言内行动”（locutionary act），即言论本身表达的内容。例如在大街上，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说：“向她开枪”。这里第一个男人的言论表达了字面上的意思，“她”指附近那个女人，“开枪”指用枪打她。第二是“语言效果行动”（perlocutionary act），即言论对它的听众产生了什么后果。例如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说“向她开枪”，第二个男人感到震惊，但随后举起枪朝那个女人开枪。这里，第二个男人被第一个男人的言论所震惊、说服，这就是言论对它的听众产生的后果。第三是“语言外行动”（illocutionary act），即当一个人说某事的时候，他说话这件事本身构成了怎样一个动作。例如当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说“向她开枪”时，站在说话人的角度，第一个男人“鼓动”了第二个男人向那个女人开枪。“鼓动”就是言论在这里完成的动作。
兰顿指出，裁定反色情法案违宪的法官只看到了色情作品作为“语言内行动”和“语言效果行动”的层面。在“语言内行动”上，色情作品描绘了女性的从属地位（言论的内容）——例如将她们描绘成性物品或次等公民。在“语言效果行动”上，色情作品延续了女性的从属地位（言论的后果）——观看色情作品的人，可能会继续将女性视为性物品或次等公民，从而令女性受到骚扰和伤害。然而，法官忽略了色情作品作为“语言外行动”的层面（言论构成了怎样的动作）：色情作品是一种将女性置于从属地位的行动，发表色情作品这一“言论”这件事，构成了这一行为。这第三方面的行动，是人们讨论色情作品时经常忽略的，也是反色情的女权主义者们希望引起重视的。
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关注色情作品的“语言外行动”？兰顿认为，色情作品之所以区别于其他言论，是因为它作为“语言外行动”的效力。如果色情作品只是描绘了女性的从属地位，我们不一定要反对它，因为其他言论例如纪录片、学术研究等也可能描绘了女性的从属地位。同样地，如果色情作品只是带来了伤害，我们也不一定要反对它；吸烟也会造成伤害，但却不会令吸烟者被置于从属地位。而色情作品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它构成了特定的行动：不仅描绘与延续了女性的从属地位，它还将女性置于从属地位、扼杀了女性的声音。
色情作品将女性置于从属地位
色情作品告诉它的听众女性有什么价值——她们是物品、是猎物。色情作品告诉它的听众什么动作是恰当的——暴力是恰当的，因为女性喜欢被强奸。
兰顿的第一个论断是，色情作品将女性置于从属地位。她的理据何在？言论可以将他人置于从属地位吗？什么样的言论会将他人置于从属地位？
我们不妨来看兰顿给出的这个例子。“黑人不许投票”是一句言论，但它可以构成行动。当一个法官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可以分析它所包含的三种行动：它表达了字面的意思，“黑人”就是指黑人；它造成了一些后果，例如让黑人远离投票站；更重要的是，它构成了一种行动，就是禁止黑人投票——它将黑人列为次等公民、合理化对黑人的歧视、剥夺了他们的投票权。它将黑人置于从属地位。
兰顿认为，这个例子反映出言论可以将他人置于从属地位，而这样的言论有如下特征：它将人分成三六九等，将某些人列为次等人；它合理化针对“次等人”的歧视行为；它剥夺“次等人”的重要权力。最后，这样的言论还必须具备一个条件：说话的人具有权威。
那么，色情作品是否符合这些特征？我们可以认为，反色情法案所定义的色情作品将女性列为“次等人”，合理化对女性的歧视和暴力。但这些认定的前提是，说话的人具有权威。这里，最大的争议出现了：色情作品的创作者具有权威吗？自由主义者往往认为，色情作品的创作者是无权无势的小众群体，不被主流社会认可，因此为色情作品辩护就是捍卫弱势群体的自由。而麦金农等女权主义者声称，色情作品是“统治者的声音”（voice of the ruling power）。
兰顿没有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她认为这是一个“实证”问题，无法完全由哲学家来回答。但是她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首先，她强调权威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某一个领域、某一群受众而言。不管主流社会对色情作品如何鄙夷，只要它在“性”的领域、对一群渴望了解性的受众而言是有权威的，就可以满足这个条件。
其次，从日常经验出发，这种权威是很有可能存在的。正如兰顿所说，色情作品的创作者并不只是看客，而是有裁决权的发言人。色情作品告诉它的听众女性有什么价值——她们是物品、是猎物。色情作品告诉它的听众什么动作是恰当的——暴力是恰当的，因为女性喜欢被强奸。兰顿引用的一些调查显示，这些信息深入人心：百分之五十的男性认为，只要他们被女性性唤起，就可以强奸对方。百分之十五的大学男生表示，他们曾在约会中强奸过女性。百分之八十六的人认为，他们享受性行为中“征服”的成分。兰顿表示，在这个特定的领域、特定的受众之中，色情作品创作者的权威也许不亚于一个“垄断者”。如果我们接受关于权威的假设，那么色情作品将女性置于从属地位这一论断是成立的。
色情作品扼杀了女性的声音
这种扼杀不是单纯令女性无法开口说话，而是让她们的话“不算数”了、让某些话变成对女性而言“无法言说”（unspeakable）的。
如果色情作品的确将女性置于从属地位，我们是否一定要用法律来限制它？既然说话人的权威是色情作品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我们能否设法削弱这种“垄断者”一般的权威，例如在这个言论市场上增加更多言论，与具有误导性的色情作品进行竞争？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教育，或者鼓励女性说出她们真正喜欢什么，甚至由女性来创作平等、健康、进步的色情作品？这也是自由主义者们反对反色情法案的常见观点：与其进行言论审查，不如交给市场解决。
然而兰顿指出，色情作品作为一种言论行动，不仅将女性置于从属地位，还扼杀了女性的某些言论行动。这种扼杀不是单纯令女性无法开口说话，而是让她们的话“不算数”了、让某些话变成对女性而言“无法言说”（unspeakable）的。
兰顿给出了一些“无法言说”的例子。例如在一个舞台上，演员在表演救火的场景。这时舞台上真的起火了，演员高喊“着火了、着火了！”可是观众们却无动于衷。演员虽然发出了警告，但他的警告“不算数”了，警告对他而言变成了“无法言说”的。
那么，色情作品让哪些话变成了女性“无法言说”的？兰顿重点关注了“拒绝”和“抗议”。“拒绝”的例子非常典型。“不就是不”（No Means No）是一句耳熟能详的女权运动口号，它背后是很多女性发自内心的困惑：为什么男人听不懂我的话？为什么明确的拒绝会被解读为同意？兰顿指出，色情作品为女性的言论设限，它规定了女性什么样的话算数、什么样的话不算数。在色情作品中，女性的“拒绝”是不存在的，“好”是同意，“不”也是同意。色情作品扼杀了女性的“拒绝”，将“拒绝”变成了她们“无法言说”的事。
“抗议”的例子则更耐人寻味。兰顿指出，色情作品有“自我强化”的特点，当一个女性试图抗议自己遭遇的性暴力时，她的言论可能会变成另一种“色情作品”。例如前文提到的Linda Marchiano，她将自己遭遇的性暴力写成一本书，讲述她作为色情片女演员，如何在被殴打、下迷药、虐待等情况下被迫演出。然而，这本书却被当作色情读物来宣传，书中“色情地狱的囚禁”等字眼，竟然讽刺地成为卖点。
笔者想到的另一个例子是台湾作家林奕含。她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一书是对性侵的控诉，然而“房思琪”却成了某些情趣卡牌里的角色，出现在上海成人展上。许多人对事件的愤怒，也正是源于“女性对性暴力的抗议之声沦为另一种色情作品”的荒诞。在这个意义上，色情作品扼杀了女性的“抗议”，将“抗议”变成了她们“无法言说”的事。
如果色情作品的确在这些层面扼杀了女性的声音，那么仅仅让“女性开口说话”是不够的。即便她们可以说话，她们的话也可能是无效的、被男权社会肆意曲解的。如果一种言论扼杀了另一种言论，那么“言论自由”的辩护在这里是不适用的。因为女性也有言论自由，她们的自由也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
结语
如果言论自由并不承诺女性说“不”的自由，不保护她们表达抗议的自由，这样的言论自由是虚伪的，是不值得女权运动依靠的。
兰顿的文章给今天的我们带来许多启发。对女权主义者而言，“色情作品遭到审查”的新闻往往令人心情复杂。正如此前漫画作者[JM被刑拘]（https://www.sohu.com/a/440125184_160386）一事引发的争议，一方面，我们渴望更多的创作自由，另一方面，我们也无法对侮辱损害女性的作品视而不见。兰顿的文章告诉我们，我们并不总是要在两个极端之间做选择。
首先，言论自由不是无限度的。一种言论应不应该得到法律保护，取决于它是一种什么言论、有什么行动的面向。当一种言论将他人置于从属地位、扼杀他人的言论自由，这种言论的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即使是在言论自由至上的美国，也不乏女权主义者“冒天下之大不韪”要求限制色情作品。在我们的女权运动中，这种诉求也是合理的、不应被妖魔化的。
其次，限制某种言论不意味着要无限扩大打击面。兰顿清晰地指出，之所以要限制反色情法所定义的色情作品，是因为它构成了特定的行动：将女性置于从属地位、扼杀女性的声音。根据这样的标准，我们并不需要将所有言论一网打尽。如果一个作品只是表现了性，而没有将女性置于从属地位，反色情的女权主义者并不要求禁止它。如果我们身处的社会可以令女性和男性享有同等的权力，让女性的言论不被男性的言论所界定，那么我们也可以对那些物化女性的言论更“宽容”，而不一定需要用法律来制约它。
言论是权力的投射，有权者可以说更多、做更多。而现实的吊诡之处在于，人们一方面对反色情的行动小心翼翼，生怕它是破坏言论自由的洪水猛兽，另一方面却对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的言论自由漠不关心。如果言论自由并不承诺女性说“不”的自由，不保护她们表达抗议的自由，这样的言论自由是虚伪的，是不值得女权运动依靠的。
参考文献
Langton, R. (1993). Speech acts and unspeakable acts.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293-330.
（韩吉，研究女权和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