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一书由人大新闻学院教授刘海龙所著，第一版出版于2013年，经过修订后于2020年推出了第二版。

作者对章节顺序进行了调整，修正了过往秉持的线性历史观，重新提出了“宣传观念1.0”、“宣传观念2.0”和在两者基础上叠代产生的“宣传观念3.0”概念。同时也因应数字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广泛应用，对新技术对宣传观念的影响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例如计算宣传、粉丝民族主义等新的现象。

下文为《宣传》（第二版）的第一章至第四章的精彩段落摘抄。

第一章——第四章


宣传的操作性定义：

宣传是宣传者有意图的操纵象征符号，塑造群体的认知方式和对现实的认知，进而影响其态度和行为的信息传播体制。

宣传与其它传播现象之间，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也不是毫无差异，而是一种光谱式的过度关系。


总体宣传（宣传观念1.0）：

总体战以民族生存为目标，不拘泥于战场的对抗，国家动用一切可能的资源，争取战争的胜利。统治者以整个民族的利益为诉求，将信息传播活动变成战争宣传的一部分，并将这种大规模政治宣传行为合理化。这种思维方式也改变了宣传的模式。宣传由简单的说服性传播，走向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和方式的总体宣传。新闻、广告、教育、学术、娱乐艺术、语言……都被纳入宣传的范围，出现了总体（一体化）宣传。


具体案例：

这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协约国(英美法俄)报道德国用士兵的尸体制造油脂猪饲料和肥料的新闻。这导致了世界舆论对德国的谴责。还有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则新闻描述的行为因与东方价值观相冲突，激怒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促使它们对德宣战。


公众和民意：

传统的社会只存在临时聚焦起来的集群，有了报纸之后，19世纪诞生了新的群体—公众。公众是“纯粹精神上的集体。由分散的个体组成，他们没有身体上的接触，他们的组合完全是精神关系上的组合”。这些分离而分散的个体通过现代化的传播技术—报纸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的最重要的功能就在于它形成了民意。


现代宣传：

杜威忽略了现代宣传正式建立在科学精神之上。现代社会科学以人的思考、决策过程和感情为研究对象，再根据科学社会调查结果，精心制定方案。科学的精神渗透到现代宣传的每一个环节，科学把社会对象化和概念化，抽象出诸如认知、理解、感情、收视率、购买意向等概念，创造出宣传的对象与效果衡量标准。现代宣传早已经不单纯是一门艺术，而像是一种精确的技术。可以说没有科学，便没有现代宣传。


苏联的宣传体制：

在列宁的宣传系统中，有三种主要角色：理论家、宣传员和鼓动员。理论家负责提供正确的理论，在整个苏维埃宣传系统中处于较为特殊的位置，可以相对自由的讨论政治及学术问题。宣传员的角色由知识分子充任，他们不创造理论，但是用理性的方式使人们接受社会主义的理论，并向其他国家的政府、知识分子和民众宣传苏联的制度和建设成就。鼓动员的主要职责是将既定的方针、政策、一般性原理，用简单形象的方式传达给普通民众。

这个宣传体制对国家利益的强调超过了对公民个人表达的权利保护，对统一思想的追求超过对社会的多元与宽容的追求。作为一个整体工程，每一个局部宣传的成败都与宣传的整体效果休戚相关。为了保证整个宣传体系的效率，最理想的解决方案就是将苏联封闭起来，建立起一个自我证明的符号宇宙。为了证明这个符号宇宙的正当性，必须完全否定其他符号宇宙存在的可能性与正当性，营造起一个非友即敌的氛围。


苏联解体的原因：

苏联解体前期恶化的经济状况、尖锐的民族矛盾、臃肿而低效的官僚体制才是其解体的根本原因。由于政权不够民主，这些问题长期被压抑，在突然被披露出来之后引起的民意激烈的爆发。

列宁时代由于国内外的条件紧迫，建立了过分强调效率和纪律的宣传体系，这个以国家有效动员为特征的体制，帮助苏联奇迹般地度过了难关。然而这些临时的措施中也蕴涵着许多不民主的因素，由于没能及时根据外在条件的变化调整宣传体制，在合适的环境下，这些毒瘤逐渐生长成为苏联社会走向专制的工具。一体化宣传体制有效性的前提是各部分的合法性都得到公众承认，当任何一环出现问题，公众就将把罪过归因于整个政权，并对整个宣传体制的所有部分产生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