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巢之下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
相比而言，大者臺灣，小者香港，能撐幾十年，已經是歷史的例外了。只不過後者靠的是中國與英美之間默契的相互配合，前者靠的是中國與美日之間默契的相互不配合。
前幾日@William 兄寫了《香港反對派的明天》，@DrunkenMarxist 兄寫了《關於香港民主運動應該連結大陸這個問題》，兩位在一件事情上有共識——
大陸民主運動成功是香港民主運動成功的必要前提。
我基本同意，而且實際上可能還是充要前提，不過這一點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們知道——
p → q ↔ ¬q → ¬p
上面的共識至少可以有這樣兩個同時valid的解讀：
（1）為了讓香港民主運動成功，必須同時/首先讓大陸民主運動成功
和
（2）因為大陸民主運動成功不可能，所以香港民主運動成功不可能
顯然，前者表達的是“手段-目的”的關係，多為行動派所取；後者則是對事態的分析和預判，多為評論家所取。對這兩件事的不同態度將多少同情民主自由的人劃分成了幾類：
A. 持（1）不持（2）者
屬於“左翼民主派”或者某種程度上的“老民主派”；
B. 持（2）不持（1）者
屬於消極無為、積極跑路或者隔（海/河）岸觀火的，倪匡那樣的“高人”以及移民英美加澳新的市民；
C. 兼持（1）（2）者
屬於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那種。
D. 拒絕（1）（2）者
實際上是要搞一種“特殊地位”，搞“一城建成民主主義”。大部分與建制沒有撕破臉的泛民人士以及本土派其實都算在這一類裡面，只不過具體持論不同。前者的意思實際上是
D1. 雖然大陸民主不可能成功，但是通過對於這一現實表示至少部分尊重，或許能給香港民主留出一線生機。
後者的意思則是
D2. 反正大陸民主不可能成功，要尋求香港民主的成功，只能選擇跟大陸進一步分離，讓香港是否民主與大陸是否民主獨立開來。
A這種認為在可預見的將來大陸能實現民主的，在我看來，基本屬於幻想家；C這種，撇開殺身成仁的情操是否值得頌揚，基本屬於非理性行為。這兩者並不足以具有真正的政治存在感。
97以來到去年為止，親民主派主流走的路子是D1，至於這條路為什麼走不通了則是另一個問題，反正因為各方面的種種原因，最近發現是窮途末路了。由此D2才崛起。既然“左手拿著《憲法》和《基本法》右肩上扛著五星紅旗嘴裡喊五大訴求”這條路需要太強的策略性和自制力以及精準微操，以至於想在一場“連登”式運動中貫徹是完全不切實際的（而且即使真的這麼操作了也萬難達到目的），那麼剩下的選擇就是要麽B，要麽D2。
事情推到後者這一步，扯不扯港英旗、星條旗，口頭上承不承認主權，都已經意思不大了。關鍵問題正像是有識之士比如@楚天白 兄所感喟的那樣，目前的這個結果從越來越多人選擇D2路線的這一天開始就已經不意外了。理由非常簡單——香港本身或許可以“放一放”，但是今天香港可以，明天深圳、廣州、上海又如何？這是動不動要弄到雕欄改色、輿圖換稿的問題，不管風險有多低都是紅線。
順便說一句，這同樣解釋了為什麼罵戰必須愈演愈烈而且必須要朝著經濟問題、住房問題、“廢青”問題、教育問題、美國問題、李嘉誠問題的方向一去不復返。這一切不論帶來多少遺憾，都比討論民主和司法獨立安全得多，反正遺憾不是發生在決策者們身上。真正的困境不是左邊右邊都有路，而是左邊右邊都沒有路。
本來中國和英美之間的平衡就是脆弱的，僅僅適用於冷戰結束到“逆全球化”興起之間的一個歷史窗口。實際上我確實認為全球化問題是香港問題（可能還有臺灣問題）的“大氣候”，但是並不認為主要因素是所謂推行全球化帶來的貧富分化問題。主要問題是全球化的經濟紅利已經被吃得差不多了以後怎麼辦。中國本身趁著全球化東風就可以不斷把餅做大解決所有內部問題的日子過去了。中國和發達國家之間建立在全球經濟增長之上的蜜月期也過去了。這兩個因素共同封死了所有的路。當然理論上如果各方都能繼續從香港這個口袋裡繼續源源不斷地掏出足夠多的錢來，事態會在發展到一定現今程度之後暫時停止惡化。但是這件事且不說是否道德，是否可能尚未可知。此事@DrunkenMarxist 的另一篇文章《中國/英國/香港/自治領/白手套/人格分裂》有写。
說情誼、表決心、搞意識形態，都是容易的。可能真的相信這些然後付諸實踐不到深圳河心不死比較難，但是並不一定值得推崇。實際上，批評“非理性”反而是最廉價的一種立場。不過要注意這件事：古今中外所有的統治技術都是為了讓合作被統治者成為最好的選擇，而對於掌握暴力機器者來說，沒有什麼比增加反對的風險更便宜的方式，尤其是進一步提升報償會撞到budget constraint的時候。而所有對抗的技術都是為了彌補乃至反覆這一劣勢，而對於手中不掌握資源的人來說，“畫大餅”基本上是唯一能支付得起的選項。
實際上所有最終能成功或者接近成功的運動，在一開始都是靠一批又一批非理性的人“衝塔”當炮灰，直到統治機器開始露出破綻，讓大餅的可信度提升到一定水平，然後掌握著民間資源的基本理性的行為者跟進投入。當然，中國體制幾千年來的特徵就是，要麼全面崩潰，要麽它總能裱糊回來。作為最庸俗膚淺的那一種哲學的擁躉，我一貫以為payoff function才是真正重要的問題。在大多數有資格參與的人都能有理由相信支持民主比較“有利可圖”之前，其他的都不改變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