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的一月，新年的起始，一波又一波的寒流，考驗的不只是每日暴增的死亡人數（台灣因氣溫猝死的人數遠多於COVID-19的死亡人數），也挑起了爭議許久的「學生制服」議題。今天的報導顯示，絕大多數的學校仍存在著不合理的、服裝儀容的懲罰與規範：

臺灣青年民主協會公布「高中以下禦寒衣物外穿調查」調查數據，發現有高達84%學校完全禁止或部分禁止毛帽、圍巾，亦有採取事前申請制。調查結果同時顯示，有部分學校仍發生學生因穿著禦寒衣物不符校方訂定之校規，而被予以體罰或愛校服務等違法情事，甚至傳出有教官於升旗典禮直言「要遵守教育部的規定就去教育部上課」。〈學生加穿禦寒衣物遭罰？大法官如何打破校園「特別權力關係」〉

一系列的報導暴露出台灣校園仍維持著軍國主義時期、服從至上的校園治理方針，與台灣不斷呼喊「自由民主、多元包容」的形象，背道而馳。

對於三十歲以上的台灣人而言，這是一道深沉且揮之不去的陰影；對於不在台灣成長的朋友，這個經驗可能很難理解。天冷穿衣，維持健康，不是理所當然的嗎？為什麼會引起對學校制度、對威權記憶這麼激烈的反應？這兩天我在各位馬特市民的留言區寫了不少說明文字，想了很久，決定整理在這裡。

大道理我就不說了，以下都是我個人的體會和認知，要戰政治的朋友，可以離開這個頁面。

小學的操兵練習與競賽

我讀過兩間小學，一間在天龍國的天龍區，一間在與桃園交界的偏鄉。

天龍小學沒什麼奇怪的地方，校長很重視學生的才藝發展，每個學期的課外活動、校際競賽多如牛毛。讓我比較痛苦的是早上七點五十分要朝會，全校每個班級都要整隊、集合到操場朝會、升旗，聽口令做體操、打國術，練習校運會的大會操（類似北韓的阿里郎吧），也要在各種國家節慶場合派學生代表去表演。這些操演、師長訓話結束後，才開始上課。

常常有學生在朝會時不堪曝曬而暈倒。我自己也在操練的過程中（口令：起步、跑！）因為人數眾多、有人跑錯方向而被撞飛，在粗糙的操場地面上滑行，也差點被踩傷。手肘與膝蓋血流如注，也只有送保健室簡單包紮。結果關節處的創口演變成糜爛的膿瘡，六年後才去大醫院施打類固醇，連續施打多次針劑後，膿瘡好了，四周的肌肉也沒了，患處剩下皮包骨。

當時的社會氣氛是：「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從來只有個人配合制度，無法配合的就是個人有瑕疵，被制度淘汰理所當然。沒有不合理的制度，只有不夠優秀的個人。

小六轉學，我才真正見識到什麼是軍國主義的威權教育。

聽到上課鐘聲要立正，糾察隊會立刻出動，將「動」的同學記下學號姓名，送訓導處懲治。這個規定立意良善，避免學生為了趕回教室而奔跑跌倒，所以規定聽到鐘聲要立刻原地立正，但，不能晃動分毫。執行的方式很凶惡，糾察隊就像訓練有素的軍警，擁有喝斥、辱罵同學的權力。（想像一下你身邊的同學瞬間變成武警）

至於寒冷造成的禦寒問題，小學倒是沒有太嚴格的規範，大家很習慣在制服內穿著一層層的衛生衣、在制服襯衫外加一件套頭毛衣，手套和圍巾也是被允許的。不過，無法抵禦寒冷的人，凍到口唇發白臉色發青或發紫，都是常態，如果跟師長反映，會被師長嘲笑「怎麼這麼弱」，額外加強體罰，交互蹲跳、跑操場、起立蹲下，是家常便飯。這種體罰也是立意良善，目的在強健國民體魄，所以，在當時也沒什麼好討論的。你說有沒有人因為無法負荷體罰而死亡？到處都有啊，新聞不會報，家長也只會覺得是自己的孩子體弱。現在無法負荷體能訓練，未來如何當兵兩三年？在軍中因訓練而死亡的更多呢。

台灣的學生，在那個年代就是預備軍人。護理課、健康教育，都會不斷反覆提醒，要做足準備上戰場、救治傷兵。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軍隊出操基本動作比賽。

下課時間曾看到其他班級在操場，四個一排，雙臂向後扭轉，如同串燒一樣在腋下夾著掃把、天窗長柄抹布的竹竿，練習「起步走」「一二一二三～四」「向右轉」「向左轉」「立定」，只有「稍息」和「立正」可以放下來。

現在回想真是變態。

更變態的是，那場比賽我們班拿冠軍，還沾沾自喜「不用掃把我們也能操演得像專業軍人一樣好」。

好吧，現在如果要全民皆兵，要上校閱場，我也還是能操演得很好。但，現在的戰爭形式還是這個模式嗎？

學生的服裝儀容，就是校譽

上了國中之後，開始與嚴格的髮禁與服裝儀容禁令共存。學校規定女生頭髮長度為耳下一公分，不得剪短、打薄（削出層次）、染髮燙髮，前髮必須用黑色髮夾夾起、露出額頭。後腦勺的西瓜皮剃青，每個月在朝會時檢查一次，不通過就要複檢，複檢再不通過就要記過，三大過三小過就要退學。有自然捲、髮色淡的同學就很慘，每天上學，都會被訓導處、看不過眼的師長刁難。

襯衫是一定要紮進褲頭的，扣子扣到最頂，腰帶一定要繫，還會被要求解腰帶檢查腰帶扣，要維持內外晶亮，因為軍中就是這樣要求的。

夏季還好，冬季簡直地獄。制服襯衫和長褲是卡其布，體育服是尼龍材質，都與吸汗透氣沾不上邊。台地的地勢高，又空曠，冬季溼冷，長期濃霧蔽天，有時甚至伸手不見五指。那個時代的教室沒有空調，一年四季窗門洞開。冬天上課時，霧會飄進來，遮蔽黑板。溼冷的冷是鑽心入髓的，沒有任何可以取暖的東西，學校也不供應熱開水。

制服外不能穿戴任何保暖衣物，所以國中的三年冬天，我的手、腳指關節，都是凍傷，又紅又癢又腫，寫考卷時甚至僵得握不住筆。每天都坐在教室中，止不住的發抖。同學們互相問候：「你的嘴唇好白。」「你的臉都紫了。」「你的印堂是青的。」

與此相反，衛生衣和背心都只能穿在制服內，當時也大概都是尼龍材質，很悶，所以腋下濕疹，反覆糜爛。上完體育課特別痛苦，內衣汗濕，濕疹刺癢難耐，冷風襲來，吹在流過汗的、裸露的脖子上，比不動更難受，而且內衣臭得不得了。

學生沒有人權，不能抱怨這類「規範」，也不曉得要抱怨。校方反覆重申「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服裝儀容代表校譽，在個體不得有任何主張的時代，我在心中反覆唱著「榮譽在我心裡我就不怕風浪」，而且完全內化了這些規制，看見行動鬆散、服儀不端正的人，心中都會咒罵「死老百姓」。

朝會時要檢查的還有書包、抽屜，學生列隊站在教室外，訓導處的師長會進入教室，一個個書包翻開檢查，看看是否有攜帶違禁品，包括不良刊物（課外讀物）。

如果像電影《返校》中那樣的讀書會，根本藏不了書，教務處隨時會抽查課本和作業簿。而我讀國中的時候，台灣剛解嚴不久，四年。除了報紙的張數變多，可以偷偷租漫畫和小說，電視出現所謂的「第四臺」，瘋狂熱播《東京愛情故事》，社會氣氛並沒有太大改變。

至於服裝儀容總是不合格的同學，一律標籤為太保、太妹、耍流氓。在一個年級只有一個升學班的制度下，十分之九的學生都是被教育體制放棄的；而所謂的升學班，也只是填鴨教育下被迫追逐分數、不准思考的犧牲者。

學生沒有人權

1995年，我升上高中，那間學校是新學校，成立才三年，唯一的教育目標就是升學率，升學率，就是校譽。考試以外的所有活動，在這間學校都被視為邪魔歪道。

學生在台灣的教育體制裡，長期以來是一種「非人」的存在。我的中學校長甚至在朝會（每天早上七點半，全校固定30分鐘的軍事訓話）上宣布：學生沒有人權，不要想組織學生會。

「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這句話在校園中反覆迴盪。校服的「不合身」「不保暖」與「過熱」都是「磨練」，沒有與校方討論的空間，只能服從。服從之外，就是違規。

我們是廢除軍訓服的第一屆，我也沒唱到軍歌比賽、打到靶。但沒差，我從小學三年級起，一路都是合唱團，軍歌一點也沒少唱，還多唱了很多愛國歌曲和戰爭歌曲。

學校有三個教官，是軍方編制、派駐各校的軍人。教官控管的不只是制服，還有軍訓、軍歌比賽、操演、思想、操行（品德）等內容。因為學生就是儲備的軍人，需效忠國家、效忠民族、效忠學校，所有行為都是以「為學校增光」為前提。隨著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廢止，這些控管逐漸放寬，教官負責監控的內容，主要是服裝儀容與操行。

高中的髮禁是不能超過肩線，這一點很好，我再也不用每個月去找理髮師剃西瓜皮。但學校規定向校方購買的制服，材質與版型爛到掉渣，完全配合中華民國義務教育「訓練勞工供國家奴役」的宗旨，夏天是藍衣灰窄裙，配白襪白皮鞋；冬天是藍衣灰長褲，配白襪黑皮鞋。這身裝束與學校旁邊工廠區的工人一模一樣，點題點得妙絕。而所謂的皮鞋，根本是塑膠，穿著走路不但造成我的腳滑囊炎反覆發作，鞋子還很快開裂。

學校不得不開放學生穿自己購買的鞋子，但還是要依照夏白冬黑的規矩。我那時已忍受不了學校合作廠商銷售的爛制服，在母親的陪同下去西門町訂做制服，顏色是對的，但版型完全亂來，窄裙作成了八片傘裙，直筒褲做成了寬褲，所以盤腿坐下時特別方便，不會爆線。這是一個誤會，我以為訂做制服的店家知道我們學校的版式，結果原來是店家唬爛。穿著這身制服，每次進校門，都被校官盯：「妳的制服！」

為了避開人群，學校規定七點半到校，我六點二十進校門，教官已站在門口。都不曉得為什麼教官這麼盡責。不過他們盯歸盯，三年下來對我也只是口頭提醒，沒有把我抓去記過。這種「鬆動」大概也是因為動員戡亂時期廢止，教官負責的「軍事化管理」失去了法源依據，但教官依然存在。我也沒搞什麼花巧，那套版型很有創意的制服就這樣穿了三年，而且我穿得很好，扣子一定扣到頂，上衣妥妥紮進裙子或褲頭，腰帶保養得晶亮，連大部分同學都不願戴的領帶，我都打得端正又漂亮，一整天都不拆下來。教官光是抓不繫領帶、不紮上衣、體育外套與制服亂搭的同學，就夠疲於奔命了。

如果想了解90年代末的台灣中學生是什麼樣的，《九降風》是個好選擇（但他們制服都亂穿，這種穿法是違規的）：

制服能讓學生專心唸書、縮短貧富差距，這些也是理由，但與「方便當權者管理」、「不可挑戰威權」的思想教育相較，我反而覺得只是衍生的好處，不是學生制服存在的初衷。畢竟，制服最初出現時，沒有幾個學生要升學，而貧家與富家，也不太會就讀同一所學校。

《返校》反映的台灣社會很寫實，它恐怖的地方就是：那是我們真實經歷過的生活。

而這種軍國主義教育的思維，在1990年代的台灣，是普遍的共識。現在雖然已經過了30年，餘毒依然存在，畢竟在這種洗腦教育下成長的我們，現在也才40歲，正是社會中堅。

少年時一方面對此感到憤怒，另一方面多多少少也會將社會自小灌輸給我們的觀念內化。我常陷入「規定就是這樣那就這樣」與「不想遵守」的兩難，而不是去主動挑戰規定、爭取更多。事實上，現在很多事情只要力爭，是有鬆動的空間的，但我太習慣服從了，也很厭惡服從的自己。這樣的服從等於放任不公不義的「規定」繼續運作，明明知道，但「服從」已經內化成我的慣性，要很長時間之後才會醒悟過來：「啊，現在是可以爭取和討論的時代了。」但等我反應過來時，時間點已經過去。

教育，在我成長的那個時代，真的沒什麼資格叫做教育，端賴不放棄理念、不放棄孩子的老師們在苦苦堅持。而這種堅持，是要冒生命危險的，因為「個體的多元」在那個時代是一種禁忌，而這種禁忌雖然目前已淡化，仍延續至今。學校的制服是其一，公司企業、學術機構的「家奴」文化是其二。

個人的意志、思想、生涯選擇權的自由，在世界上其他地區也許是社會運作的基礎，台灣卻是近年來才比較鬆動。在我看來，也只是「鬆動」而已，只是嘴巴上進步（「多元適性」是口號），實際上過去累積下來的僵固仍深厚得不得了，隨時可以打回原形，讓教育變回30年前的洗腦工程與填鴨機器，因為我們這批大人都是這樣長大的，而且還佔了這個社會的絕大多數人口。自由，我們可能不太熟，但威權控管和抹除個體差異，進行不人道監察、威嚇、用制度掐死不服從的個體，我們非常熟悉，各種手段都非常熟悉。

只是不願意想起來，以為自己忘記了。

最後，再放一次《返校》的預告片，而真實的台灣教育現場，比電影中恐怖得多了。不需要比較誰的歷史記憶比較慘，我們要努力的是，別讓這樣的時代捲土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