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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泥瓦匠赵师傅

今年，能够和亲戚在大年三十的电视机前吐槽了无生气的春晚节目的人，已经是很幸运的了。一场疫情，令在外辛苦了一年的农民工难以轻松返乡，不少人的春节仍然是在岗位上度过的。然而更加困苦的，是在严寒下奔波讨薪的农民工，他们或是夹在项目投资方和包工头之间被踢皮球；或是因长期拖欠工资久拖未决，哪怕经过了判决也无法执行，被老赖拖欠。由此更引发了多起极端事件。

网络图片，春节前夕下跪讨薪的农民工

年年欠薪、年年讨薪：被逼上绝路

2021年2月9日上午10时许，湖南省辰溪县谭家场乡道光屯村发生一起重大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何汉良持械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作案后何汉良畏罪潜逃。2月10日下午3时50分，辰溪公安将犯罪嫌疑人何汉良抓获。据知情人士透露，案发当日，水泥工何汉良跑到包工头家里讨要一万元钱的工钱无果的情况下，与包工头发生争执，一怒之下，持械制造了这起2死2伤的血案。

紧接着就在大年三十除夕夜当天，山东平邑县一个村民林某某将另一个村民一家6口，全部灭门。随后，案犯自杀身亡，这起血案的原因，同样是欠钱不还。据“平邑公安”2月11日通报称，2月11日上午8时许，平邑县平邑街道同太村发生一起重大刑事案件。该村村民林某某家中5人当场死亡，1人受重伤送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经市县两级公安机关侦查，确认犯罪嫌疑人系45岁的刘某某，刘某某已于当日自杀身亡。

年前的这些重大惨剧着实令社会震惊，而其中的共通点却仍然是年年讲却年年发生的欠薪、欠款问题。中国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问题从90年代初日益普遍，讨薪难一直都是严重的社会问题，然而求助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往往遇到困境，便使得大量农民工在讨薪过程中出现“以死相逼”的状况。

同样是年前，2月5日湖北一名画工自拍视频称，他为湖南郴州龙女寺做彩画，要回家过年，却要不到工钱。「现在他打死就说没钱，找政府丶劳动局丶宗教局丶街道办都找了，市里面都找了，跑遍了，现在是没人管这个事。我不知该怎麽办了，心里很心酸，我现在有点想不开，我打算轻生算了，我感觉这个世界很不公。」之后便传来该男子喝药自杀的消息，所幸人被救了回来。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2014年一位欠薪的县长大人的冷血言论：当时，有农民工因为云南省巧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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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诉诸公权力最实际的问题则在于程序复杂和成本高昂。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为“一调一裁两审”制，即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未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处理的案件，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根据现在的仲裁效率，一般的仲裁案件审理期为60天，复杂的仲裁案件审理期是90天，并需交纳一定的仲裁费。显然，对于个体工人来说，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增大了工人的维权成本和机会成本。等到诉讼到法院，维权者还要再考虑其中的法院费用和律师收费等等问题。

最后的问题是，哪怕已经付出巨大成本，走完各种法律程序，但是正义仍然迟迟得不到彰显。地方政府、劳动仲裁和法院的执行力度往往不足，警方处理农民工讨薪都是用“现打不饶”的强力手段，到了背景深厚的资方，由于地方政府往往有着资本依附的惰性，对于劳动争议的执法，往往过于软弱和迁就资方。

我们要明白的是，数十年来大量的农民工权益受侵犯情况仍然严重。农民工的发声渠道窄小、维权成本高昂，往往以死相逼才能短暂的获得大众和公权力的关注，而这些举动更面临着公权力的及时打压。其背后的根本原因仍然是深刻的社会不公，哪怕这些激烈的行为也不能给他们带来些许的公正。于是，公权力应当在此问题之下破除懒政心态，在施政上兼顾公平和效率，进一步完善法律、司法系统对农民工的保障力度，才能切实减少惨剧的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