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曾：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回忆（三篇）
中学印象之四：
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
李庆曾
(一)
在初中升高中时，我考上了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
北京六十五中坐落在市中心。
背靠皇城故宫，面对皇城根遗址公园。
北有北大红楼，南有东长安街。
可谓是四通八达，交通便利。
六十五中的前身是创建于1864年的私立育英中学。
在1955年其高中部独立设校，成为北京市第一所纯高中学校。
自1962年开始，这个学校一直是北京市的重点学校，也是中国教育学会在北京的唯一一所实验学校。
据学校老师介绍，其主校舍是一栋由苏联专家设计后建造起来的楼房。
楼房显得厚重大气，楼内的配置也是是一流的。
教室内全部是一、二米长的苏式双人连体的纯实木桌椅，敦敦实实得非常着实。
与北京市的其他一些学校相比，这所学校的全部设施的配置堪称一流。
据说，这所学校原来还有一个标准的足球场。
后来由中宣部牵头创办了一所九年一贯制的景山学校，而我们学校离位于沙滩后街的老中宣部大院最近，于是把我们学校大操场的一部分割让给景山学校作为他们校舍的一部分。
结果，人家是鸟枪换炮，而我们的足球场却变成了篮球场。
在六十五中，男女合校又合班。
学校的高一、高二、高三各6个班，高一在1楼，高二在2楼，高三在3楼。
顶楼是体操室和图书馆，所有设施一应俱全。
从一楼升到三楼，然后再进入大学，我的想法顺理成章。
美好的前程在向我招手。
(二)
一般学校都是9月1日开学，开学前需要提前报到。
报到那天，班主任郑老师首先做了自我介绍，然后按照花名册点名。
那天的日程安排得并不满，大概半天左右的时间就放学了。
放学前，郑老师根据她手里的名单，点了几个人的名字，说留下来做值日。
老师并没有点我的名字，但我自觉留了下来，和其他几位同学一起把教室打扫干净。
值日做完后，老师和我们几个同学坐在一起，按照她手里的名单，一个个把留下来的同学再认识一遍。
由于老师留下来的同学的名单上没有我，所以郑老师最后问我，你叫什么呀？
于是，我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老师用笔把我的名字记在名单上，并对我笑了笑，问: “没点你的名字，你怎么留了下来？”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只是说，我回家早了也没事。
正式开学那天，班主任郑老师宣布了临时的团支部委员和班委会委员的名单。
让这些人暂时行使职责，说一个月后大家熟悉了，再经选举正式产生。
在她宣布的名单中有我的名字，我被临时指定为班里的学习委员。
我在初中的时候并没有当班委的经历，老师为什么会指定我去做班委呢？
我当时意识到，在报道那一天我主动留下来打扫卫生，或许给老师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我入学考试的成绩在班里是出类拔萃的，不然为什么会指定我去做学习委员呢？
一个月后经全班同学选举，我正式成为班里的学习委员。
班委会由5人组成，我只记得班长是孟广瑜，学习委员是我，生活委员是林永全。
我们的班主任是位40岁左右的女老师，名叫郑红娘。
她好像是个干部家属，随她的丈夫从南方调到北京，暂时在我们学校落脚，做我们高一六班的班主任，但也就大半年的时间她又调走了。
记得郑老师是老党员，为人亲切慈祥。
由于当时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属于团组织的重点发展和培养对象。
而且，我在班里的表现深得郑老师的赏识，所以上高一没多久我就入了团。
当时入团在家庭出身问题上的大政策是有成分论，但又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现。
我的入团并没有因为我父亲曾经参加国民党这一历史问题而受到影响。
我的两位入团介绍人分别是团支部的组织委员文民生和另一位团员段晓临。
(三)
文民生是我上高中的第一个同桌。
报道那天，我们碰巧坐在一起。
他穿着榨蚕丝旧军装，一看就知道是个军人子弟。
我们相互点头打招呼，然后又聊了几句。
他待人温和，总是面带笑容，给我一种平易近人的印象。
那天放学前，老师按照名单点名留下几位同学做值日，其中就有他。
我主动留下来，可能是受了他的影响。
大概是开学两三个月后，全班按照个子的高矮，统一调整了座位。
我被安排和一个女生陈桂琴坐在一起。
段晓临家住亮果厂的一个独门小院儿。
上高中后我开始骑车上下学，他正好和我同路，所以我跟他比较熟悉。
一次放学一起骑车路过他家，他请我去他家坐坐。
刚闲谈了一会儿，不知他从什么地方拿出了一把带着皮套的手枪给我看。
这把手枪，从表面看来，不如我小时候，卢汉的司机高叔叔曾向我展示的“武器”那么小巧精致。
他的这支手枪要比高叔叔的那只大，也显得比较旧。
但毕竟是我平生第一次拿到手里的一支真枪，所以记忆颇深。
回想起刚开学时，教政治的孙治中老师刚一上课就问大家，哪位同学叫段晓临？
段晓临站起来说，我是。
老师问他，你爸爸在中办第几组工作等等的一些话，听起来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
但是从孙老师在课堂上说的这些不着边际的话里透出的信息是，段晓临他爹的来头不小。
段晓临在初中就入了团，但是在我们班既不是团支委也不是班委。
像他这样的在初中时就入了团的干部子弟，没有当班干部的还有好几个，包括梁新生，王林，郭奉斌等等。
(四)
高中与初中、小学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小学是就近入学，一条胡同里的同班同学就会有好几个。
初中入学尽管需要经过考试，但我上的初中是普通学校，在录取时也大多是学校附近的学生，大家基本上是步行上学。
而高中就不同了，由于它位于北京市的中心区域，而且是北京市实验重点学校。
再加上它一流的学习环境和设施，致使很多学生慕名而来。
骑车或乘车上下学在这所学校非常普遍。
我开学时的同桌文民生家住很远，他是从八一中学报考来的。
另一个不同就是干部子弟多。
小学和中学的学生都住学校附近，多来自于附近胡同中的居民家庭。
而高中时，我们这个班的干部子弟，大概能占到1/4。
给我最明显的感觉是，干部家庭出身的子弟特别关心国家大事，所谈论的往往是与政治有关的话题。
记得开学不久，班里同学所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 在被敌人抓到之后，为了防止情报的泄露，把自己的舌头咬下来，应该怎么评价。
班里有的支持，有的反对。
有的说这显示了对革命的忠诚，有人说这是一种懦夫的表现。
支持者说这是一种为了革命利益所做出的个人牺牲。
反对者则说这是一种革命意志不坚定的软弱的表现。
理由是，如果革命意志坚定，你不招供就是了，干嘛非要去咬舌头呢？
这两大派中，又可以细分出许多不同的观点，经常是你争我吵，互不相让。
入学后不到一年，文化革命就开始了。
2020-10-23
编辑于 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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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曾：忆好友林永全和王阿平
中学印象之七
忆好友林永全和王阿平
李庆曾
(一)
我在1965年考入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
那时在班里和我要好的多是些干部子弟。
包括我的两个入团介绍人文明生和段晓临，以及张胜利等。
文革初期，血统论盛行，班里的同学自然而然地被分为三、六、九等。
干部子弟和有头脸的工农子弟为上等；普通的工农子弟和职员出身的为中等；出身不好的，家长有各种各样的历史问题的都在下等。
这样，原来班里同学之间的关系也在重组之中。
在文革期间，和我最要好的同学有两个：一个是林永全，另一个是王阿平。
林永全的父亲做过国民党军官，王阿平的出身是地主。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时我们走到一起成为朋友也很自然。
王阿平性格随和，为人圆滑，从不与人争辩，但对朋友非常仗义。
与王阿平不同，林永全的性格倔强，什么事儿都直来直去，但也是仗义之人。
文革开始没几个月，全国红卫兵的大串联就开始了。
由于我们都不是红卫兵，所以没有资格参与串联。
林永全的哥哥林永恩也在我们学校高三就读。
此人多才多艺，特别是在电器方面，很有才能。
学校每次开大会，扩音设备的调试和安装，都由他来完成。
所以，他在学校也算一个知名人物。
林永全通过他哥哥的关系，在学校红卫兵那里拿到了出去串联的介绍信。
他私下拉我和王阿平同行。
有机会出去参加串联，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事情。
于是我们一拍即合。
当时，北京站外面已是人满为患。
进站口实行了管控，不允许进站。
于是我们沿着北京站的院墙，向东走了好远。
当我们进入到北京站的宿舍区后，发现了一堵能够进入站内的矮墙。
我们三人就是从这堵墙翻过去进入北京站的。
进到站里后，我们发现有一辆列车停在铁轨上。
车上既没有司机，也没有乘务员。
当时，这列火车的车门是关着的，但车厢内已经有些串联的学生，我们也学着他们从窗户爬了进去。
问其他人，车是开到哪儿的？什么时候开？大家都说不知道。
我们事先也没有确定任何串联的目的地，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进了车厢。
由于北京站入口实行了管控，站内的人并不太多，我们占到了一个三人的座位。
等了大约有大半天的时间，这辆车缓缓启动驶进了站台。
这时我们才知道，这是一趟开往武汉的直快列车。当时的火车分为三种，无论车站大小，站站停的叫慢车。
小站不停，只停大站的叫直快列车。
只在那些特大站才停的叫特快列车。
我们乘坐的这列火车属于直快列车，沿途要停十几个车站。
随着列车的前行，车内的人越来越多。
走到半路，这列火车已经拥挤不堪了。
开始，我们三人的座位挤坐了四人。
车厢通道也挤满了人。
后来，有人用脚踩在我们的座椅上，坐在我们的椅背上。
座位底下也有人钻了进去，连行李架上也有人或躺或坐。
由于过道挤得满满的，上趟厕所、打点儿水，都成为巨大的工程。
有一个场景我至今不忘。
半夜醒来，看到对面坐着的一个学生低头睡得正香。
他滴下的口水正好落在坐在地板上另一个同学的脸上，而当时二人都浑然不知。
(二)
到武汉后，车站设的红卫兵接待站分配我们住在一所中学。
床铺是课桌搭起来的，铺上褥子也挺舒服的。
学校的食堂为我们这些串联来的红卫兵提供免费的三餐。
吃、住、乘坐公共交通都不用花钱，这在那个票证经济的年代真是难得。
至今我还记得在那所学校吃的第一顿午餐。
主食是米饭，而菜是一种绿色的块茎植物。
这种蔬菜类似于我们在北方吃过的芥兰，但那个头儿比芥兰要粗壮许多。
切成大块后也能看出，这种蔬菜的个头儿有点像较大的土豆或榨菜。
但吃进嘴里并不是榨菜那种脆脆的感觉，而是面面的。
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那到底是什么东东？反正不难吃。
那时，我们都是十几岁的孩子，还不太懂得游山玩水。
在武汉呆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多是在路上奔波，去各个大学去看大字报，而且边看边抄。
但是读了些什么，看了些什么，早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当时的孩子就是那么傻，不去玩玩转转，非要去大学看什么大字报呀。
但这后悔来得也忒迟了点儿吧。
可见那时的孩子有多单纯。
到武汉后，我们想继续南下到广州。
但是在9月23日中央下了停止串联的通知。
于是，我们就取消了继续南行的打算。
当时我们合计，既然出来了，京广、京沪这两条贯穿南北的主干线，就应该都走一遭。
于是我们决定先到上海，然后从上海再回北京。
带回北京的是文革串联的特产，满身的虱子。
是妈妈把我带回来的所有的衣物，都在大铁锅里煮了一遍。
而后，好像并没有发现，我给家里带来了任何串联的“副产品”。
串联回来后，我们发现学校的形势已经大变。
原来的、以血统论为主要标志的、老红卫兵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取而代之的是造反派红卫兵组织。
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分为两大派别。
“四三派”的红卫兵组织是“六十五中井冈山”。
“四四派”的红卫兵组织是“六十五中公社”。
我们三个人都加入了六十五中公社。
并且也成立了自己的战斗队。
我们的战斗队是林永全起的名字，叫做“干到底战斗队”。
我们把学校楼后的木匠房作为我们的大本营。
白天，我们在那里写大字报，议论学校的事情。
晚上，我们三个人经常挤在一张用木板搭起来的床上。
在离校前那两、三年，我们几乎是形影不离。
在北京的许多地方，也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1969年初，我们这批68届的高中毕业生开始分配了。
最开始走的是七、八个同学当了兵，其中大多是干部子弟。
第二批同学去的是北京市第一机床厂。
那可是个在北京响当当的国营大厂，到那儿去工作的同学个个根红苗正。
第三批同学去的是造纸厂和烟灰制品厂。
我们三个家庭成分太高，分到工厂、留在北京，我们连想都不敢想。
在这年的3月份，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来招人了。
我们三人都报了名，但只批了我一个。
之所以批准我去内蒙兵团，可能和我自己的争取有关。
当时我找到兵团来招人的负责人，对他们说，我大哥以前就在部队，我二哥所在的单位原来是中科院电子所，现在也划归为部队了，叫做京字122部队。所以我去兵团理所应当。
我去内蒙兵团后，云南兵团来招人了。
林永全和王阿平一起去了云南兵团。
由于我们天各一方，慢慢就失去了联系。
(三)
我在1989年去澳大利亚的阿德里德大学从事研究工作。
二十年后，我才再次回到北京定居。
高中时的同桌陈桂琴始终在打听我的下落。
一次，她去参加我们北京第六十五中的一次校友活动中，偶然从我在兵团时的战友张增强那里，打听到了我的联系方式。
在陈桂琴的帮助下，我和高中时的许多同学又恢复了联系。
后来，我参加过几次我们高中同学的聚会。
在这些聚会上，我见到的同学已经超过了我们全班同学的半数以上。
但我始终没有见到过林永全和王阿平。
我几次向老同学们打听他们二人的下落。
班里的同学只知道，自他们二人一起去了云南兵团后，再没有与班里的其他同学联系了。
一次，陈桂琴告诉我，班里的梁新生同学也许能打听到王阿平同学的下落。
于是，我就托梁新生打听一下王阿平的情况。
据梁新生反馈回来的消息，王阿平在一年多前已经去世。
他生前在梁新生的弟弟所在的单位做司机。
我当时在班里的另一位好友林永全，至今仍旧杳无音讯。
只是从网络上查询到，他的哥哥林永恩已经移民美国。
2020-10-28初稿
2020-11-25定稿
发布于 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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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曾：逍遥篇
中学印象之十：
逍遥篇
李庆曾
（一）
林永全，王阿平和我在“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做了三个月的讲解员。
展会结束后，我们于1967年10月又回到了我们战斗队的大本营——木匠小屋。
当时大规模的武斗已经开始在全国蔓延。
北京大专院校的“天派”与“地派”之间的武斗也层出不穷。
我们三人并非四四派的中坚力量，也不明白这些武斗原因是什么。
于是开始成为逍遥派。
在那期间，我们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
也经常游走于北京的景点和街头。
夏天去什刹海游泳，冬天则去什刹海溜冰。
那段日子我们过得轻松又愉快。
这时，我们的战斗队又多了两员女将。
他们就是和我们同在展会上做讲解员的、高一4班的徐莉莉和万良环。
看得出来，她们俩的关系非常贴近，是相当要好的姐妹。
徐莉莉口齿伶俐，能言善辩，经常把万良环说得一愣一愣的。
很显然，徐是她们姐妹关系中的主导人物。
万良环会拉小提琴，而且有一副好嗓子。
以前学校的联欢会，总少不了她的独唱。
她性格开朗、说话直爽、为人随和，很容易与人相处。
而徐莉莉则是一个有思想、有性格、带有明显的公主病的女生。
她时而不苟言笑，显得十分稳重端庄；
但时而又嬉笑怒骂，谈笑风生。
这又让人明显地感觉到，这是一个有思想、有内涵、又非常活泼的女生。
很显然，这是一位非常有主见的姑娘。
那时，我们5个人经常聚在一起，谈天说地。
那一阵子我们小小的木匠房，经常会传出高谈阔论和无休止的争论的声音，显得很有生气。
(二)
应当说我和徐莉莉的关系比较微妙。
我们一直互有好感，而表达的方式却是唇枪舌剑。
从小学到中学，我从未与任何一个女生近距离地交往过。
而她们俩是我第一次近距离交往的女生。
记得徐莉莉在冬天总是穿着一双小皮靴子。
当她走到木匠小屋的门口时，总是跺两下脚。
我在屋内听到那清脆的皮鞋的咔咔声，一种莫名的喜悦就会油然而生。
这是不是就是喜欢？我不懂，也不知道。
但每当她拉开门、走进屋内，看到她那双向大家扫视的忽闪忽闪的大眼睛，总是让我感觉非常高兴。
徐莉莉对我个人的评价是优柔寡断。
对我俩关系的评价是针尖儿对麦芒。
优柔寡断是什么意思？我当时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词汇。
记得当时她说我优柔寡断后，我在日记中还写下了这个词。
但是完全是凭记忆写的，好像写成了“优柔断寡”。
后面还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我当时不知道这个词的确切含义。
只能从字面上理解它的大概意思。
认为可能是说我做事总是犹豫、不果断吧。
可我做什么事儿不果断了呢？
她说这句话是否有所指呢？
是否是指在我俩的关系方面，我犹犹豫豫不果断了呢？
可我当时根本没有往这方面想。
反而认为她对我的这个评价是带有贬义的，是对我人格上的侮辱与攻击。
于是，我就经常向她开火，予以反击。
这样，在我俩的关系上，时而一马平川，晴空万里。
但也可能突然因为某句话，一下就大风骤起，雷雨交加了。
这大概就是她所说的针尖对麦芒吧。
万良环是个大胆又热情的姑娘。
冬天我们木匠房尽管生了火炉子，但是还是比较冷。
有时，万良环会握一下徐丽丽的手，问她你冷吗？
如果旁边没有人，万良环会走过来，握下我的手背，同时会问你冷吗？
我以前从来没有和女人有过任何身体上的接触。
每每这样我都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一次，房间里就我俩，她又握住了我的手，而且没有放开。
不知怎么，我一下用双手抓住了她握我的那只手，俯下头去吻了起来。
这是我第一次主动接触女性的身体，浑身颤栗。
但我马上控制住了自己，认为这种冒犯一定会招来严厉的斥责。
可当我抬起头来，看到她投过来的是满足与喜悦的目光。
那以后，我们偶尔会在公园约会。
不久，她突然告诉我，父母支援三线要调到兰州工作，她也一起去。
没几天，她就走了，并没有让我们送行。
走后收到过她的一封信，说一切都好。
我也回了信，但后来就杳无音信了。
不久，徐莉莉告诉我们，万良环到兰州不久就结婚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吃惊。
万的年龄略大于我们，但当时也不过就是20岁。
高中刚刚毕业就结婚了，这在我们的同龄人之中少之又少。
和异性的接触，与其说是初恋，不如说是尝试。
因为那短暂的亲密接触，并没有什么感情的基础，而多半来自于异性的吸引。
（三）
在此之前，我们三个男生中，王阿平和我都没有交过女友。
只有林永全有这方面的经历。
为此，我们经常拿他开心，追问他是怎么追求女生的。
林永全坦白说，就是买好电影票，再把电影票放到那个女生的铅笔盒里。
由于那个女生是干部家庭出身，文革开始后就和林永全说拜拜了。
文革中，这个女生和班里的另一个干部家庭出身的男生交了朋友。
我是在1969年4月3号离开北京去内蒙兵团。
那天，林永全，王阿平和徐莉莉都来到北京站为我送行。
在学校时，我就知道林永全一直在追求徐莉莉。
后来，他们三个都去了云南兵团。
忘了从哪个渠道得知，林永全和徐莉莉在兵团时就结了婚。
后来他们也都回到了北京。
近年来，我曾多方打听林永全的下落，无果。
一年多前，我见到徐莉莉的同班同学齐孝源。
于是，向他打听徐的下落。
齐孝源居然告诉我：“徐莉莉是四四派的，而我是四三派的。我们班聚会时，这两派都是各聚各的。”
啊？都什么年代了？
居然到现在派性还那么足？
我也真是服了。
2020-11-04
发布于 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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