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交网站上,看到某人说奥威尔(《1984》的作者)给军情六处写举报信,首批提交的名单上人数过百。我并没有想去查证这事细节,对我来说,也不至于有房子塌了的感觉。

  伟人也好,名人也好,他们的言行,即使给我们以精神支撑或前进力量,也不足以成为信念的代名词。他们是信息传递者,而非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信息的本身。

  如果喜欢看历史的话,看一下国外艺术家的生平(兴衰成败),就很容易看出,没有谁因为自己的艺术天才而超凡脱俗,过得既幸福又安宁,始终受到保护与尊敬。即使有出众的才能,也不得不依附王族或贵族生活,如被抛弃,立刻就无以为继。哲学家也一样,即使有了深邃、创造性的思想,也不敢轻易倾吐,怕遭杀身之祸。往往在他们对世人口吐真理以后,肉身的一生就结束。有位哲学家当帝王师,活到暮年,还是忍不住说出了自己的政治观点(“理应如何,未来可以选择”),等着他的就是流放至死。

  有权有势的人才掌握生杀大权与富贵,无权势只有才能良知,就如在刀尖上行走,与虎谋皮。你的才能也是一件商品,用来交易买卖,而不是确保你一生都能超脱于普通人的局限。大家都听说过帝王将为他修墓的工匠都杀了的故事。

  那些工匠何尝是没有才能。甚至你越有才能,遭受的惨祸越大。

  然后,你想想,老子说,做人最好象一段呆木头。你的才能自己知道就行,不要随便显露给别人看。

  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创作出佳作,证实你与众不同,你很特别,仅此而已。你还需要继续出佳作,但想要创作,既要有生存生活之保障,还要有灵感。没有人是整天与灵感作伴的,每天,我们都面临诱惑与考验。

  在艺术家传记里,有位画家因为崇拜某个名画家,甚至去博物馆盗画,然后被警察抓了。虽然有人为他求情被释放,但他终生都过得惴惴不安。

  有位音乐家因为被国王冷落,讨债者不绝,去国外投靠喜欢音乐的贵族,也不得意,不久病死。

  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在得奖不久后就忘掉奖品放在哪里,在别人期待他明智地演讲时,却表现出疯颠、失去自制的一面,当一个人得到上天赏赐的才能时,也往往失去正常人的“理性”(应对、适应现实生活的能力)。

  有位名人说,拿到某个巨奖后,他一年都忙于应酬,没时间干活了。我想说,他何不息交绝游。但实际上,他肯定是舍不得。一方面,名人也有跟人交流的正常需要,另一方面,他肯定也从未得到这么多财富、影响力和爱。

  换言之,他也可能象普通人一样,憎恨那些对他“无爱”甚至要伤害他的人。

  某科幻小说里,某人造了个完美机器人,它越来越完美,以致于人们寄望于它“能帮我们抵制诱惑,消除罪孽”。可是,它越是想这么做,越是反过来证明这样做是不可行的。

  几名科研员都指责它欺骗了他们,但它只不过是想安慰他们,说出了他们想听的话,如同喜鹊报喜但夫婿却未归一样,怨妇把它锁进了笼子里。

  它知道了他们心中的秘密(真情实感),让他们恼羞成怒。

  人永远是矛盾的。怎么能期待,我们的偶像,不存在逻辑矛盾,永远没有病态,也不会疯?

  奥威尔写举报信这件事,倒让我想起了作家王尔德。王尔德虽然一副玩世的样子,却相信英国的法律,他认为英国的法庭会给他公平公正的审理(他的信心可能类似于《时间的女儿》所暗示的,当好国王被篡位、杀死,英国人民对新国王显示了不卑不亢的态度),不会仅因为同性恋,就对他下狠手。最后即使他后悔,也无法脱身了。他混淆了理想与现实。

  不管奥威尔是那个把喜鹊关进鸟笼的怨妇,还是另一个王尔德,我也无从得知了。就这样。

  信念归信念,偶像归偶像,还是不要混为一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