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紫妍
本文修改自前世2017年妇女节献词，谨以此文献给广大劳动妇女！

妇女节曾经的面貌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三八国际妇女节——这个历经一个世纪的节日，在当下似乎具有一个比历史上任何时刻都要更加精致的面庞：“女生节”，“女神节”，“女王节”，一级级上升的名词——仿佛让女性站在了百年未有的至高点。欢乐和歌声萦绕着甜蜜的词语四周，华丽的商场和琳琅满目的网店财源广进。请不要误会：我们非常乐见大家的欢乐和喜悦，只是在一片欢歌笑语中，有些事情却隐隐地让人感到不安。哪里出问题了呢？

我们不如先谈谈“三八妇女节”在变成给女员工发礼品日、给女同学送礼品日和天猫购物节之前的面貌。

“劳动妇女节”诞生于上世纪初如火如荼的各国的劳动妇女解放运动，并在百年抗争历史中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在一场场妇女运动中，女人们走上街头，为姐妹同胞争取投票权，抵抗专政制度，反对战争——为政治权利而斗争；反对租金上涨，反对高物价，反对升学就业歧视，要求同工同酬，要求承认家务劳动——为经济权利而斗争；反对厌女文化，抗击性骚扰，要求婚姻自由，要求身体处置权，要求友善的职场环境，要求冠姓权——为社会权利而斗争。

在这些故事中，不乏我们耳熟能详的一系列光辉的女性共产主义革命家的名字：罗莎·卢森堡，克拉拉·蔡特金……今天有一些看似理性客观的男性试图将历史上的革命者奉为“真正的女权主义者”来打压在当下令他们不悦的女性抗争者，却忘记了历史上的革命者在当时正是冒着不亚于今日的污名化甚至人身暴力，参与到女性权利和社会主义的抗争中去。

1922年，国际妇女节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节日正式设立；同年，中国共产党开始庆祝妇女节。1977年，联合国设立了以“妇女权利和世界和平”为口号的国际妇女节。联合国的倡议使妇女节“国际化”，或许在名义上淡化了它的共产主义底色，但是纵观历史，国际劳动妇女节始终与政治诉求和社会抗争相伴——

无产阶级妇女必须极其坚决地参加推翻资本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斗争。必须保证全体妇女享有充分的社会权利，使她们既能在教育和职业活动方面，又能在母性方面发展自由的人类个性，从而使她们与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无产阶级应当团结一致和坚强有力，以便在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革命斗争中，以及在以革命方式进行新制度的建设中，为达到上述目的创造先决的社会条件。
——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提纲草案》 
……他（国际妇女节）的目标在于反抗一切压迫和剥削；反抗资本制度的统治，而力争解放无权利受压迫之妇女，尤其是无权利最受压迫的劳动妇女——女工和农妇。
——1925年3月8日《妇女周报》

九十多年过去了，共和国新一代的妇女们发现，尽管“科技繁荣、文化繁茂、城市繁盛”，她们应得的东西（比如“自由选择的权利”）远没有全数兑现，大的、小的、明显的、隐藏的压迫和歧视潜藏在市场经济改革后的新社会里，她们曾短暂拥有的权利面临着被逐一收回的危险。我们不妨再一次回到历史课本中，借着 “劳动妇女”从古至今的小史，管窥女性同胞的现实境遇。

“劳动妇女”小史

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前的小农经济时代，社会通过宗族内部的繁衍和抚育来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因而诞生与之配套的意识形态，便要求人们以家族的繁荣为目标，繁衍并养育尽可能多的后代（所谓人丁兴旺）。它要求所有人必须尽其所能缔结婚姻、生育子女，并在宗族内部分配生养孩子的几乎全部责任。在宗族内的进一步分工，要求妇女不仅承担妊娠分娩的劳动（是的，这也是一种劳动），还要承担全部家务和养育工作。倘若一个宗族离开了女性，社会劳动力的再生产就必须中断。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旧式父系家庭制度一定要阻挠妇女参与社会化劳动，从而确保妇女在经济上无法独立，在人身附属于男性亲属（父兄夫子），在家庭中处于次要地位。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女性承担了沉重的劳动，却几乎不拥有任何权利。妇女遭受此制度压迫的血泪和苦难，毋需赘言。

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出现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劳动生产过程日益社会化。一方面，妇女第一次拥有了脱离家庭经济独立的机会；另一方面，残酷的资本主义剥削也迫使妇女参与社会生产来维持家庭的生计。从社会生产的角度来说，现代意义的劳动妇女至此出现。

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制度使得妇女有了独立的契机，但是在“工业的”“资本的”新社会，妇女的独立和自由并不完整。因为她们不仅在社会生产中依旧备受男性劳动者的挤压，在社会生产外还要承担着包括生养后代在内的各类家庭劳动。大量加入社会生产的劳动女性，看到了彼此的困境，团结起来一方面争取就业场所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争取家庭范围内的平等。战后妇女运动高涨，其物质基础正是妇女大规模参与社会劳动。

而世界的另一边，共和国在工业化建设的初期，曾喊出了许多激动人心的口号，宣扬“妇女能顶半边天”，妇女们像她们的父兄和丈夫一样，在生产线前挥洒汗水，建设国家。在生产关系中地位的改变，使得劳动妇女得以进行有效的自我赋权行动，妇女们第一次有了底气面对男人。“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你不能随便打老婆”可以作为一个语言武器来反击家庭暴力。

但与此同时，再生产劳动——生育、抚养、教育和家务劳动——一直没有得到足够有效的社会化。尽管单位制度提供了托幼、教育和医疗服务，妇女从生产线回到家里，却仍然面对生养工作和繁重的家务劳动。高积累、低消费的工业化模式，让日子过得无比清苦。

改革春风吹满地，为劳动妇女们吹回了资本主义与家庭内部的双重剥削。与单位集体的衰亡同时发生的，是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和养老产业化。政府恩赐少得可怜的津贴，根本不足以补偿现代家庭抚幼养老的庞大支出。小农经济时代的意识形态碎片，现以“传统文化”之名回归，服务于维护原子家庭的权威。在“传统文化”被榨干之前，没有短期利润可图的社会养育养老的福利制度，注定被抹上“养懒人”和“不负责任”的污名丢在一旁。一方面是“女人要回家”、“女人要事夫”，另一方面是 “天价彩礼”、“拜金女郎”，种种性别议题撕扯不断的背后，是新时代“4-2-1”小家庭不堪重负的症候。

1992年1月27日，邓小平视察珠海江海电子有限公司，在谈到人才和创新问题的同时，出人意料地谈到了家庭问题。他说：欧洲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没有家庭不行，家庭是个好东西。我们还要维持家庭。孔夫子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单元，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他还特别举例说明了家庭的社会功能。他说：都搞集体性质的福利会带来社会问题，比如养老问题，可以让家庭消化。欧洲搞福利社会，由国家、社会承担，现在走不通了。老人多了，人口老化，国家承担不起，社会承担不起，问题就会越来越大。全国有多少老人，都是靠一家一户养活的。
——《党的文献》2010年第6期 

“回归家庭”，一个自由选择？

家庭妇女再次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女性面临的时代问题，不再是犹疑于“干得好”和“嫁得好”哪个更好，而是被要求兼顾职业发展与家庭劳动。她们既要在职场“996ICU”式的劳动条件下与男性竞争，回家后也不能放松，要投入“海淀鸡娃”的密集母职战斗。既然不是每个女性都能成为超人——那么，“回归家庭”又如何？外人当然可以轻飘飘地说，“回归家庭”只不过是新时代的一种“自由选择”。实际上对大多数劳动妇女而言，“回归家庭”绝不是一种自由选择。

“回归家庭”的社会背景是：大多数情况下，背负着家庭包袱在职场前行的女性，付出加倍的努力，也未必能与男性的竞争对手齐头并进。招聘要求中明示或暗示的“仅限男性”，更让许多女性从最开始就失去了参加竞争的机会。“只有比男性竞争者优秀得多的女性，才有机会加入同台竞争”，似乎已经成为就业市场心照不宣的秘密。这正是家庭劳动（包括生育抚养在内）不平等分配的链式反应。但凡遭遇过就业性别歧视的女性，并不需要任何劳动经济学的知识，都能够清楚指出：“要是法律强制男性产假，哪个男性竞争者比得过我？”

在总体经济面临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对此罕有异议，反而很可能乐见如此发展——让妇女回归家庭。过去一年，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的例子，“鼓励生育！”“离婚冷静期！”“阳刚之气！”当然，2019年初，人社部等9部门也曾发布过《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对招聘环节中就业性别歧视的具体表现作出了细化规定，然而这个规定似乎并没有改变大小实习群、就业群、求职宣讲乃至国有企业、公务员招聘中明目张胆的性别歧视。这不禁让人羡慕相关部门在落实修改航空公司和网站地图台湾称呼的效率。

就业市场的歧视、传统文化的惯性（或者说“大男子主义”的有毒傲慢）、社会抚育支持的欠乏和子女的教育军备竞赛让一部分女性不得不“自愿地”回家。与此同时，宏观层面对于妇女的家庭生活的支持亦少有进展。法律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制定了六年，成功得到救济的女性相比实际遭受暴力伤害少之又少。经济层面，社会呼吁多年的“夫妇共休产育假”却难盖“延长产假”“鼓励生育”的嚣叫。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不难理解为什么象征抗争的劳动妇女节会变成了迷醉人心的女生节、女神节和女王节。可是，唯利是图的商家鼓吹出的粉红经济泡泡纵使可以给予女性成为“女神”“女王”“仙女”的一刻美梦，到梦醒时分，她们身上的负担难道能够减轻半分吗？

生来母亲？

让我们再来谈谈近日热议的“代孕”问题吧。有人把“志愿代孕”包装成“不孕家庭的福音”，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志愿代孕”怎么可能只是“志愿帮助”一小部分不孕群体这么简单呢？且不表在中国已经存在的非法代孕产业链，倘若合法化，在“志愿代孕”中以各种名目掺入利益交换恐怕也不难操作。

更何况，在实质上，代孕技术，就是把一部分女性妊娠出产的劳动转移给另一部分女性完成，就好像家庭通过雇佣保姆转移家务和养育的劳动。这项技术解除了前者身为女性的“义务”带来的作为劳动者的劣势，不过代价却是使后者的女性身体像一架机器一样“全力开动”，加深了女性群体内部的分工和阶级分化（甚至是在现有“女性”这个词语所指的群体中，重新规定了“女性”概念与其反面）。对于富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女性来说，她们可以为此解除后顾之忧，更安心地投入社会生产，不过欠发达地区的无产阶级女性却更容易沦为靠出租子宫为生的底层。

在关于代孕的讨论中，许多人能想象到最恐怖的景象，莫过于人贩子们动用肢体暴力把中产阶级五花大绑送到产房。然而，在那些代孕合法化的社会，往往是那些贫困的姐妹“自由选择”接下这份活计，这份“自由”的滋味，我们身边“自由选择”回归家庭的女性恐怕最能理解。印度、东欧的实践，让我们看到了合法代孕的后果。首先，贫困家庭的代母的知情权和谈判权难以在交易中充分保障，对她们的身体造成了更大伤害。由于贫穷，她们不得不接受危险的条件，比如出于赚钱而接受一次代孕多胎。其次，代孕产业的兴起使得贫困年轻女性的受教育权更容易被剥夺，只需要性成熟就可以代孕赚钱，似乎比花时间接受中高等教育划算得多。第三，代孕还增加了父权家庭攫取女性生育价值的方式。在“传宗接代”（娶妻）“换取彩礼”（嫁女）之外，它还可以让女性像机器一样持续生产婴孩“商品”换取经济利益。这合法的、“自由”的噩梦，岂不比人贩子的想象更恐怖？

到头来，就算生育的皮球在女人间踢来踢去，最终作为全体的女性还是势必受到来自社会家庭制度的压迫——她们必须生产抚育下一代的劳动力。

有人说，生是因为“生理适合”，而养是因为“母职天性”。关于后者的批判已经非常充分了：所谓的“母职天性”不过是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产物，正像古代达官贵人的正房妻子从不吝惜把“母职天性”让渡给奶妈和丫鬟，而资本主义时代的“母职天性”也一直随着社会变迁快速、剧烈地改变。但关于前者“生理职能”的讨论，仍值得我们多费一些笔墨。我们不可否认，目前的科技水平下只有女性才能完成妊娠分娩的工作，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有子宫就必须用上它”。

事实上，在人们普遍渴望自我发展的今天，怀孕只有在恰到好处的时刻才是一件值得庆祝的喜事。而终其一生（或半生），大多数女性却都要面对着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恐惧、麻烦和痛苦：从青春期的初潮开始，每月降临的月经与提前备好的月经用品和止疼药；从第一次性生活开始，无时不刻的怀孕恐惧和如影随形的生殖系统疾病；十月的艰辛和十级的痛苦之余，是产后身体的大幅变化与情绪的剧烈震荡；在告别月经以后，女性还要面临更年期一系列的生理心理波动。无论“代孕”和避孕技术怎么发展，这些直接作用于身体的负担，对大多数女性都一视同仁，可是，不同的社会政策却会直接影响到女性在相同生理机制下的反应和抉择。

拿怀孕恐惧来说，社会既可以加强性教育、发放免费节育产品、允许女性独立决定堕胎、资助单身妈妈等，来缓解女性面临的负担和恐惧；也可以通过逢场作戏的性教育、避孕有罪论、禁止或限制堕胎、羞辱意外怀孕的女性、禁止单身妈妈领取生育补贴甚至限制非婚子女相关权利来强化女性所面临的负担和恐惧。前者和后者在“维护家庭”的方面具有截然不同的效果。法学家朱苏力在《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中指出，中国古代的家庭制度的形成，与保障女性生育所需要的经济资源有着密切关系。我们不妨把这句话调转顺序：一个国家“保卫家庭”最有效率的方式，恐怕莫过于在社会层面剥夺单身女性“免于怀孕恐惧”的权利。

向一切压迫和不平等开战——我们的唯一选择

我无意攻击家庭给人提供情感慰藉等等好处的一面，但是它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生育养老的工具，实际上成为了资本主义制度压迫的最小单位。同时我们必须指出，家庭的隐蔽性，居于核心的人身依赖与性别的/代际的家内暴力是不可分割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无产者的一切家庭联系越是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他们的子女越是由于这种发展而被变成单纯的商品和劳动工具，资产阶级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的亲密关系的空话就越是令人作呕。”同样的道理，泉镜花先生亦在1895年所著散文《爱与婚姻》中点明：与其说我们向新郎新妇贺喜，不如说我们是在向他们为了社会做出的牺牲表达谢意。 

诚然，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并没有深入探讨家庭与社会对男性的种种压迫，它们尽管显然无法抵消在社会方方面面男性所享有的特权（这种特权首先是，波伏娃所说，存在主义意义上的特权），却足以警醒男性：女权主义运动绝不是男性身上的枷锁，唯有通过它，才能获得全面的自由。妇女解放运动从不满足于斗倒个别的男人，她们要斗倒的是不公平的制度。只有在一个每一个女性的发展权利受到尊重的社会中，每一个人的自由才能得到充分的伸展。让我们再次重复马克思的格言：在这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请不要问我：你所说的世界何时才能来到？请不要问我：他们铸的沉重锁铐叫我如何摆脱？过去一个百年的妇女节历史，早已书写最好的答卷。姐妹们，让我们站在无数女权运动前辈的肩上，为沉寂已久的妇女节，再次吹响抗争的号角——不妨，从打一次“拳”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