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似斷未斷，新常態都變舊，全世界都在重整秩序，文化藝術界又是如何適應？不少藝術家、創作人先後將現有作品數碼化，把現場演出轉為「線上看」版本，讓觀眾足不出戶都能維持觀賞體驗；然而，除了呈現形式上的改動，疫情對於創作本身可有其他影響？例如近年非常流行的跨地域文化交流，在全球交通短暫斷裂下，又可如何轉型？在本地表演場地重開無期下，取消節目不計其數，其中一個是由港台兩地藝術家共製的作品《身體活》，就似乎能夠為前述問題提供參考，啟發討論。

2019年，來自香港及台灣的兩位舞蹈藝術家王榮祿（阿祿）及陳武康（武康）展開名為《身體活》的研習計劃，詰問有關「技藝的琢磨與傳承」，思考「新與舊的絕對性與相對性」。按照原訂部署，2020年2月及5月分別進行兩次駐地交流，緊接在港首演，但其後全球疫情爆發，推倒全盤計劃；直至同年8月，創作團隊再度碰頭，嘗試安排在去月11月及今年1月重啟駐地交流，並將公演日期延至2月；結果再次讓人失望，團隊接受現實取消演出，這是《身體活》的命運，也是不少演藝同行過去一年工作的縮影。

本來面對面的親身交流，因為疫情化為烏有，阿祿、武康，以及分別來自港台兩地的設計師只能透過網絡「見面」，說來無奈，但是武康不失豁達：「（過去）面對面是因為有錢，或藝術家的任性，很浪漫；雖然（今次）不同，但仍然可以。」親身交流可以移師網上進行，那麼現場演出也將走上數碼化、錄像化之路嗎？他們卻不是這樣想，阿祿直言不太傾向透過網絡觀賞演出，「這個關乎經驗，在劇場的空間，（透過）網絡的方式，觀者不能得到同這種感覺，所以比較抗拒。」武康則從技術層面分析，「線上不是我們的戰場，有許多語言我們不認識」，其他還有成本問題等等。

呈現方式早有共識，創作內涵才是更大挑戰，《身體活》其中一個核心命題是有關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面對的迷思和空白，由初始想像一步一步煉成最終成品的過程中，堅持、妥協、保留、放棄到底是如何發生，其中一個最原先的構思是，除了阿祿、武康兩位舞者，包括伍宇烈、曾睿琁及劉曉江等多位設計師都會現身舞台，疫情卻讓意念無法完整實踐，事關在隔離措施下，本身在台灣已有其他工作安排的武康及燈光設計師睿琁，都無法花上以倍計的時間來港。

回想當時處境，阿祿坦言選擇不多，「要麼取消、要麼改變形式」，也許創作和表達就是藝術家的天性，團隊迅速決定繼續製作步伐，迎難而上，最根本，同時亦最激烈的變化，就是將《身體活》轉化成一個「獨舞」作品，本來一起共舞的武康進一步闡述，「在原來的過程當中，本來就有想說如何不一定要去圍繞在『編舞者想要做什麼』，進一步來說，怎麼樣可以開放讓設計師們投入，或者讓設計的概念成為促發舞蹈的關係呢？」，於是乎「獨舞者」阿祿在舞台上的存在，絕對不僅僅是透過其身體、動作去抒發一己情感、表達個人想法，他更加是服裝、燈光、聲音等劇場設計的載體，引用武康的用語：「阿祿是on behalf of大家。」

以「獨舞」來定義《身體活》，也許都太狹窄，首先，雖然台上只有阿祿一人，舞者自然是他，同時舞台上的服裝、燈光、聲音，以至煙機，全部都是由他獨力操作、控制、調校，屬於設計師的實時延伸，因此舞者只是其中一重身份；其次，舞蹈也只是舞台元素之一，阿祿、武康關心的並不是身體及動作本身，而是身體及動作與服裝、燈光、聲音等劇場元素的關係、互動及連繫，「我們就是拋了一個問題給設計師們，就問他們想要帶什麼東西進來這個production，然後他們就會說說他們的想法⋯⋯他們並不是依附在創作者的想法，然後輔助，這是一直以來的權力關係，但是其實設計師們也可以說：『我想讓你這樣這樣』。」

兜過幾個圈，不論是呈現方式，抑或是創作內涵，《身體活》都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轉變，疫情並無撲熄眾人熱情，反而讓團隊在局限下想得更多、更遠、更闊，以致成就了今天的這個模樣，《身體活》本來2月初在牛池灣文娛中心和觀眾見面，可是疫情之下，政府表演場地依然重門深鎖，經過了長達九個月的延遲、改期，考慮到前景仍不明朗，團隊無奈取消演出，只能留在排練室中進行概念整合及分享，並為持續進化作好準備。

日前有幸參與其中一場分享，並在具備「台、燈、聲、衫」等劇場配置下看過個別段落，親身體會到《身體活》的過人之處：首先，以劇場創作為方法去探索劇場本質，這種著重知性的作品近年來在本地劇場並不常見；其次，在疫情新常態下，我們與表演藝術的距離拉得很遠，能夠返回排練室並細味各類劇場魔法，進而勾起種種關於劇場的思考，此時此情，此等機會實在可貴，因此絕對希望《身體活》很快有機會在劇場同觀眾好好見面，同時更加期待作品如何一直發展下去，與時並進。

 

（本文為立場新聞 x 不加鎖舞踊館《身體活》的合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