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一句「忠誠的廢物」，習近平智囊鄭永年再批評有建制派「假忠誠，光表態」，花生價格即大升。最好笑是記者找容海恩回應，她煞有介事辯解一番，但如果真的有政治智慧，這時候一句「不應該由我來答」，便可四兩撥千斤，現在反而被對號入座，成為「忠廢」代言人。

橡皮圖章用腦，本屬多餘。建制派拙劣，大家心知肚明，由無常識、廢話當秘笈、開會大覺瞓，到前言不對後語，應有盡有，而且不少來自工商界。鄭永年接受訪問時稱，殖民地留下的制度已落伍，要重新擬定標準，設機制在商界找能人，「如果光看背景身份的話，有時候會出現問題的，如果太狹窄地看的話，反而會把更多的人排除在外了。」這番話，無疑暗示香港商界精英靠不住，未來會讓海歸派擔當更吃重的角色。

論能幹，香港商界很失禮嗎？以領展 CEO 王國龍為例，他在 2017 年獲得企業家大獎，一向知人善任，港大首席副校長、港府權威顧問王于漸教授就為他出謀獻策多年。港台 《鏗鏘集》五年前調查報道過，證監會放寬對領展之規管，容許其拆售旗下停車場，就源於金融發展局一份研究報告，建議香港發展成為房託基金的集資中心。王國龍正正有份參與研究，促成證監會開方便之門，讓領展背棄初衷，變成地產商，令股價上升，大股東及管理層豬籠入水，自不待言。在王于漸口中，這叫善用資源，把土地價值釋放出來 — 同樣講法，他近年翻炒來推銷租置計劃 2.0。經濟繁榮靠哂佢，最好搞多幾個乜資物資中心，至於繁榮有何代價，有幾多市民和小商戶受害，連根拔起幾多社區經濟、文化特色和生活多樣性，當然不在其考慮之列。

鄭永年可以說王國龍這種香港商界領袖無能嗎？

當金融異化，對實體經濟弊大於利，一個在這界別撈到風山水起的能人，究竟直接或間接做幾多陰騭事？不知積極參政、作為海歸派商界代表的紫荆黨主席李山有何高見。由鼓吹財技治港的商人當官，真的勝於好打得的公務員林鄭，或前民主派大腦，IQ160 的羅致光？

其實，關鍵在治港的社會經濟方針和策略規劃上吧。如果不明白香港民間社會的生態和特質，任長官意志壓倒一切，維穩維到加零一，這種高壓管治模式 — 就像香港電台當下面對的處境，根本由甚麼界別的人負責執行都一樣，都會帶來物極必反的災難。

有能與否，如何界定？能力又和甚麼掛鉤？有何準則和指標？政府和企業的社會經濟政策要體現甚麼價值？對哪些人有利？有何社會成本，要怎樣補償苦主？……種種問題，多年來都被王于漸鼓吹的新自由主義所掩蓋，原本關乎理想社會圖象的討論，統統被「政商鄉黑學」的裙帶式利益關係，用獅子山精神、GDP 至上或盲目金融創富的功利思想取締。久而久之，社會成本積重難返，形成越來越尖銳的深層次矛盾。

當香港的民主發展被「完善」掉，政治上籠罩不安、不穩和不祥之感，經濟方面又將如何？自媒體《胡．說樓市》分析，中央整頓香港樓市的灰犀牛已近在眼前，那到底是王于漸所鼓吹的明日大嶼 + 賣公屋救港，全面私有化公共資產，兼把香港經濟命脈和超級大白象工程綑綁，抑或另有變革大計？是否併入大灣區便萬事大吉？

「政府要下定決心大刀闊斧推動大重整（Great Reset），這些包括新的產業政策、控制金融擴張與風險、修改再分配制度、大幅提升勞工權益、增地建屋改善住房條件、縮減公營醫療輪候時間、增加對弱勢社群的支援，及利用創新科技提升整個經濟生態與市場透明度等。」

其實香港仍有清醒的學界聲音。恆生大學校長何順文教授月前便撰文，針對深層次矛盾，認為香港經濟結構要來一次大重整，當中特別有意思的，是提出一個嶄新概念：

「要拯救香港放任式資本主義，人們要尋求效率、韌力與人文包容之間的基本平衡。大重整目的就是要構建一個更公平、公義與可持續的『持份者為本經濟』。」

如何達至基本平衡，不能單靠量化的方式，涉及價值判斷。社會福祉，不能不作哲學的省察，更要照顧不同持份者的利益。它們互相拉扯和牽連，亦意味政治的調解不可缺少。治港官員究竟廢不廢，很大程度便看她 / 他如何拿揑分寸，維持那個基本的平衡。

何順文教授曾在另一篇文章談到持份者為本經濟最大的敵人：「很多上市企業高層只顧追求短期利潤和股東價值最大化（maximizing shareholders’ value, MSV），犧牲了非股東持份者（如員工、顧客、供應商、社區及環境）的利益，導致今天美式資本主義的許多問題。很多企業高層更多關注虛擬的股票市場表現，忽略了真實產品市場的重要性。過分或濫用的高管股票期權薪酬計劃令管理層過分冒險以爭取短期股價上升，也可導致過高不合理的薪酬。」

不知前領展高層王于漸同意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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