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良月】

提起「許鞍華」,很是奇怪: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她本人的作品,而是蔡明亮舊作《河流》。裡面許鞍華客串電影導演,前後不過寥寥幾分鐘,但執導起來風風火火,煙不離手,還入神得差點一腳栽進河裏。《河流》中的她或無演技可言,因為《好好拍電影》之中,真實的許鞍華沉迷起電影上來,同樣是路都不看。譬如說在《黃金時代》的片場,她就險些整個人砸到湯唯身上。

《好好拍電影》精誠之處,在乎坦白。如觀眾所知,許鞍華執導生涯並不順遂,《瘋劫》與《越南三部曲》異軍突起,是就是㼽靚了招牌,可是《傾城之戀》以後接續的十年卻是跌跌撞撞,載浮載沉。對此《好好拍電影》未有支吾以對,反而把舊帳翻開,讓大笑姑婆抱著愛貓,親述歷年以來的得失,對此觀眾也不得不佩服她的大度。也許在無線習慣限米煮限飯,真有資源本錢的時候,許鞍華卻顯得力不從心。明明導演學院出身,酒酣之際還會大聲朗誦莎士比亞,文字卻無法轉化成為電影語言,許多字裡行間的玲瓏處,都 lost in translation,見鬼去了。邵氏的質感又怎可比擬張愛玲用筆繡的花?現實往往未可盡如人意。

儘管如此,許鞍華依然印證了甚麼叫作「the most personal is the most creative」。與爺爺的回憶,與母親的糾結,全繫到《客途秋恨》小女孩的那頂大草帽上;在港大特立獨行的歲月,也被她寫進《今夜星光燦爛》。許鞍華電影的題材俯拾皆是,但這種尋常並不庸俗,更需要超乎常人的洞察力。她不是憑空捏泥膠般捏出一個社會來,而是從陳年檔案汲取養分,一重一重的考證,沉澱與提煉。所有的癥結都要言之有物,鏡頭必定要打向最幽暗的小角落。

不過在廉價娛樂氾濫的日子,又有誰願意走進戲院自討難受?人人都勸阿 Ann 不要拍這些慘情戲,沒有人會看。新藝城、嘉禾、德寶。隨便泊上一個碼頭,她的電影路上都可卸去許多坎坷。但阿 Ann 硬是要拍,兢兢業業的拍,而這大概是一種文人不能變心從俗的傲骨。與之相似的是她的電影人物:他們都是踽踽前行,身分曖昧,而且屢遭背叛的孤獨者。不過孤獨與背叛不是最後的歸屬,於許鞍華而言,所有的終局都要指向昇華與救贖。

《好好拍電影》的前半段,剪接俐落,環環相扣;到去到後半部分卻拖沓起來。看著其他人囉哩囉嗦,也許親歷其境的許鞍華比你更不耐煩。《明月幾時有》煞科以後,許鞍華要到中國大陸穿州過省,造勢宣傳。入蜀要說四川話,上京要擬北京腔,這對年逾古稀的她而言殊不容易。適逢主權移交二十年,大陸人都希望許鞍華說多一點,最好就是說溜嘴,要不怎麼大造文章。要談電影,許鞍華願意奉陪。但導演心水清,怎會不知道葫蘆裡賣甚麼藥?

作為電影人,許鞍華也不能免俗,同樣面臨中港合拍的趨勢。在本土思潮越演越烈之際,那時許鞍華去拍《明月幾時有》,去拍東江縱隊,無疑是反其道而行之。這於香港觀眾,尤以年輕一輩而言決不討好。有作者抨擊電影淪為愛國大片;也有評家不甘作品被曲解,解白暗渡陳倉的苦心。電影我沒有看過,不敢妄議。可是在評論好壞之前,我們應當先問本土是甚麼?許鞍華說:「曾幾何時,我們要豁出去當世界公民,現在又要找回本土文化,但例如殖民地建築不是本土來的,是外來的……這樣更複雜,更加界定不到自己。」所謂香港的本土意識,又怎是三言兩語了得?徐克讚揚許鞍華擅於擴大創作的意識,其他人連香港新浪潮都未搞掂,許鞍華已經跑去拍越南船民。香港、澳門、東北、日本、英國,甚至越南,每針每線都引向導演深邃的思緒,梭織出本土的輪廓。處於地緣政治的節骨眼上,香港從來難以獨善其身。我們的本土可以抬頭挺胸,不作任何人的附庸;但若把世界拒諸門外,不聞不問,這倒是十分可惜。

張叔平說導演是神,嚴浩說導演是狗,蕭芳芳認為許鞍華就是兩者之間的平衡。上帝與畜生之間是甚麼?不就是實實在在,有溫度的人。既然是人,也就會一點一點的老去。許鞍華今年已經七秩晉三,魄力總不比從前。但也因為是人,拍攝出來的作品才有溫熱人心的能耐。只要許鞍華一天不喊 cut,她依然會繼續好好拍電影。

 

作者自我簡介:被法律耽誤的文學生。現經營 Instagram 專頁 Cinema is my Plato’s Cave,不時發佈新舊影評。

(標題為編輯改擬,原題為〈Long Live Cin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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