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批香港自由民主的理想主義者，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追尋的自由夢，四十多年來奮鬥的民主夢，最後都要醒過來了！南柯一夢。小説的預言比歷史的事實更有意義。因為，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言，詩比歷史更有哲學價值，因為前者是將來可能出現的事情，後者是過去發生的事實。

奧維爾《一九八四》最後一段不是我們現在的寫照？

（董樂山 1997 年上海譯文出版社，頁 271）

「他抬頭看著那張龐大的臉。他花了四十年的工夫才知道那黑色的大鬍子後面的笑容是什麼樣的笑容。哦，殘酷的、沒有必要的誤會！哦，背離慈愛胸懷的頑固不化的流亡者！他鼻樑兩側流下了帶著酒氣的淚。但是沒有事，一切都很好，鬥爭已經結束了。他戰勝了自己。他熱愛老大哥。」

是的，「 真理部」已經成立了。我們以往受教育相信的一切都要重新檢視：真理，邏輯，善惡，美醜，是非等等，現在是全由統治階級強權確定，除非欽點，2加2等於4或5，我們無從確定。「仁愛部」也建立起來，「愛」是偉大概念，如何去愛需要指示教育，不懂得「愛」是什麼，便不能服務人民與社會。

但是，我們真的完全被消滅嗎？天空真的可以隻手摭蓋著嗎？公民和政治自由可以強權扼殺，異見和反對聲音可以全面打壓，民主派人士全部「依法」判罪入獄，但是，人的主體自由，真的可以取消嗎？依加里略説，天空仍然是開放給我們的，我們仍然可以自由地思索。在暴政強權下如何理解自由的意義是我們要急切思索的問題。

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兩天后，英國和法國對德國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開始。第二年，納粹佔領了巴黎。在1944年12月的《大西洋》雜誌上，法國哲學家、劇作家和小說家沙特 ( J. P. Sartre, 1905-1980)寫了這篇文章《沉默的共和國》、 向那些反抗佔領的英雄和不願意投降的普通人致敬。太平盛世的時候，我們可以自由地說話和寫作，但沙特聲稱，法國人，特別是法國作家和藝術家，在納粹佔領下只有兩個選擇：合作或抵抗。他自然選擇了後者。 「我們的工作是告訴所有法國人，我們不會被德國人統治。」

沙特可能比奧維爾樂觀一點，因為他相信人在極權統治下仍然可以有尊嚴的生活下去，仍然可以選擇本己的存活（authentic existence)。正正因為我們面對極權專制打壓，我們才能更真實的理解我們的存在危機。我將整篇文章翻譯給大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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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

《活著的巴黎: 沉默的共和國》

(根據 ”Paris Alive-The Republic of Silence” , The Atlantic Monthly, 1944 年12月英文版，作者翻譯。)

我們從來沒有像在德國占領期間那樣自由。我們失去了所有的權利，首先是說話的權利。我們每天都受到當面的侮辱，不得不默默承受。在這樣或那樣的藉口下, 作為工人,猶太人,或政治犯, 我們被驅逐出境,，在廣告牌上，在報紙上，在屏幕上，我們看到了壓迫者希望我們接受的令人反感和無趣的形象。正因為如此，我們獲得了自由。雖然納粹的毒液甚至滲入了我們的思想, 但每一個正確的思想都是一種征服. 因為一個強大的警察試圖強迫我們守住自己的舌頭, 所以每一個字都具有原則宣言的價值. 因為我們被追殺，所以我們的每一個手勢都有了莊嚴承諾的重量。

環境雖然常常是殘暴的，但終於使我們有可能不假思索地過著被稱為人類命運的忙碌而不可能的生活。流放、囚禁，特別是死亡（在幸福的時代，我們通常根本不敢也不需要面對），對我們來說，成了我們習慣性關注的對象。我們了解到，它們既不是不可避免的意外，甚至也不是持續不斷的外部危險，而是必須被視為我們的命運本身，我們的命運，我們作為人的現實的深刻根源。每時每刻，我們都活出了這句司空見慣的這句的全部意義：「人是會死的！」而我們每個人對他的生命和他的存在所做的選擇都是一個真實的選擇，因為它是面對死亡所做的，因為它總是可以被表達出來「寧願一死，也不要...」在這裡，我說的不單是我們中間的精英，他們是真正的抵抗者，而同時所有的法國人，在整個四年中，每時每刻都在回答「不」！

但是，敵人的殘酷使我們走到了這種狀況的極端，迫使我們問自己一些在和平時期從未考慮過的問題。我們中間所有的人--在這種情況下，哪個法國人不是曾經了解過有關抵抗運動的任何細節的人，都焦急地問自己：「如果他們對我施以酷刑，我能堅持下去嗎？ 」於是，自由本身的基本問題被提出來了，我們被帶到了人對自己最深刻的認識的邊緣。因為一個人的秘密不是他的俄狄浦斯情結，也不是他的自卑情結：而是他自身自由的極限，是他抵抗酷刑和死亡的能力。

對那些從事地下活動的人來說，他們的鬥爭條件提供了一種新的經驗。他們不像士兵那樣公開戰鬥。在任何情況下，他們都是孤獨的。他們在孤獨中被追殺，在孤獨中被逮捕。他們完全是孤苦伶仃地堅持著反對酷刑，獨自一人赤身裸體地面對著施刑者。這些施暴者鬍子乾淨，吃得飽飽的，穿得好好的，他們嘲笑著抗爭者畏縮不前的肉體，在抗爭者看來，不受干擾的良心和無限的社會力量，使他們看起來完全是正確的。獨自一人。沒有一雙友好的手，也沒有一句鼓勵的話語。然而，在他們孤獨的深處，他們所保護的是其他人，是他們所有的抗戰同志。

在完全的孤獨中承擔全部責任--這不正是我們自由的定義嗎？這種被剝奪一切，這種孤獨，這種巨大的危險，對所有人都是一樣的。對於那些領導人和他們的部下，對於那些傳達信息而不知道其內容的人，對於那些指揮整個抵抗運動的人，懲罰都是一樣的--監禁、驅逐出境、死亡。世界上沒有一支軍隊，私人和統帥的風險是如此平等的。這也是為什麼抗爭是真正的民主：對士兵和對統帥來說，同樣的危險，同樣的放棄，同樣的全部責任，同樣的紀律內的絕對自由。

因此，在黑暗和鮮血中，一個共和國建立了，最強大的共和國。它的每一個公民都知道，他對所有人都負有責任，他只能依靠自己一個人。他們每一個人，都在完全孤立的情況下，履行著自己的責任，履行著自己在歷史中的角色。他們每個人都站在反對壓迫者的立場上，承諾做自己，自由地、不可改變地做自己。而他在自由中為自己選擇了自由，也就選擇了所有人的自由。這個沒有機構,沒有軍隊,沒有警察的共和國, 是每個法國人每時每刻都必須贏得和確認的反對納粹主義的東西. 沒有人辜負了這一職責，現在我們正處在另一個共和國的門檻上。願這個在光天化日之下建立的共和國能保持那個沉默和黑夜共和國的嚴肅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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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這篇文章寫於1944年12月，距離第二次大戰全面結束還有大半年。巴黎人已經被強暴打壓超過四年了！無數人被迫害，公民自由全面封殺，但正正如此，仍然有無數人站起來，用不同的方式抗爭，因為不願意做奴隸，不願意做幫兇！自由仍然顯露人性的光輝。

奧維爾《一九八四》的預言和分析儘管有啓發性和真確性，但留有一線希望。奧維爾正正運用他的自由去反省強權的意義，而創作出這本重要的警世小説。也正正是他小説道出極度悲觀的判斷，我們才可以不懷僥倖之心去對抗似乎不可能克服的暴政。

看看47位參加初選相信民主自由法治的朋友，和無數公開或不公開支持這些理念的市民，便知道沙特這篇文章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