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網上流傳的一段短片，記錄著一名居住在將軍澳的市民被警務人員於北角街頭截查身分證的經過。片段中該名市民被警員問及：「你住在將軍澳，為甚麼你會來到了北角？」雖然事主已經如常地進行彷彿在社交場合上的無意義對答，但是「逛街」這一個答案仍然無法讓警員釋懷。這一個問題的荒誕程度可以媲美從前我們致電到對方家中，然後徐徐地問起「你是否在家？」的情況。現今大部份人家中早已沒有住宅電話，取而代之的是更難聯絡上的手提電話。所以即使我們的家在將軍澳，其實也可以在北角街頭接聽對方的電話。倘若把「將軍澳與北角」的問題一直探討下去──假設那名市民當天是在將軍澳逛街就會被查問：「你住在將軍澳，為甚麼你不是出現在大廈附近？」及後再讓範圍縮窄到家中、房間和椅子上。那一位警務人員就是一個預言家，訴說著我們升斗小民將來需要面對被限制行動自由的局面。

社會上的嫌疑犯

論述到法國政府在上一年因為疫情而實行第一次的「封城」，據當時居住在巴黎商業區拉德芳斯（La Défense）的友人所述，每一個居民都需要在外出前於申報表填上合理原因交予警方檢查。在那一段「被軟禁」的日子中，友人看見警員在街上來回巡查；只要大廈被門推開，就會有一大羣警員跑到門前截查。法國政府當時所制定的措施是為著控制疫情而訂立，然而住在將軍澳的市民，卻是受到一種沒有任何因由的詢問──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所提倡的「免於恐懼的自由」就在質問的一刻蕩然無存。當一名執法者只是為著滿足自己的好奇心才去作出調查，這一種「對人不對事」的態度已經讓個人的私慾凌駕於制度之上。當每一個人都成為了一名嫌疑犯，社會上就再也沒有犯法的行為。

擁有求知慾的行為在本質上並沒有任何錯誤的地方，但是行使在不一樣的場合都會出現不一樣的效果。在稍前由香港作家韓麗珠所主持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座談會中，她抽絲剝繭地分析著昆德拉（Milan Kundera）書中的每一個人物性格和情節，後段由觀眾所主導的問答環節卻毫無因由地演變為一場心靈分享會。本來在於日常的交談上，一種個人的分享和抒發情緒的表達是正常不過的事情，但是這一種為了滿足一己私慾而沒有顧全大局的行為，就如在葬禮上恣意大笑一般不合乎情理。

康德的異國情緣

德意志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除了大約兩次因為教學理由而往外地旅行之外，一生都從沒有離開過自己的城市柯尼斯堡（Königsberg）。政治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曾在《康德的政治哲學》（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中作以下的描述：「康德對於思想發展的認真，可以顯現於他在大學裏開展了自然地理課一事。」終生只踏足外地兩次的康德，以自己從文字上獲取的知識和自身的想像力，來撰寫讓異地的人們感同身受的理論。若一天那名質問將軍澳居民的警務人員讀到了康德的著作，他可能會截查終日在城市內徘徊的康德問道：「你寫了那麼多關於異國的事情，為甚麼你會出現在自己的國家裏？」在不久的將來，我們都會逐漸失去想像的權利。

 

參考文獻：

Arendt, H. (1992). 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1st ed., p. 44).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