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看《壹週刊》，對娛圈八卦部份往往水過鴨背，但總是不自覺在每期的「人物專訪」駐足良久。不少人物專訪的作者，就是負責副刊部份的方俊傑。寫歌詞時，他是方杰。多年來，儲下了過百首作品。跟雷頌德有關的歌手，很多都唱過方杰的作品。

除了曾經長期任職《壹週刊》，也做過《商業電台》節目主持。以為他性情會像娛樂圈中人，但現實中的方俊傑，總是把自己放得很低，像忍者。他寫過很多歌詞，但他說，跟不少歌手和音樂人都沒有深交；訪問過無數娛圈人物，但他沒跟這些人特意拉關係，他說自己沒甚麼朋友，甚至說自己不懂寫人物專訪，並強調並非自謙，「我以前的上司余家強，技巧就厲害得多。」

他也寫影評，如有百足。

那天第一次見，方俊傑很高大，但帶著一種陰鬱的氣息。言談之間，他說自己最近情緒不太好。我說，沒問題，我也是這樣。

方俊傑在 8、90 年代的公屋長大。那時的香港，他說令人開心得多。作為一個愛好流行文化的人，那時香港有周星馳、發哥、張國榮、梅艷芳等人，電視界有韋家輝的作品，「開心到不得了」，他說。

不要說娛樂圈，傳媒也是一脈相承，百花齊放。壹傳媒當然是其中一朵花。

在《壹週刊》的工作是如何開始的？這本雜誌經歷了甚麼轉變？

盛世的尾巴

方俊傑說：「我進去工作時，已經過了最盛世的 90 年代，但我工作的 2000 年代，一期書都賣十萬本以上，都是賺大錢，但 90 年代更勁，可能是一期賣幾十萬本，所以我也沒資格品評全盛時期的《壹週刊》。我經歷的那個時期，公司仍然很犀利的，他們捨得使錢，會給你經費追求一些別的雜誌沒有的東西。」

「例如他們會搞年度頒獎禮，多一本書仔，十個得獎者，就影十套相。借衫、和攝影師商量、聯絡約人的工作量不說，兩個禮拜可能就要『爆』十幾二十輯硬照出來。當年沒甚麼 PhotoShop 和後期，例如你想要個光管陣，你就自己動手砌出來，講得難聽點，只是一本『八卦雜誌』喎，不是國際時裝雜誌，但它就容許你這樣做，你可以不斷挑戰高難度，可以『搵自己來搞』。團隊也有想進步的心，只要公司 afford 到，工作經費都算出手闊綽的。」

由記者和撰稿人再加上填詞人這個身份，轉折點在 2003 年。很多文化人會將一點視為香港文化史的拐點。那一年沙士襲港，張國榮和梅艷芳先後去世。

「03 年，張國榮自殺，我被急召回壹仔要做回顧特輯，那時突然感觸，覺得人好化學，覺得想做的事情就應該盡快做。填詞是我其中一件一直想做的事，就開始實行。（如何入行填詞？）我認識一些唱片公司的宣傳人員，但和樂壇的監製和音樂人其實沒有聯繫。於是我透過壹仔一個員工，再找到當時金牌唱片的朋友，最後找到雷頌德，說自己想填詞。於是他給我三首舊歌改寫新詞，我就寫了傳過去，之後就好像石沉大海，我也放下了這個念頭如常生活。印象中大概半年後，突然收到雷頌德電話，話歌詞寫得幾好，不如上來公司傾下，最後就跟雷頌德的製作公司簽了約。」

「林夕是神一樣的存在」

方俊傑成為填詞人，上面是雷頌德和「金牌經理人」黃柏高。談到他們，我們沒談音樂，而是談市場。雷頌德和黃柏高是怎樣的合作伙伴？

「他們是很懂計算的人。」方俊傑說：「他們好清晰一件事的方向性。我的工作是收 order，一首歌的歌詞我寫了，但老闆、歌手、監製可能都有意見，有意見我就再改，改到大家都冇意見。」他坦言：「100 首歌詞裡面，可能只有 10 首是寫到自己的東西，但多數不會上電台 plug。所以我最鍾意寫 side track。」

歌詞可以很藝術、很個人，也可以很「無我」，服務市場多於自己。就像在媒體寫專欄，自己想表達甚麼是一回事，但受眾的接受能力、公司和市場的各種制約，所有創作者一生都在一條搖搖板上翻雲覆雨。方俊傑自言是一個「工匠」。以一個工匠的身份去看，方俊傑「加入」樂壇的時候，樂壇是否已經（又）已死？

他不同意。

「我在 03 年開始填詞，那時樂壇又未講得上好差好差。當然跟我小時候聽音樂時的情況差好遠，但我又覺得我們年代的歌又不算是『唔喺度』，卡拉 OK 都會有人唱那個年代的歌，繼續有人聽。印象中，的確少了人講賣碟這回事，以前張學友一張大碟賣 40 萬張，現在當然不會有，但業界自然找到另一個方法去營運。好像 Paco 就搞演唱會、搞電影，都是另一種方法。去到後邊，銷量無法持續，已經沒有『唱片』，只有單曲，但每年其實都一樣有好多派台歌，量減少是真的，但我那個年代都有很多新填詞人入行。唱片業和歌曲是兩種單位來的。無人買唱片，不等於無人聽歌。 」

對於填詞界的幾座大山，例如林夕，對方俊傑是個怎樣的存在？很多年前，有上上一代填詞人批評這一代的詞人寫得不好，「如果東京不快樂」是甚麼意思？情況類似現在又談香港電影已死。又有人說林夕寫得太多，霸佔很多機會，導致填詞界沒甚麼新面孔，如何評價這種想法？

他說：「林夕和黃偉文，對我來說是神一樣的存在。至於說很多歌都是他們寫，這就是商業市場的運作。如果你寫的東西，水平高過別人，市場又接受，最後你擁有更多機會，是很合理的，不能怪罪他們。我自己第一次聽歌，都是因為被歌詞帶動到。我最喜歡的林夕作品是 Raidas 的《傳說》，現在重聽都覺得他很厲害很誇張。我是因為喜歡看林夕的歌詞，才會留心歌詞。」

「最後我都寫到很氣餒」

會聽外國音樂也關心香港音樂的人（或只是我自己），不久久就有一種異議，覺得代代填詞人都好，但音樂相比之下卻顯得失色，音樂性保守，有「詞大於曲」的傳統，方俊傑卻說自己本身就是「文字派」。

「詞大於曲，我覺得是合理的。」他說：「因為香港真是出了林夕和 Wyman 這些人，他們好到一個地步，吸引到很多街外人的注意力。他們的歌詞又好又多，整個市場就很注視歌詞，但如果說沒有他們兩位，就不會吸納到很多留意歌詞、但對音樂沒那麼講究的人去聽歌，市場就可能比現在更小。至少如果沒有他們，我可能也不會聽歌和寫詞。我以前聽黑膠唱片，有一陣經常在觀塘寶星戲院後面的唱片店買碟，我在回程的巴士上已經拆開，看那張歌詞紙，看完歌詞，對我來說已等於好像聽了整張大碟。」

但正是由於香港的流行歌詞寫得「太好」，我們對歌詞的「意識形態」是固化下來的。例如我們不再能接受「鳩歌」。

「例如以前有首《食軟雪糕》，被人狂鬧。大家都鬧裡面的歌詞不知所云。我心想，為何我們被洗了腦，認為歌詞一定要有起承轉合、有大道理？一首流行曲是否一定要這樣？很多歐美歌、韓文歌，一個字唱足七次，都是如此。所以我有少少同情《食軟雪糕》，它不是《再見二丁目》，從一個街角的鏡頭帶出很深的東西……有些歌純粹就是給你 un 來 un 去。」

「我曾寫過一首歌給側田，叫《三十日》。首先是側田寫了一首英文歌詞，他叫我翻譯。歌詞很簡單，我自己有點抗拒，因為我都被洗腦的，我從小的訓練令我認為，歌詞不是這樣的嘛。側田本來給我的內容，個 scale（規模）好像很細。最後我都照做，歌也 hit 了，其實我是一個工匠，我無信心將自己放到好大。」

「我現在想回來，當時機構也不會容許我放大作者風格，我們要做 hit song，有一定方程式的，例如要做情歌，情歌裡面又有一些命中率高的角度，例如受情傷、可憐人的控訴。或例如 hook line 要有 catchy 的 phrase，在市場上這些是緊要過歌詞整體寫得好不好。」

「最後我都寫到很氣餒，歌曲 hit 了當然開心，但我面皮又很薄，在網上有時看到一些評論說我寫來寫去都是這些東西、很庸俗。我會想，不完全是我的錯，工業是這樣的嘛，而且我有不庸俗的 side track，但沒人聽嘛。當打份工的話，你得到的金錢又未足以令你對一切都 OK，一首歌可以刪三四十次，但又 hit 了。究竟自己作為填詞人，存在有沒有意義？刪改的過程很痛苦，工業不需要理你感受，開始懷疑自己寫來為了甚麼。真心話，我個人都不是想自己寫的歌太 hit，如果一首歌好 hit，但自己不喜歡的，那也會痛苦。理想的話，我可能會想自己寫得開心，又有知音，流行度低一點也好。例如容祖兒有次開 side track 演唱會，唱了我的《去火星戀愛》，這不是派台歌，但很多歌迷想她唱，這些 moment 我就很開心。」

非創作人看創作人，總是因為「距離產生美」，而把創作人本身都浪漫化。實際上可能創作的歷程沒那麼刺激，甚至沉悶；要克苦，要有紀律。

唐君毅在《孔子與人格世界》一文談到藝術世界中的天才：

「……貝多芬在月光之下，靈感一至，馬上狂奔回來寫。耳聾以後，再聽見樂而作曲。這是天才音樂家的故事。文學藝術上靈感之來，都是超乎自覺的安排。立意要到一環境，如山間海邊，戀愛飲酒，去期待靈感之來臨，亦無一定之把握。」 

我們只是俗人而非天才，而且活在商業社會，很多時只能默默產出。如果生活太過狂放，反而會降低生產力。方俊傑說自己性格不好交際，也不好熱鬧，電話簿裡音樂人的電話號碼，應該不出五個。他表示，盧覓雪知道他性格如此「不娛樂圈」之後，亦嘖嘖稱奇。

陳冠希事件炸毀了狗仔隊？

更加廣義來說，香港的流行文化，今昔對比，是甚麼光景？

「我不認同香港人一定要支持香港明星，我覺得愛是不可能強迫。」他說：「香港人撐自己的出品當然是好事，但不能強迫的嘛，但現在好像變了口號。無論是戲又好、歌又好、人又好。如果你做得『中』，你不需要打這些旗號的，但現在好像不打這個就沒甚麼賣點。」

「香港一定有娛樂圈的，但生存得好不好就是另一個問題。以前娛樂圈人人出人頭地、榮華富貴，但其實很多行業都是。以前我們只是將『表演行業』抽出來推上神檯，現在跌下來，但作為工作機會也是存在，只是不會大富大貴。誰人定義明星？每個年代都有不同定義。像張國榮梅艷芳，行出來氣場就是不同的，他們親民但不是 down to earth。側田當時在香港也很紅的，但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不過是不是一定要像張國榮這樣才是明星呢。」

「假設香港流行文化的內涵沒有變，但影響力的確差好遠。現在可能我們可能是影響港九新界，如果說宣揚出去呢，好像是難的。自己去細味本地作品的話，我覺得內容分別不大的。例如現在重播《他來自江湖》，我記得小時候所有同學都在學周星馳。以前他影響台灣、大陸、甚至日本，現在我們當然沒有，但如果純粹講小學生中學生的話題，你也可以說『試當真』其實都好像是本地的周星馳。」

「影響外面變得困難，其實是大環境，很多事情都碎片化是真的。上一次我們的共同話題已經是《無間道》、《少林足球》，後來的《寒戰》已沒那麼厲害。如果連 TVB 都拿去做去二創和戲謔，就證明作品有跨界影響力。《他來自江湖》就玩了《英雄本色》，可以說是致敬。最大的電視台都玩喎，就證明威力。抄襲不同。例如電視劇抄襲《悠長假期》，是覺得當時大部份本地觀眾未看過，所以拿來用；但他用《英雄本色》是致敬，是知道觀眾大部份都看過那部電影。對上一次的全城效應應該是《無間道》。碎片化是因為接收通道多了很多，競爭性和以前完全不一樣。切身處地去想，我不討厭 TVB。就當我很喜歡 TVB，我看 Netflix 都看不完啦，你時間都不夠。以前說美劇有多好，入到來香港的都是有限數，現在我們是同時接收全球的作品。對向來接觸世界的觀眾，你本地製作的水平就算和對方平起平座，都要和很多作品一齊競爭。結構性改變就是這樣來的。」

這件事，方俊傑在《壹週刊》裡面觀察到的，好似也是映照整個世界的變化。他自言，環境好的時候，每一期雜誌出街，都會有人留意。做人物訪問，會有人討論，業內都會討論。到了後來銷量不行，「我好想制止（銷量）跌低過十萬。你封面做甚麼都好，書裡面送甚麼贈品，（銷量）都是山泥暴泄式下跌。」

「好後期大家覺得，周刊要變，後來有一個新部門去搞 app。不過我自己做了很多年，其實大家的工作模式都沒有甚麼改變。我有時想，市場還需要這些嗎？例如找狗仔隊跟明星，是否還需要？例如陳冠希事件，裡面沒有牽涉傳媒和狗仔隊的嘛。你做的新聞還能爆過陳冠希事件嗎？例如對上一次『安心事件』，都不涉及傳媒的，是監控畫面涉密嘛。」

「如果你手上有一單爆炸性新聞，你周刊一星期出一次，但你放下那事情可能五秒之後，那個明星已經自己在 IG 爆出來，或者在其他網媒之間已經通天，幫你轉發出來的 page 可能比你 original source 還爆。你影到王菲跟霆鋒拍拖已經好勁，但跟陳冠希相比又是甚麼？狗仔隊好貴的嘛。香港又已經『無娛樂圈』，怎樣維持？」

「如果你樂觀積極，你要鬥質素好，藝人歌精舞勁到極才生存到，這也不知道是好是壞。以前表演圈很多『邪魔外道』，好偏鋒的東西都可以生存到。這才是健康的生態，如果說這是一個提供娛樂的地方，以前娛樂圈『好玩好多』。」

他閒談起 Viu TV 搞全民造星，他認為是一個奇蹟。全世界的主流文化都是「解構明星文化」，但香港竟然又有人重新製造明星，又見追車粉絲、買廣告版跟偶像慶祝生日。在這個缺乏奇蹟的時代，其實也有一點漏網之魚。

（敢）教下一代做個好人嗎？

不一定是樂觀的人才能察看出奇跡。最怕是知道有光明的地方，心響往之，但身不能至。方俊傑自評十分悲觀，對一切。老子說，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方俊傑認為自己悲觀，其實他只是過於了解自己。了解到工匠被工業夾了在中間，了解到香港被時代夾了在中間。用歌詞的方法來寫，便是沒有癢就不要搔，能夠睡的就不要醒。想不通的夜想孤燈，每一晚都折磨人。若果不知道、想不到、沒知覺，那該有多好？

「我們好像在這條隧道 ，但不知道在裡面哪一處。當我們在《屍殺列車》最後那條隧道，當它有出口，但出口有多遠、有多小，我真的不知道。我剛看了《球王比利與巴西》（Pelé），講 70 年代球王比利為獨裁政府背書，去踢世界盃為國增光，那個軍事獨裁政府到 80 年代才倒台。我看紀錄片的時候就覺得好簡單，十幾年啫，兩秒就倒台了，但當你設身處地自己在裡面捱，我不知道會不會改變，也不知何時改變。有生之年我看不看得到，我不知道。我欣賞樂觀積極的人，樂觀積極者相信要打拼才知道結果，要作戰到底，永不言敗，我是佩服，但我好像做不到。」

「我覺得自己在這裡死了……我無能為力，但又日日見到。日日看新聞，看到好抑鬱。我是利迷（利物浦支持者），以前利物浦贏波，我會好 high 的。他們就算贏多小型的賽事，我都會開心。這個維持了二、三十年。這幾年心情就不一樣了，利物浦上年贏了英超，最近就輸到仆街，我看著現在都沒有太大心情變化。在一片土地上生活，都應該有正常的情緒反應，但我現在連『開心』都做不到」。

「對於香港的事情，我不會說自己追求很偉大的事業，我只是說，食一餐鍾意的飯，覺得開心；飲一杯啤酒，覺得好爽，是很合理的享受吧？但現在就是沒辦法開心。很多事情經歷之後，腦裡好像有甚麼在壓抑自己的反應。可能你做一些事情肉體上好爽，但精神上都抑壓著自己，爽不到。在這裡可能 24 小時都維持這樣的情緒。最不幸的是，你被某件事拖垮了情緒，你用三幾日治好自己，但之後又馬上發生另一件事，你精神上疲於奔命，無法康復。」

雖然我懂，但我還是問，最困擾你的東西是甚麼？

「我不懂政治的，我不敢給任何意見。」他解釋：「我是看很簡單的人性，一些事情公平不公平而已。當你親眼看到一棍一棍打在手無寸鐵的人的頭上，但行兇者竟然多數無事，這不是我熟悉的世界啊。如果我從小到大認識的世界也是這樣，我今日可能也 OK，但不是這樣。這些事情在我小時候發生的話，兇手一定會有事被捕，但現在很多事沒有 follow up 啊。不講誰人賦予他們這個權力，但這個現象是存在。進一步來說，很多人閉上雙眼，說沒有這件事。」

那個傳說中的盛世，對我來說也是心響往之，身不能至。以前的香港是否好點？有多好？

方俊傑說：「打個比喻，六四，以前是各界一致譴責的，不會有人說坦克輾過去是正確的。我不明白，平民百姓支持這些事情是沒得益的，但不知何故，就是要撐。如果你自己都是屋邨出身，你兒子出來社會之後，上不到車、租不到樓，他們擺明是受害於這個年代，那是你的兒子，為甚麼你會支持這種環境？我成長的年代，幾衰都好，都有屋邨住。我出來工作的時候，5,000 元可以租到天后一個兩房單位。（係幾好喎）現在可以嗎？你的薪金沒有增加啊，你租到樓嗎？租到也沒錢食飯吧？對你沒影響，對你下一代都有影響，至少你要認識到這個問題存在，但為甚麼香港會有些人甚麼都說 yes 呢？」

方俊傑有一個女兒，未入學。他坦言，女兒未懂事，已對她有愧疚。「驚害咗個女。」

「以前住屋村，出身底層，都可以好好生活，最終能力爭上游。現在的問題是『沒方向』。你教下一代做叻人還是好人呢？你做叻人，你看 Cable（有線新聞），做得咁叻，不只無獎勵，還要受懲罰。做好人嗎？有沒有一個公正的制度保障你呢？你教下一代做正常人，有獨立思考、見義勇為，可能到頭來反害了他。」

「我那一代人，很多都覺得現在 OK 的，頂到的大有人在，是我性格特別負面吧。小時候，身邊好多朋友讀書好，都去了讀醫、讀法律、讀 BBA（工商管理學）。我沒他們叻，就去了寫東西，但看著他們名成利就，都覺得這是正確的。能者多得，你叻、你表現到，你得到多，是應該的；無咁叻的，都有得生存。我以為世界是這樣的。」

「現在，你好像只得一個方法（成功），無論做法官、做公務員、做各行各業，都只有那個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