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茂波見香港被美國傳統基金會除名，向《華爾街日報》投稿，稱香港值得留在經濟自由指數內，被嘲笑為「幻術師」，居然「援引一個已經不存在的制度」。不少人笑他掩耳盜鈴，但識得諗計囤地，點會唔知寫篇文，改變不到人家想法呢？這樣做，是做給主子看的。

囤地波在財政預算案公布前，也試過粉墨登場，參與拍攝「阿茂整餅」的電視廣告，呼籲市民向他提供意見。但香港早已變樣，大家哪有心情陪他玩聽取民意的遊戲，假裝社會如常？或者財金官員對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特別著緊，知道她對國家有特殊戰略貢獻，不容有失，故想盡辦法遊說，希望外界相信香港不受國安法影響吧。金管局總裁余偉文接受訪問時，便透露國際金融機構擔心唱淡中港經濟有可能牴觸國安法，強調這情況並未出現。

看得出余偉文是有腦之人，他主要是想安撫那些十五十六的金融界人士。如果安全系數夠高，根本不會擔心，甚至索性轉戰北京和上海。高危族如太子黨金手指，就說甚麼都挽留不住，一早撤退。至於風險屬於中間級別的一群，心理陰影是否這樣容易消除，實屬疑問。但暫時大家只有摸住石頭過河。

說到派定心丸，當然不能沒有港府權威顧問、科大經濟系前系主任雷鼎鳴的份。

美國傳統基金會在最新一份經濟自由度指數中，不再將香港給予獨立評分，而是將香港及澳門併入中國內一起計算。雷大教授接受網媒訪問時指，該基金會一直以極右立場見稱，今次基金會不再對香港作獨立評分，乃政治考量。到底基金會是否極右，雷氏最好先問一問港府歷任高官，為何過去多年高度重視這個排名榜，視作成績表，並根據其對經濟自由的偏頗定義，推行一籃子親商家的經濟政策，種下貧富懸殊的動亂根源。

曾經跟大力反對最低工資的雷鼎鳴筆戰多輪，嶺大學者許寶強這樣總結雷氏慣用的狡辯策略：「在面對不利自己觀點的實證證據時，雷鼎鳴不僅從不嚴肅面對，一直無法提出可讓公眾檢查、能通過社會科學社群嚴格批判的實證資料以支援其猜想，只嘗試利用魚目混珠的修辭或研討會上難以驗證的片言隻語，把武斷的常識模擬成經過科學社群以『控制實驗』等方法反復、嚴格和公開地論證的科學命題，更經常以不相關的權威排拒建基於事實的質疑。」（見《告別犬儒 — 香港自由主義的危機》頁 18）

《告別犬儒》其中一章〈經濟自由度排名的虛妄〉亦談到傳統基金會這個經濟自由度指標的國際排名。許寶強在文中指，這個指標所依據的十個項目，最後一項的勞動自由，是 2007 年才添加上去的。之前十多年的經濟自由，並沒有勞動者的份。而就算加入「勞動自由」，若一個地方有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及解僱員工要求等勞工保障，便會扣分。換言之，這是從資方利益角度出發看問題的「勞動自由」。香港政府官員過去多年反對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等政策，其中一個考量，便是不想在這個排名榜失分。

其實雷鼎鳴自己，是贊同該基金會對經濟自由度的詮釋的。在訪問中，他便說香港的經濟自由度仍是相當高，沒有被削弱，基金會不給予高分實在講不過去。這種所謂經濟自由，並不包括小販擺賣的自由，並不保障領展小商戶免於被迫遷的營商自由，並不保障被市建局趕走而無法原區經營的老店，亦不會促進本土農業市場有穩定而均衡的發展，使香港糧食自給率提升至合理水平，市民有更多元的選擇。這種容許大地主巧取豪奪的「高」經濟自由度，使香港經濟單一化、空洞化，無法滿足不同人的需要，失去緩衝和阻止社會下流化的功能，房屋問題就更加水深火熱，正是香港深層次問題的一大源頭。

雷鼎鳴不滿基金會出於政治因素而把香港除名，還有一個誤導人的地方。當初基金會把香港和中國分開處理，何嘗不是基於政治考量？只有廢柴學者，才會輸打贏要，難道雷大教授是這種貨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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