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元朗國人（一個愛好歷史、藝術的街坊）】

熟悉香港歷史的人大抵應該知道，跑馬地一帶有多個開埠早期已經設立的墳場；無論是殖民地墳場、天主教墳場、回教墳場，抑或是不對外開放的巴斯墳場與猶太墳場，均印證香港自成為英國殖民地以來，不同族裔、宗教共存的人口現象。想漫步舊日名人的足跡、考察殖民地歷史發展，甚至只想在市區尋覓一片寧靜綠洲，這些早期墳場絕對是香港人的好去處。

拙文希望介紹的，是跑馬地另一個同樣歷史悠久，但一直被遺忘的墳場。在巴斯墳場與養和醫院之間，乃 1953 年落成、屬一級歷史建築的印度廟（Hindu Temple），隱藏廟後的小山，有一個比廟宇更歷史悠久的印度教墳場。過去兩個星期，廟方連同曾參與去年民主派立法會選舉初選的印度裔社工安德里（Jeffrey Andrews）等人，召集義工修葺這個被遺忘的墳場。

據 1928 年政府工務局的年報，印度廟所在的土地在該年正式獲批作印度教墳場之用 [1]，但墳場現有數十個印度與錫克教徒墓葬中，多個在 1928 年前已經存在，當中最早的更可追溯到 1883 年。即使印度教墳場在跑馬地多個墳場中歷史亦相對較短，而印度教徒死後一般採用火葬，墳場所見的土葬似乎有異於印度教傳統習俗，但後人得以從現存墓碑的銘文，嘗試考證印度教徒作為香港印度族群其中一支，其紮根這片土的的歷史。

印度教墳場規模最大的構築，為最高處正中的一次大戰印度、錫克教火葬士兵紀念碑（Hong Kong Hindu and Sikh Cremation Memorial）。紀念碑由帝國國殤紀念墳場管理委員會（Imperial War Graves Commission）建造，為八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在香港服役期間去世，其後遺體被火化的印度教、錫克教士兵。[2] 紀念碑刻有以下銘文：

IN MEMORY OF THE BRAVE HINDUS AND SIKHS WHO SACRIFICED THEIR LIVES IN THE GREAT WAR FOR THEIR KING AND THEIR COUNTRY
（「紀念在歐戰中為其君王與國家犧牲的英勇印度教徒與錫克教徒」）

這八名士兵來自印度皇家要塞砲兵（Royal Garrison Artillery, Indian Army）以及多個旁遮普、普什圖、錫克兵團，軍階包括印度兵（sepoy）、砲兵、軍號手等（CWGC 網上資料庫亦載有這些士兵的資料）。這些印度士兵在香港旨在維持本地防備；雖然英方在 1914 年底曾留意到香港印裔警察與居民除憲反英情緒，對比新加坡曾在 1915 年爆發印度兵變，一次大戰期間香港局勢相當穩定。[3] 在 1928 年 5 月 25 日紀念碑的揭幕儀式上，署理港督修頓（William T. Southorm）的發言，就如此強調印度軍隊與香港和大英帝國的關係：

這些在香港去世的印度士兵當然並非在實際戰鬥中陣亡，但除在戰壕戰鬥的軍人外，亦需要有人留守基地，及防守英國在各地的屬土。英國政府已決定，對於這些在戰時忠於大英帝國，並因而犧牲性命的士兵，其紀念不應有任何差別。我應毋需再提醒各位，在國家有難時印度帝國的全力支持，從空到地印度的血盟兄弟紛紛響應我們的號召，當中部分在香港服役。[4]

除火葬士兵紀念碑外，印度教墳場亦有兩塊 CWGC 建造的白色波特蘭石墓碑，屬於二次大戰後皇家工兵部隊（Royal Engineers）的工兵與下士，兩人分別在 1952 與 54 年身故。這些軍人墳墓與紀念碑本身所呈現的，是在英帝國主義下，印度人在香港軍事上所扮演的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火葬士兵紀念碑擺放位置似乎曾經轉變，當中亦折射出香港（尤其九龍地區）的城市發展歷史。據當時報章報導，火葬士兵紀念碑在 1928 年揭幕時，並非矗立於跑馬地現址，而是九龍的印度墳場。1913 年 3 月，政府在九龍大石鼓撥地四公頃，用作印度人墳場，直至 1927 年關閉，停止接收新墓葬，或許由於火葬士兵紀念碑性質上並非墓葬，故得以在該處矗立。[5] 大石鼓意指旺角亞皆老街與窩打老道交界的山崗，即今加多利山一帶。

1920、30 年代，大石鼓一帶開始大興土木，拔萃男書院、九龍醫院等建設相繼落成。原先同樣位於大石鼓的觀音廟，亦因太子道興建後同時延長窩打老道和亞皆者街，而在 1926 年拆卸，並在山東街重建成今日的水月宮。[6] 1931 年，葡裔商人布力架（J. P. Braga）與嘉道理家族牽頭的 Hong Kong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 Company 收購大石鼓土地，數年間發展成加多利山，即今日我們熟知旺中帶靜、充滿包浩斯風格的豪宅建築群。[7] 由此可推斷，原先在大石鼓的墳場因而被拆，火葬士兵紀念碑亦應在該時移往跑馬地的印度教墳場安置。

單單一個一戰紀念碑，已可參透出兩重故事，既呈現二十世紀初，香港與印度作為大英帝國的一部分，講者在軍事上的密切關係，亦關涉港九墳場與城市發展的歷史。過去兩星期的修葺期間，甚至陸續發掘出多個被山泥掩埋的墓碑，其年歲有待查證。因此，跑馬地印度教墳場修葺完成後，其研究價值甚高，值得考證、介紹的地方甚多；這對於本土歷史與墳場研究有興趣的香港人，可謂佳音一則。

 

註釋：
[1] Report of the Director of Public Work for the Year 1928, in Hongkong Administrative Reports for the Year 1928, Q9.
[2] Hong Kong Hindu and Sikh Cremation Memorial, Cemetery Details | CWGC. 委員會在 1960 年改稱英聯邦國殤紀念墳場管理委員會（Commonwealth War Graves Commission，CWGC），與 1941 年香港保衛戰，以及日佔時期赤柱盟國平民拘留營相關的西灣國殤紀念墳場和赤柱軍人墳場，均有該委員會管理。
[3] Kwong Chi-man and Tsoi Yiu-lun, Eastern Fortress A Mili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1840–197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68.
[4] "Tablet Unveiled: Sikhs and Hindus Who Died in Servic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6 May 1928, 12.
[5] Notice No. 90, The Hongkong Government Gazette, 28 March 1913; Notice No. 300, The Hongkong Government Gazette, 20 May 1927. 早在 1900 年，政府已在京士柏信旗山南麓軍事用地劃出五十平方呎，闢作印度墳場（Hindoo Cemetery），這個墳場遠比大石鼓墳場小，高添強認為京士柏墳場的設立，與鼠疫導致大量駐港印度軍人死亡有關。Government Notification No. 466, The Hongkong Government Gazette, 28 March 1913; Ko Tim-keung, "A Review of Development of Cemeteries in Hong Kong, 1841-1950,"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41 (2001), 250-251.
[6] 陳天權，〈旺角鬧市中的水月宮〉，《灼見名家》，2018 年 9 月 11 日。
[7] "New Garden Suburb: Construction Company's Scheme for Huge Area at Kowloo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7 November 1931,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