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癲佬有幸受託，到了雲南的幾所大學主持就業講座。

（一）

昆明是省會，學生大多來自本地，畢業後也只留在家鄉打工。所以大學院長希望我鼓勵學生出國走走，擴闊視野。

我講的內容，大概都是香港人怎樣看內地，未來的競爭怎樣激烈，鼓勵他們多出國看看世界之類。

我還記得清楚，每場講座結束之後，都有一堆雀躍的學生拉著我討論：想了解世界但國內資訊太封閉，想停學一年探索興趣但又怕影響前途，想不通該選修專科還是通才，想出國但怕父母擔心。

純樸的雲南沒有北上廣深大城市的急躁，熱情的學生也沒有暴發戶遊客的傲慢。中國二三線城市的民風，跟媒體報導的景象很不一樣，就正如倫敦是最不像英國的城市一樣。

受限於歷史政治原因，香港人對中國的認知，其實跟外國人沒太大分別。媒體主要寫花邊新聞，而多忽略民生文化，是故有機會親身跟本地人交流，聽他們談談真實的生活，甚至到本地工作，相比閱讀教科書和媒體，是完全不同的體驗。

那幾場講座，我或許改變了他們，但他們也豐富了我對於中國的認知。

（二）

Hank Paulson 寫的《Dealing with China》，便提供了一個常人難以接觸的角度來看中國。

假如只看書名，可能會以為是教科書，但其實此書技術成份不高，倒不如說是作者以高盛總裁、美國財長、非牟利機構老闆，三個不同身份在中國工作的回憶錄。

九十年代是美中關係的黃金年代，中國領導層有志改革經濟，也深知需要依賴西方技術和知識。其中一環是改革落後的國企。中國電信、中國銀行、中國石油等等，便是第一批國家伙拍外國投行改革的公司。

以銀行為例。計劃經濟時代，所有國企和建設直接經國家融資，本來便不需要商業銀行。後來雖然國家有意改革，但初期銀行的營運方式仍然飽受政治干預，故腐敗和壞帳極多，根本無法長久經營。由於香港的經濟秩序和金融系統遠比中國優秀，當時總理朱鎔基便決定先推動中國銀行的香港分支上市（名符其實是一行兩制），成功之後再複製到其他大陸銀行。

作者是務實的生意人，無論商業抉策或是跟中國官員打交道，都會選擇「袋著先」，不求完美，寧可步步寸進。

「I have never been an all-or-nothing person. I will take half a loaf if it leads to more progress.」

（三）

事實上作者這種善於妥協的取態，亦易見於行文風格，談到主要的改革舵手如江澤民、朱鎔基、王岐山、周小川、吳儀，每每深信他們為國為民，讚賞有嘉。即使談到較為敏感的政治人物，都只隱晦帶過，極少直白批評。

從鄧小平到胡溫時代的經濟改革是成功的：一開始的國企改革，到二千年初中國加入世貿，乃至 2008 年處理美國金融海嘯，中美仍然以合作為主，箇中西方的資金和技術固然功不可沒，但也極需要黨內高層的遠見和首肯才可成事。

對於作者來說，中國政治雖不透明亦不民主，但其內部運作，並非沒有邏輯。除了黨內需要照顧不同人的利益，它也需要間接對人民問責，所以黨內提拔領導，仍是主要取決於政績。

例如說，中國高速發展之下所犧牲的生態保育，作者有不少跟中國官員合作處理環境的問題的經驗（作者是觀鳥迷，書中多次提過香港米埔）。中國的政治邏輯下，污染太大會造成人民不滿，人民不滿會威脅社會穩定，對於黨的存在便是潛在風險。

此書著於 2015 年。回望胡溫當政的年代，美中關係雖有隱憂（如匯率和人權），美國本土已有反華壓力，但始終未至於今天劍拔弩張的程度 。

在生意人的角度，合作和 de-escalation，永遠勝過衝突。是故作者結語仍抱樂觀，寄語兩國應以合作為出路（“Find China a better seat at the table”）。

六年之間，這種論述在今天的美國、西方、香港，還有多少說服力？

 

（標題為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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