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華夫

《一個人的聖經》的作者是榮獲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的高行健，他早年的《現代小說技巧初探》裡曾探討「你，我、他」的敘事觀點，而成為此篇及另一篇《靈山》的長篇小說之敘事觀點（POV）。《一個人的聖經》的書名在字面上有宗教贖罪的意味，但它的內容卻是「此岸」的「性─罪惡感─去罪─自我懲罰─發瘋」的「自傳性」贖罪，在中國近代小說史上僅見。

自從西學東漸一百多年，「心理學」仍是中國文化裡，洪荒待開發的領域，雖然張愛玲在她的散文裡提過心理分析大師「佛洛伊德」，但夏志清教授卻在《中國現代小說史》經典的說：「現代中國文學之膚淺，歸根究底說來，實由於其對'原罪'之說，或者闡釋罪惡的其他宗教論說，不感興趣，無意認識。」（見羞恥和內疚的心理學研究）

（圖片來源：一個人的聖經: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經典之作，出版20週年紀念版））

其實，中國文學避談「罪惡感」，日常用語中，「去罪」及「罪惡感」等字眼更是避之唯恐不及的禁忌，深怕映入眼簾，就招惹了「罪惡感」上身。
然而，中國人避談「罪惡感」，正彰顯了中國文化是重度的「恥感文化」。（按：美人類學家潘乃德所著的日本《菊花與劍》的「恥感文化」即衍生自中國）。
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清洗「罪惡感」，有個非常普羅大眾的「去罪」機制手段─當洋人累積了一星期的「罪惡感」，在星期日的彌撒裡，藉著餅（神的身體）與酒（神的寶血），赦免（清洗）掉了，出了教堂，重新開始另一美好的星期。

這種「累積罪惡感─再去罪」的行為模式，套一句張愛玲的話，就是「洗手淨指甲，做鞋泥裡蹋。」（見張愛玲「中國人的宗教」）
嚴格地講，中國的主流文化缺少有神鬼意義的嚴肅宗教，所以未能提供類似基督教式的「去罪」手段。造成中國人不斷的累積「罪惡感」，不斷的暴發為「一將功成萬骨枯」的犧牲(Sacrifice)或殘酷的「自我懲罰」。

 明馮夢龍所寫的春秋戰國五百年的《東周列國志》，清蔡元放評說：「人物情事，雖千態萬狀，無所不有，卻無神道僧道邪說妖言在內，便覺眼界中清凈許多，比他本稗官真是好看。」
所以，豆棚瓜架式的《聊齋志異》並非中國小說的主流，《紅樓夢》中的仙人道僧，「假語村言」的談談「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的涅槃，而不談其它的「邪說妖言」。
然而，「萬法皆空」的涅槃，並無法「去罪」（清洗）累積的「罪惡感」，反而衍生了中國小說文學裡，血流成河的「傷痕小說」。

 《一個人的聖經》是中國近代小說文學史裡非常特殊的「傷痕文學」小說；它顛覆了宗教「原罪」的赦免和救贖。而在「此岸」，以「自我懲罰」的方式來「去罪」。事實上，六根清淨的「古佛青燈」，可說是自願的「單獨監禁」─監獄中最嚴厲的懲罰。
通常，一般人「去罪」的手段也是「自我懲罰」，第一個其常用的手段，即是摧毀自己親愛之人和心愛之物（如身體、事業）。所以，「去罪─自我懲罰」是「人性」中最痛苦的枷鎖。身帶枷鎖的人不僅追求受苦，甚至以苦為樂，並摧毀別人歡樂。
第二個常用的手段，就是高懸一個「止於至善」的傳統道德倫理「高標」，令中國人永遠頭破血流的無法達標。例如，陳忠實在小說《白鹿原》裡，花了很大的心力與篇幅敘述鹿子霖及其媳婦冷秋月的死，是「中國小說史」上最悽慘的傳統道德之「自我懲罰」，但陳忠實賴以寫作的「文化心理學」是傳統道德的「潔淨版」，並未能涵蓋「去罪─自我懲罰」的人性枷鎖。（請看拙文：探究華人的「罪惡感」？─驀然回首（6））

我們接下來仔細分析《一個人的聖經》的小說文本：
起初，「他」（男主角）和「那姑娘」（「倩」）素昧平生，倆人都在亂世逃難，而必須擠在逃難江邊老舊客棧唯一剩下單人鋪位的一小間，並以假夫妻名義登記投宿。（244頁）
當晚，等到樓上拖拉尖叫的搜捕聲平息後，小說裡，作者頗細節的描述「他」與「倩」發生了性關係，然而，這是傷痕文學裡，典型的倉皇亂世、非愛情之「一夜情」。
「他」（男主角）日後是這樣回憶：
「事後，很多年之後，他回憶當初，記起過這一夜，也有過調情，有過誘惑，有過慾望和衝動，也有過愛情，不僅僅是恐怖。」（246頁）
而就是這個「恐怖卻仍有愛情」的「一夜情」，多年後，讓「他」先放出風聲：
「讓村裡人知道他要娶老婆了，倩要同意的話也好辦，去公社領一紙結婚證書就是了。」（324頁）
但正是這只結婚證書，就開啟了一連串，無法回頭的「去罪─自我懲罰」之不歸路。「倩」說：「你騙了我，利用我一時的軟弱，我上了你的當」（335頁）
「他」答說：「什麼當？說清楚，是那一夜在江邊，還是這婚姻？」
然後，當「倩」把尿罐子砸上「他」的頭殼時，
「他」說：「你瘋啦！」
「你要把我打成神經病，沒那麼容易!」女人獰笑道：「我也便宜不了你！」 ．．．．．．．．
「他日後許久厭惡女人，要用厭惡來掩埋對這女人的憐憫，才能拯救他自己。」（3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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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很難再去愛一個中國姑娘，你離開時把那小護士扔了，如今已不覺得內疚，也不在內疚中過日子。」（423頁）
「你不清楚樓板上（按：在「西班牙」，而非「江邊」）發生的是強姦還是盡歡」（448頁）
「管風琴和合唱。旅館房裡都是講究的舊家俱，沈重的橡木桌子，深棕色的雕花衣櫃，帶圓柱的木床也雕的花。窗外街燈燈罩的球面沒有閃光．．．．十二點的飛機回巴黎。」（449頁，小說的結尾語）

說到底，《一個人的聖經》是什麼樣的小說？它真的訴說什麼？
其實，它屬於「意識流小說」，小說的內容是作者的「情節記憶」Episodic memory），小說的結構是記憶承載的人「腦神經網絡」。「意識流小說」摒棄了故事的敘事結構，就如同給嬰兒洗澡後，倒掉嬰兒澡盆裡的洗澡水─小說裡的草蛇灰線、埋伏、傳奇、象徵、懸疑、秘密、戲劇反諷、衝突、高潮、矛盾解決─的同時，也把嬰兒─讀者的感動─倒掉了。（見拙文張愛玲的後半生傳奇─文學與藝術（1））

 但《一個人的聖經》卻不是張愛玲的《小團圓》或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In Search of Lost Time）等典型的「自傳性」小說，因為典型的「自傳性」小說，通常都會曲筆淡寫，已是過眼煙雲的人生傷口。而《一個人的聖經》卻不同，高行健不僅赤裸裸的展示它，並一再傷口上抹鹽的告訴讀者，他當時很痛，而午夜夢迴，他更痛。

高行健到底在「痛」什麼呢？
他在小說裡隱誨的沒有點明，但卻很明顯，並非「女人」、「愛」、或「性」，《一個人的聖經》中的「性」敘述，套句張愛玲評《金瓶梅》之語：「書中色情文字并不是不必要，不過不是少不了它就站不住。」（《國語本《海上花》譯後記》）
小說文本裡「字面」（literal）意思的詞彙如：「尿罐子」、「神經病」、「內疚」、「拯救」。應該是作者的「藏筆」，也並非作者的「人生最痛」。但使用的頻繁的關鍵字（keywords），往往會洩漏作家「藏筆」的倪端。
《一個人的聖經》使用最頻繁的關鍵字是：革命（147次）、性（100）、同志（70）、政治（64）、痛（59）、身體（43）、公社（39）、國家（36）、褲（36）、奶（32）、姦（28）、胸（27）、毛主席（26）、藝術（25）、文革（25）、操（24）。相對的，而張愛玲的《小團圓》是：革命（1次）、同志（1）、政治（3）、公社（0）、國家（7）、毛主席（0）、藝術（0）、文革（0）。足以顯示兩書的內容與主題是南轅北轍。
其實，高行健要說「人生最痛」，往往未必真的能說出，它通常也並非小說技巧可以駕馭體現的。（按：參看高行健《小說的藝術》，載於其《創作論》第49頁）

作者高行健打心底就無意扮演先知上帝，拯救世人。《一個人的聖經》雖然表明此小說是個「私貨」聖經的「救贖」，但也成功的描述了「人性」中最痛苦的枷鎖─「去罪─自我懲罰」。身帶枷鎖的人不僅追求受苦，甚至以受苦為樂，並摧毀別人歡樂。於是在沈重的「傷痕小說」氛圍下，中國風趣幽默的文學花朵凋零了，萎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