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音樂源於「信仰」；我深信我一切才華，全是上帝的恩典。』

3月21日知名壽星：「音樂之父」巴哈（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


璀璨星空，時序進入了牡羊宮，對古埃及天文學家而言，意味著「太陽（創造主神）重生之象」，然對於巴哈，這位熱情洋溢的音樂工作者，後輩所推崇永垂不朽的「巴洛克」藝文教育家來說，他的降生，更代表著古典音樂的奠基跟扎根，甚至成為音樂發展史上影響力最為深遠的作曲家之一…

作為家族第五代音樂人的他，從受難禮拜的教會獻詩直到夜店DJ刮盤的混音，巴哈的音樂早已無遠弗屆，但出生於神聖羅馬帝國艾森赫納（Eisenach，今德國中部），家裡排行第八的老么，巴哈可不像梗圖裡那笑開懷的「八個哈」（！），10歲喪父，母親更先走一步，主要由管風琴師長兄扶養成人的他，15歲那年就已經是個經驗豐富的街頭藝人，更兼差擔任婚喪喜慶上的駐唱歌手…但他不忘持續學習，收集了不少神學著作，供閒暇時閱讀、進修。

西元1705年，年方二十的巴哈，隻身前往異地服務。或許體內流有牡羊男不服輸的血氣方剛，除了對小鎮詩班的素質不高而感到惱怒外，居然還與巴松管樂手爆發了肢體衝突（！）而被登載在法院的紀錄中；此外，他還在虛心求教作曲家前輩後，在主日敬拜時使用了較為花俏的裝飾音與和弦，迷惑了習慣傳統吟詠的信眾，進而遭到了教會權柄者的警告！當時的巴哈，龍非池中物，琴藝儼然已超越世代既有水平，藝術造詣更非俗夫與之匹敵，然創新的詮釋風格卻惹火了墨守成規的「虔敬主義」派人士！禮拜歸禮拜、音樂歸音樂，孤獨如他，在充滿敵意的汙衊聲中，巴哈的音樂被莫名扣上幾近野蠻的「世俗化」帽子。

西元十八世紀一零年代中葉，巴哈來到了威瑪（Weimar），並在此遇上生命中的第一個貴人，也就是駐地的執政官公爵恩斯特，透過薪餉的翻倍，加上開明的譜曲自由，他的管風琴音樂越見成熟、高明，也擠身歐洲最具盛名的管風琴演奏家和作曲家之林。而他也親自培訓專業的樂隊和歌手，建立起小規模且訓練有素的巴洛克室內樂團。

幾年之後，為了謀求更好的發展機會，他拾起行囊再次啟程，來到科騰（Köthen），擔任樂團指揮（Kapellmeister）。在這個備受市民禮遇的城市，巴哈享有相當於高級官員的俸祿，和真正適才適所，本身也會樂器演奏的長官（利奧波德王子），更有一群合作無間的音樂事工。此外，喜欣看見自己當年快10歲的長子威廉（W．F．巴哈）可望繼承家族衣缽，成為第六代音樂人，巴哈也在此地寫下了教育下一代的啟蒙小冊《Klavierbüchlein für Wilhelm Friedemann Bach》，更完成了經典的《平均律鍵盤曲集》（Das Wohltemperierte Klavier，此為第一卷，24首）和《布蘭登堡協奏曲》（Brandenburgische Konzerte）等作品…



西元1723年，38歲的巴哈抵達萊比錫（Leipzig），面臨部分官員質疑其學經歷的糾葛，他以音樂總監之姿，擔負城內四所主要教堂的專責音樂事務，但也忍受著萊城濃厚商業氣息之下，對於音樂演出的高度容忍性（萊比錫當年是個自治商業城，沒有專業的宮廷樂師。所謂城市樂師其實只是由一群業餘人士組成的樂手，稱不上有水準）；多年以降，巴哈與市政府之間的抗爭（對立？）仍持續進行著，西元1730年5月，當局要求他補足能取得獎學金學生的空缺，巴哈面試了多位應徵者後，謹慎寫下專業評估報告，但後來市府正公布的通過名單與巴哈的推薦人選出入頗大，顯然高位者忽視巴哈的寶貴意見！

西元1736年11月，經過一番苦心的爭取，巴哈終於取得「波蘭皇家及薩克森選侯宮廷作曲家」的正式官方頭銜，用以制衡萊比錫城對他音樂實力的存疑，但也在同一時間，巴哈卻也面臨到主事者更替和大環境變遷下，新任萊比錫大學校長對於音樂藝術教育的排斥，尤以加重當代學科，意圖減少古典及神學課程比重的思維中，校長更是認為巴哈主持的音樂課程已經落伍…

是的，隨著歐陸「啟蒙運動」和教會固有威權的各自興起和失落，典雅的巴洛克風格也受到新潮派後輩們的嚴厲抨擊，步入中年的巴哈，在樂曲創作與音樂教學上也慢慢產生前所未有的質變，將研究和譜曲重心回歸器樂，並且開始重視自己出版的作品集；西元1740年起，人生旅程最後的十年，巴哈不減年少時熱情、積極的動力，決心將筆下器樂曲式發揚至更趨於邏輯化和深入，不只花費時間修訂過去譜寫的作品，更潛心改編、擴增前輩音樂家所留下來的諸多音樂成果。



數算巴哈生涯末期的傳世之作，當之無愧者，自然是《賦格的藝術》（Die Kunst der Fuge，BMV 1080），這部可能草擬於西元1740年，未指定樂器的未竟瀝血之作，被音樂研究者認為是在一部音樂作品中，極盡可能的去深度發掘複音音樂對位法的所有可能。

西元1749年，巴哈受白內障所苦，視力可能已接近全盲，雖然英國醫師兩次為其進行手術，但就在隔年的7月28日，當時「神童」莫札特尚未出生（1756），「交響樂之父」海頓也才剛滿18歲（1732），這位一生算來漂泊的宮廷樂師兼管風琴家，巴哈，可能肇因於糖尿病所引發的二度中風，悄然別世，享壽65歲。

帶些遺憾地，萊城議會對巴哈的死顯得無動於衷，給予故人的評價也極為普通。沒有留下任何遺囑巴哈，遺產歷經爭執與激辯後，可能由九名在世子女與遺孀安娜（Anna Magdalena Bach）均分，但議會似乎有意攔阻給付給遺孀的救濟金…安娜最終仰賴慈善撫慰金，以及來自於巴哈三子（Carl Philipp Emanuel Bach）的協助，從此在貧民救濟院度過餘生，直到西元1760年2月逝世。

回顧巴哈的樂師人生，待過九個城市，一輩子沒離開國門（日耳曼），前後兩段婚姻，總共多達20名（其中10名夭折）婚生子女需要照顧，就我們後人的角度來看，無論再怎麼努力，巴哈，想當然耳，絕對不是一個光靠作曲、賣譜就能夠發大財的音樂人…

更加殘酷的是，對照跟巴哈同一年（1685）來到世間，終生不愁吃穿，周旋於貴族世家的韓德爾，不只享盡榮華，更被奉為國王殿前貴賓。兩人雖然都是作曲家，但巴哈在他活躍的年代，不是想像中光芒四射、通告滿檔的網紅，反倒像是默默耕耘、盡忠職守的基層公務員，而且沒有充裕退休金的完整保障。

論現實生活，音樂人巴哈不好當，也沒機遇得以變成貴族寵愛的仕卿，可是對作曲的堅持，他卻一時一刻都沒有放棄，一生將心血投注於融會貫通前人技法，整理讓其盡善完備，更以後人無法超越，難以想像的對位法技術，讓音樂昇華為無法言喻的藝術巔峰。即便晚年失明，病榻前的巴哈依然繼續從事作曲的工作，直到離開人間。或許對他而言，上帝之外，音樂就是他的信仰，然此一信仰，其實正是來自於上帝的恩典！

好友們您知道嗎？

在巴哈辭世後的約莫60年間，他的各項作品其實並未受後代音樂家們所重視，並在當時主流音樂圈的刻意忽略下，「淪落」到僅被拿來做為音樂系學生的練習曲而已，更不用說個人的歷史評價已遠遠落在韓德爾之後。

直到西元1805年，德國知名音樂家與指揮家孟德爾頌（Felix Mendelssohn，1809－1847）的父親，也就是銀行家亞伯拉罕（Abraham Mendelssohn），出面購買了大量的巴哈作品手稿（多數來自於C.P.E. 巴哈），並將其捐贈給柏林聲樂學院，有效保存了巴哈的音樂精華；西元1829年3月11日，孟德爾頌以自己的專業和睿智，重新體悟出巴哈音符裡的精髓與意涵，因此力排眾議，決定演出早已鎖在圖書館檔案室，塵封許久的巴哈宗教清唱劇《馬太受難曲》（Matthäuspassion，BWV 244）...


原本一場不被眾人看好的宗教音樂會，往昔如「歌劇般」的音樂特質受到基督新教虔信主義會眾和萊比錫市民所敵視的《馬太受難曲》，以《新約聖經 馬太福音》第26、27章為歌詞，共有「最後的晚餐」、「耶穌之死」共 68 首曲子所組成的大型宗教樂曲，三個小時的演出，落幕之後竟大大震驚了整個歐陸樂壇！從地極到海角，許多樂評都難以置信，宛若聖詠天籟般，深刻刺進人們心底深處的偉大傑作，會是早已被人遺忘的巴哈所作！

因《馬太受難曲》而在樂壇「復活」的巴哈，音樂大師的地位也隨之被確立起來，成為西方樂壇發展史中最具代表性的奠基石。直至西元二十世紀，透過各音樂流派的競合與反轉，全新的古典音樂發展趨勢「新古典音樂主義」崛起，巴哈的音樂地位再次被不少作曲家給提升，此時期的不少音樂家們，乾脆自稱是巴哈的「信徒」。

『Bei einer andächtigen Musik ist allezeit Gott mit seiner Gnaden Gegenwart.（Where there is devotional music, God with his grace is always present.）』

最後，要提醒各位好友的是，在某些史籍資料裡，大家會看到巴哈的生日不是3月21日，而是「3月31日」…那是因為新舊曆法的換算所致，在他生存的時代，生日是3月21日。


尾聲：

不少專業樂評或是發燒友都會私下評論道，韓德爾的音樂，很好聽，可是僅只於吃飯、聚會的時候；巴哈的音樂，不能算是好聽，卻是一種擁有不論在什麼時候聆賞都會令人感動的魔力。更甚者，一種單純發自內心的感觸，有些樂迷還形容，巴哈的音樂，沒有其他的，就只有一種極為深邃、難以捉摸的魅力，越聽越著迷，聽到後來，歌單裡唯有巴哈一人。

何時聽巴哈？

告別式、被隔離、想不開、怒火攻心、溫習功課、無所事事，巴哈，Johann Sebastian Bach，他一直在等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