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退潮、道路自信与国际公民，两位中国Z世代留学生眼中的世界
「经历了疫情，“道路自信”的声音格外强烈，新一代的中国大陆精英留学生，是如何表述自己，如何看待自己和世界的关系的？」
特约撰稿人 周唯 发自上海
民主制度真的就一定好吗？在上初中时，Jerry产生了这个疑问。在威尔士的沿海小城里，他是少有的中国面孔。这个风景优美的英国小城以绵延不绝的海岸闻名，人口仅有三万左右。12岁的他拿着奖学金独自来到这里的一家寄宿学校。然后，伴随着同学随口说出的“你是不是吃狗肉啊”之类的问题，他对自己曾向往的西方世界产生了怀疑。
另一件让他失望的事则是2016年特朗普当选。他至今还记得那一天，刚刚回到宿舍，他就听说特朗普当选了新一任美国总统。Jerry说自己那时候的第一反应是：“Trump? Won? How?”——特朗普？赢了？什么鬼？
今年17岁的他常常还是会想到当年的情景。他曾经觉得民主制度是“最好的制度。”现在的他对此有了更多的想法：“当大部分人都很蠢的时候，民主制度非常糟糕。”
虽然有着在不同国家生活和学习的经历，但Jerry已经很少去比较政治制度的优劣。特朗普的当选让他对西方政治制度失去了幻想，进而产生了一种虚无，他怀疑每种政治制度——不论是共产主义制度也好，还是民主制度也罢：“说到底，都挺差的。”
他的家乡在中国北方，因为家里规划的早，Jerry很早就出国留学，在英国威尔士读了两年初中后，他辗转回国接受教育，最终打算前往北美读本科。
近年来，像Jerry这样的中国小留学生数量井喷。就读英美高中或本科，曾经仅是少数家庭才能负担的奢侈品，而现在，在中国各大城市，中产家庭接踵而至为昂贵的英美教育买单。美国开放门户报告的数据显示，2019到2020学年，中国在美留学生数超过37万名；而这一数字在1999到2000学年还不到7万。
在美留学的低龄学生也数量激增，本科留学生目前已经占到在美留学生总数的39.8%，超过在美中国研究生及博士生数量。而中国在美国的K-12阶段留学生，在2019年也达到了36842人。而这一数字在2010年还仅仅是8857。美国私立学校本科，学费加生活费用往往逾7万美元一年，换句话说，自费留学一年的开支将会超过45万人民币。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留学生为美国带来1030亿人民币（159.4 亿美元）的经济效应。
然而，在留学生数量激增的同时，中国和外界的关系变化，也逐渐影响着年轻留学生对未来的想象和人生选择。
“敌意”
Jerry很小就知道自己最终会出国接受教育，完成公立小学三年级的教育后，Jerry的父母就让他休学在家，没有继续公立学校的课程，而是把主要时间都用来学英语。母亲也曾辞职一段时间专心在家培养他的英语能力。Jerry在12岁时拿到了全额奖学金去英国威尔士念私立初中，开始了独自在外求学的旅途。
因为父母经营一家英语培训机构，Jerry从小就经常同美国外教互动、也常常阅读原版的英文绘本和书、参加各式各样的英语演讲大赛并获奖。但在Jerry生活的城市，出国念初中并不是一个常见的选择，与其说是自己的选择，不如说这个是“家里一直以来的一个规划”。Jerry说。
Jerry家是普通的中产阶级，出国念书是一个不小的负担。虽然最开始在英国念初中得到了全额奖学金，但后来Jerry回到国内念国际学校时，一年的开销达到了近40万人民币。即使Jerry拿到了一部分的助学金，这一开销对家里来说还是非常吃力。
在英国求学时，Jerry所在的私立学校建于19世纪，上私立寄宿学校的英国本地学生多以中产及中产以上的家庭为主，国际学生面孔寥寥。学费及生活费超过两万三千英镑一年（约合20.2万人民币）。
对Jerry来说，在有着教会背景的英国寄宿学校的生活并不是完全愉快的回忆。中国面孔的他在威尔士的私立寄宿学校中显得格格不入，他也因此遭到了同学的霸凌，“尤其是当时我很胖，又不运动，还是个中国人。”有英国同学会来到他身边，把眼睛做成眯缝眼的样子，然后对着他的脸吼“Ching Chong”，有些同学会来到他身边说“こんにちは（日语的你好），你是不是吃狗啊。”回忆起来，Jerry觉得这些霸凌并没有特别严重，部分是因为“都是小孩子”“挺傻的”。但当时12岁的他还是因此有了“对外面世界的不好印象”。
在中国时，Jerry对西方世界的了解来自于美国外教、阅读的原版书籍、看的英文动画与电影。而刚刚出国时，同学们的调侃和霸凌，以及网上经常会看到的“中国没有人权，没有言论自由”的言论，让Jerry感到来自同学和网络世界的“敌意”扑面而来。“当时非常不理解为什么会那个样子。不理解就会有反感。但就没办法。”Jerry说自己现在对这些言论会有更多理解，也意识到这些人的想法可能会永远存在，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仅仅是因为有些人是种族主义者，不代表所有人都是种族主义者。“如果这么想的话，那我就变成一个种族主义者了。”
曾有一次，Jerry的一个穆斯林朋友给他发信息，“Jerry，关于维吾尔人，你知道多少？你知道他们（中国政府）在对维吾尔人做些什么吗？”提起这件事，Jerry说自己下意识的第一反应是“defend China（维护中国）”。Jerry认为，自己下意识地维护中国，是因为自己的中国人身份，使得在看到对中国及中国政府行为的攻击时，容易感受为一种私人的指责，“你本质上也是在说这也一部分是我的问题”。
正因如此，他下意识的反应是反驳朋友。却没有在回答中直接说出自己的观点：“我知不知道并不重要。我知道、或是我不知道——并不能改变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无法做出任何改变，所以我看不到任何人们谈论这些事情的必要性。”
即使现在，当Jerry被问到对新疆问题的想法时，他都不想给出明确的观点：“如果你讨论这个东西只是为了讨论而讨论。但不是真正去改这个东西、也没有任何能改变的方法，那我不知道讨论有什么意义。”他说。
而在这种冲突的背后，是中国和美国对同一事件截然不同的叙事。2021年1月，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中国在新疆囚禁了超过一百万维族人及其他少数族裔，并强制他们劳动、节育，限制其宗教自由。”在同份声明中，他表示：“我确定中国在中共的领导和控制之下，对新疆的主要是穆斯林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宗教少数群体实施种族清洗。”
对这些来自美国的指责，中方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在当时的新闻发布会中回应称，“蓬佩奥在过去几年里撒了太多的谎，放了太多的毒......所谓中国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和犯‘反人类罪’彻头彻尾就是以蓬佩奥为代表的个别反华反共势力蓄意炮制的耸人听闻的伪命题和恶意荒唐闹剧，只存在于蓬佩奥之流的丑恶政治阴谋中。”
“墙”内外叙事的差异显然也对Jerry造成了困扰。在中国政府对待维吾尔族人这件事情上，“这些事情真的发生了吗？你怎么就知道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呢？谁告诉你这件事真的发生了？你能相信你的信源吗？如果你说我的信源全是错误的，那我怎么能知道你的信源是否正确呢？”Jerry说。
而就言论自由本身而言，他也有着相同的困惑。他说国外社交媒体上也有很多东西不会出现，比如支持希特勒的言论，既然如此，“我不相信言论自由这个东西。不管你是多么自由，你还是有你不被允许说的东西。你仍然要面临限制。那为什么你说你的限制就是正确的，而别人的限制就不是正确的限制呢？”
“人们只是随便相信一些不知道来源在哪里的东西，让我感到很痛苦。”Jerry说。
“一种文化自信，就那种感觉”
成长在内地中部省份的陈同，对西方世界的接触虽然没有Jerry那么多，也在初中时就对外面的世界有了负面印象。19岁的陈同今年在美国一所顶尖的公立大学读大学一年级，因为疫情，仍然滞留国内上网课。陈同初中就读于她所在省份最好的公立初中，学校里每届有超过1000名学生，每次期末考试都会连考三天，然后全校从上到下排名。“我很享受这个状态，因为我每次都是既得利益者。我每次都能排到很高。”
自述为应试制度下“既得利益者”的她，2015年在初一的一次期末考试里，又一次取得了年级排名前50的成绩。作为奖励，学校选年级前50名的学生到英国的一所初中游学。“我们当时在英国学校里学习几天，就觉得。哇，这个学校教的东西好简单啊。大家也不是怎么爱学习的样子，她们怎么会这样呢？”
当时每次考试都锱铢必较，觉得学习是“很大负担”的陈同无法理解，“他们上学好像也没有很大的负担。”“他们也不会特别在意课到底有没有学懂，分要考多少，同时学了很简单很简单的数学。”此外，“那些女生有很多自由去打扮”，让陈同感觉“不太好”。
中国的中学教育可能在数学和科学等学科难度上比较有挑战性。联合国经合组织主办的针对中学学生的评估项目测试中，上海学生的数学、阅读和科学科目测试多次均居世界第一。几年后，陈同在美国用来大学申请入学的标准化考试ACT中取得了35分的高分，离满分仅差一分，超过99%的同期美国高中学生。
中国社交媒体和媒体上的舆论，也给了陈同“一种文化自信”。陈同用了中国大陆的问答网站“知乎”作例子。“有很多批判美国政治制度的不好，然后（提到）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就会给我们这一代看知乎的小孩带来一种文化自信。”，当然她也认为知乎上的问答也“很有引导性”，“有很理智的，也会有些煽动。”
在“知乎”上，“文化自信”的帖子和回答十分常见。在一个标题为“历史上有什么事件让你相信有国运这个东西存在？”的问答里，投票人数最多、获得超过15万人赞成的一个回答写到：“特朗普任期打乱了美国的节奏，暴露了美国的底牌，疏远了美国的盟友，激化了美国的内斗，不仅没有阻遏中国崛起，反而唤醒了中国民众、打脸了亲美公知......对中国制度的批评都显得可笑了。中国无安内之忧，可以全力攘外。”
这种一方面批判美国制度不稳定且根基薄弱、一方面又鼓吹中国综合国力的实力和政治制度的“优越性”的回答，在知乎上往往十分受欢迎。而知乎的受众，很多则是在互联网“墙”下长大的这一代中国年轻人。
陈同也意识到，中美双方的冲突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墙”。“信息不对称。国内好的信息传不到国外去。国内坏的信息会被国外的媒体很夸张地报道出来。”
“国内也会报道很多国外的不好的地方。就相当于大家互相伤害。”关于新疆、香港等国内公众讨论里被严格审查的话题，她认为国内经常会试图掩盖这些问题的存在，这点国内并不“冤枉”，但与此同时，她认为国外的人对国内的实际情况也缺乏了解，“也不冤枉”。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矛盾很容易出现。这让她这个在中西教育系统间游走的人“感觉挺难受的”。
她对西方国家的批判则来自于另一个维度：阶级。陈同认为，在中国的公众讨论中，阶级是一个常常被大众提到的标尺，而这种对阶级固化的警觉、以及对“资本家”的警惕，使得中国有潜力去追求一个更加平衡、更加公平的社会。她认为，在中国，阶级固化是一个可以被放到公众讨论中的话题，大家也往往对此充满“警觉”。
在官方话语里，“扶贫”和“脱贫”一直都是重要的议题。2021年2月，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提到，“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尽管脱贫运动的较低标准、可持续性和实际情况受到了外界不少怀疑，但对陈同这样的年轻一代来说，对“阶级”的理解不仅仅只是这些官方的语言，她更多的信心在于“the people”（人民）。陈同认为，有的时候官媒的立场反而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的，官媒“发的很多东西是真的很脱离人民的东西”。她认为这些真正来自“the people”的声音往往出现在媒体的评论区，“the people会有这种意识说你这个东西写得不对，你这个东西有误导，你这个想法有错误”。而这种来自于人民内部的“呼声”让陈同对这个体制充满信心。
而在美国，有钱这件事本身似乎是有正当理由的、无可厚非的，没有这种对阶级的“警觉”。“美国的制度本身会造成阶级固化的情况。”陈同说。“在美国大家会谈到这个问题，但他们没有这么大的motivation（动力）说我们一定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我们一定要警觉起来。我们一起去反抗资本家。”
陈同对美国“贫富差距”的认知，可能一部分来自中文媒体对美国的报导。疫情以来，央视新闻就曾发表数篇文章，描述美国在疫情中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2021年1月份，央视新闻报导称有美国普通民众疫情期间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而有些人为了给孩子提供充足的食物、不得不开始在自家后院养鸡。
她说，自己之所以比较拥护中国制度，是因为这个制度有“优越性”。近些年国内每当有阶级差异的苗头时，“就会有一种呼声，跟这个政治体系相关的呼声说，需要需要提防这种状况。会拿一些毛泽东的语录出来说。”陈同说，“大家在这个体系里面会有这个意识，要抵抗阶级固化——特别是经济方面带来的阶级固化。”
陈同曾在一家中国大陆媒体实习。一次，她去采访一名女村医被强奸的案子。女医生报警后，当地派出所警员、派出所所长和信访局局长都想尽办法把这件事压了下去。医生试图去北京上访，更多的麻烦来了，信访局的人也到了北京，把医生拦截下来。陈同去采访医生时，事情已经过去一年多，但“一点儿结果没有”。“我当时就觉得这个问题很大 ，真的很讨厌这种情况。”看到了医生被层层叠叠的官僚系统捂住、无法发声，陈同觉得“很失望”。
但她最后认为这些事情并不能改变她的立场。“这个事情没有大到足以撼动我，（让我觉得）我们的制度有问题。”陈同说，“因为这种事情在哪里都会发生”。
疫情
2020年十月，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 在 14 个国家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许多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看法越来越负面。疫情发生后，负面情绪飙升。在澳大利亚、英国、美国、韩国等国，负面看法达到了十几年来的最高点。2020年也是第一次有超过半数的美国18至29岁的年轻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
这些对中国的负面情绪，尤其是在年轻人中的负面看法，Jerry和陈同都感同身受。Jerry说，他曾经在Reddit上看到人说“都是因为中国有人吃了只蝙蝠”。这样的言论让Jerry感到很难受。
他试着去理解这些言论，“某种意义上说，人的本能就是去找一个敌人，一个可怕的东西。”
但这些歧视性的言论和负面情绪也在逐渐地改变一些年轻人对外面世界的想象。202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指出，反华种族歧视会令海外中国留学生变得更爱国。“如果海外中国学生同时接触到种族歧视的言论、和对中国政府持批判态度的言论，他们更可能会表现出对中国当下政治制度的认同。”这篇论文的作者之一，美国斯坦福大学传播系助理教授Jennifer Fan在给端传媒的一封邮件中写到。
陈同说关于疫情的一些网上歧视性言论让她“看了之后就很生气”，但她说自己“放下手机后又会觉得无所谓”，“是他们这种人有这种想法，是这些人本身的问题。”不过，她的确感到，中国政府对疫情强力的控制，加强了她对中国政治体系的认同感。
武汉刚刚封城时的混乱场面——缺少防护资源、后勤供给不足、交通瘫痪、缺乏救治等——让她一度对中国的政治体系产生了怀疑。“疫情刚出来，突然觉得国内制度的缺点一下子暴露了出来。“这个制度问题真大”。
然而，随着政府强力的防疫措施起了作用，中国的感染率逐步走低。特别是疫情开始在世界各地蔓延，有了其他政府处理措施的对比之后，陈同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反而更加认同了：“后来发现美国居然这么严重，而且它居然有这么多drama（戏剧化）的事情，大家的认知的下限已经被刷新了。大家最后反应过来，还是国内的好”。“美国应对疫情的措施在我们看来比较惊讶，美国的人，有点反智。”
前述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国家中，比起中国，只有美国收到了更多的公众负面评价，认为美国应对2019冠状病毒疫情的处理方式非常糟糕的民众中位数为84%。
回想起来，陈同对于中国政府的认同感，恰恰是与美国日益攀升的感染率相对应的。“当时只有中国有这种情况，大家会觉得特别骇人听闻，觉得我们国家怎么会堕落到这种程度，但后来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有，就觉得我们国家其实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疫情期间有段时间陈同在北京实习，北京出了几例疫情，陈同所在的区全区提供了免费检测，当天检测，第二天就可以拿到结果。陈同觉得政府非常“有效率”，可以“很快地去封城、很快地去给染了病的人提供治疗。”虽然封城对于个体而言意味着失去一些自由，然而对整个国家来说，这是一件“有效率的事”。陈同把这种个体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归于“宏观”和“微观”的差异。在她看来，中国的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宏观”层面上，可以集中资源，有效地做事情。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为了控制疫情，只能去这么干。”陈同说。
“ 我觉得我是个世界公民”
尽管对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顾虑重重，Jerry还是相信自己已经变成了“世界公民”。“我还是相信通过足够的沟通，我们是能解决问题的。前提是需要是一个有控制的沟通。不能是大家都在同一个地方互相喊，互相骂。”
亲身经历了英国的私立教育、在中国大陆的公立和国际学校后，Jerry对不同教育系统的差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他仍然对美国的“民主”“自由”叙事充满了怀疑，但Jerry也认为英美的教育体制还是要比中国的好。在公立学校的经历让他觉得：“我们中国的教育情况，也就是往里塞东西。往学生脑子里塞东西，指望着学生能理解，会学会东西，但我们什么也不会学到，在学校你只能学会如何去考试，如何去应付老师，应付各种各样的东西。”
父母送自己出国的初衷在于“机会”，更具体一点来说是“更多的工作机会”。在英语标准化考试TOEFL中取得118分的Jerry希望能够将来回国、在公立教育系统里做出一些变革，从而使教育更加有效、和尊重学生的个体需求，而不是仅仅注重应试。
陈同则明确自己不是一个世界公民。相比于她身边的一些表达对香港民主派的支持、并且向往美国政治制度的同学，她认为自己“立场特别明确”，而因为这种坚定站在中国一边的立场，她觉得自己也避免了“里外不是人”的情况。
因为她不那么认同美国的制度，她把去美国读书看作一个拓宽视野的机会。“我们就是需要去，然后就去了。”她最终还是想要回国发展，从事媒体相关的职业，这部分是因为，她认为自己在中国国内还是属于“privileged（有特权的）”。她自信能够在国内竞争激烈的企业里“做到很好”，对陈同来说，有着“996”（即一周工作六天，早上九点上班，晚上下班）工作氛围的国内公司跟自己曾就读的公立初中很像，那种从上到下都有着紧张氛围和激烈竞争的环境，某种程度上跟自己的成长环境相同，而在这种环境里，自己向来都属于“做的很好”的那群人，换言之，也就是“有特权的人”。
而另一个“特权”则是，陈同自己并不属于受打压的少数群体。“确实，这个制度不鼓励LGBT，不鼓励宗教......但我作为非LGBT，没有宗教信仰的普通中国人，这个制度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
但假如自己是LGBT群体中的一员呢？高中时期曾做过LGBT相关活动志愿者的陈同说，那将会给自己的生活和选择带来很大的改变：“如果我是LGBT，我觉得我会改变很多，我觉得我会很想去美国，可能会定居在美国，并且在美国结婚。”
应受访者要求，Jerry，陈同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