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存在对非洲人的种族主义吗？思考第三世界移民与广州
「“根深蒂固的问题在于教育。我认为中国人需要开始思考种族主义在中国背景下的含义。”」
訪談、翻譯/靳夏楠
2020年2月初，Covid-19疫情在全球爆发，4月初，在广州的一些非洲人被迫接受强制性隔离手段，被拒绝进入购物中心等公共场所及被扣押护照。4月13日，美国CNN第一时间报导广州三元里的非洲社群被强制隔离而流落街头的新闻，引发世界对“中国种族主义歧视”的关注。
面对“种族主义”指责，中国国内主流媒体认为西方媒体对三元里事件的报导是“挑拨中非关系的圈套”。与此同时，尼日利亚、肯尼亚等几个非洲大国纷纷约见在地的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谴责广州地方政府对其国民施加了种族主义暴力。原本良好的中非关系变得有些微妙。
广州的这一事件成为了某种时代标志：自此以来，中国到底有没有种族主义，变成了网上两方争执的热点。
作为身在中国的非洲知识分子，如何看待这一争执？三元里事件一年后，我们采访了长期在中国调研非洲社群尼日利亚的学者晓欧（Oreva Olakpe）。晓欧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瑞尔森大学（Ryerson University）的博士后研究员。2015到2016年间，她曾在北京师范大学访学，研究了北京和广州的非洲移民。在她看来，对非洲裔人群的歧视是世界性的，而中国并不构成一个例外，无论是在中国的非洲人遭遇的一些不方便，还是历史上出现的排外情况，都说明种族歧视问题在中国是存在的。
中非移民
端：你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南南移民”，也就是从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移民。2017年你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目的地：中国——剖析在中国的尼日利亚移民》。在文章中你提到，根据联合国难民署2015年的报告，86％的难民移民实际上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之间。这还是很惊人的。因为我们谈论难民危机时，一般会立即想到欧洲。是什么让你注意到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移民呢？
晓欧：这方面的兴趣最早来源于我青少年时期的体验。我16岁起因为上学就开始移民，很小就在不同的地方生活。随之而来的是，我渐渐地对不同类型的移民产生了兴趣，尤其是当这些人穿梭于发展中国家时，所要面临的国家法律和国际法律，及其这其中的歧视和种族主义。
硕士毕业之后的2012年，我在中国遇到了一群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寻求庇护的难民，这其中包括一些非洲人，这些人的移民故事很吸引我，尤其是这些人为什么选择中国，以及这些人是怎么获得难民身份的。尤其是从传统意义上讲，中国似乎并不是难民的国际目的地。
在难民法的学术研究中，南南移民的讨论非常重要。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南南移民占全球移民的34％。在人们迁移或寻求庇护的过程中，对目的地国家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为什么我们只关注西方国家呢？例如你看一下西非，西非人向其他西非国家的迁移比向其他任何地方的迁移都要多得多。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非洲有70％的移民是去其他非洲国家的，非洲内部的移民比向外的移民数量要多得多。当你阅读来自西方国际机构的数据时，你会认为难民只会选择来欧洲，美国或加拿大，但事实是，人们会尽全力根据自己拥有的资源和信息找到所有可能的避难所。我遇到的许多在中国的非洲移民都有这样的故事。
美国和欧洲在世界范围的声音最大，因此看起来难民似乎集中在西方。但是事实是，肯尼亚是世界上（接受）难民最多的国家之一。但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肯尼亚的难民营。在战争与冲突的高峰期，全球南方有许多国家一直在接受寻求庇护者的难民，而非仅仅局限在西方国家。
端：是不是要区分几个概念，例如移民和难民？中国大陆在难民收容中的地位是什么？
晓欧：我在田野中遇到了不同类型的移民，遇到了尚未得到难民批准的寻求庇护者：有些人处于流程的开始，有的人处于中间，有的人接近成功。这些成功的人最终可以获得难民身份，以及身份证明和在该国的暂住证。我还遇到了出于商业、教育和其他“经济”目的的移民。我在广州遇到的大多数人都属于此类。
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难民收容问题是我博士论文中讨论的重点之一。根据难民署的资料，截至2015年，中国有30多万名印度支那难民，154名非印度支那难民，以及641名寻求难民庇护者，这些人来自利比里亚、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索马里、乌干达和尼日利亚。另外，中国政府不认为缅甸的罗兴亚人和朝鲜的流离失所者为难民。
因为中国一直以来都在处理自己的内部移民问题，所以国际难民法直到最近才成为中国政府真正关注的问题。中国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向联合国难民署提供保护难民的资金。但这仅仅局限于国外事务，在国内，中国至今仍未制定明确的任何有关难民身份确定和保护的程序。这项工作是由联合国难民署专员来完成的。此外，尽管自8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是1951年《难民公约》及其1967年《议定书》的缔约国，但中国并未将其纳入中国的法律体系，因此这些文件在中国无法完全执行。此外，《出入境法》也仍然没有关于难民定义或界定难民地位程序或政策的规定。
南太平洋大学的宋丽丽博士有一个研究，分析了中国政府是如何处理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例如，在1970年代的印尼华人难民危机中，中国接受了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具有中国血统的难民，这些难民由于在印尼遭受的迫害而在中国寻求庇护。同样，中国在1980年代接受了越南和柬埔寨的难民。这两段难民收容的历史可以归因于大中华区的共同祖先和区域联系。自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来自世界其它地区的移民在中国也开始寻求商业、教育和其他机会。这段时间来中国寻求庇护的还包括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和索马里等地的战争难民。中国对待1980年代来自印尼和柬埔寨的难民，与那些现在来自世界其它地方的难民之间，存在脱节的现象。
不过，中国在世界难民问题上的角色也在发生变化，从中国参与处理缅甸的罗兴亚难民危机以及在全球人道主义援助项目增加资金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中国政府对国际保护难民表示支持，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倾向于遵守国际难民公约的义务。当然，在保护难民和其它跨国移民在中国国内的权益上，中国政府可以而且应该做更多。
广州、非洲社群与中非关系
端：你刚才说，广州的大多数非洲人都在做生意，也有学生。这部分非洲移民到广州的历史是什么样的呢？
晓欧：从历史上看，非洲和中国之间一直有移民来往。但是，如果我们就谈当下的话，我的一个受访者是在广州的非洲社区中最老的成员之一。他是在1990年代后期移民到中国的——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移民规范，没有法律，没有政策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切都是开放的。来中国之前，他曾在韩国工作。当他的工作在韩国结束时，他就搬到了中国，一下飞机就获得了落地签。这在现在来说绝对是不可能的，从1990年代到现在，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时候当他到达广州时，他是和一群南非朋友一起来的，这些人非常顺利地开展起各自的商业计划。那时的中国对他来说非常开放。如今这些非洲老移民在中国已有30多年了。
对于商务人士而言，广州至关重要。如果你要以非常低的价格直接从制造商那里进货，并以非常低的价格运往世界各地，那么广州就是在中国做生意的最佳选择。我采访的一位非洲移民说，由于重商的传统，广州人非常开放，这使广州成为非洲商人的理想之地。
端：近几年来有很多研究者都指出广州非洲人社群的规模似乎在缩小。目前的移民政策是如何影响非洲向中国的移民的？
晓欧：我认为严格的签证政策使非洲人在中国更难经商。不可预测的签证政策也增加了逾期居留的人数。在中国的非洲商人的规模在不断缩小，但来非洲国家经商的中国人数量却在不断增加，这是因为非洲国家对不同公司和不同商业项目的开放程度很高，尤其是在基础设施行业。
对于非洲人来说，进入中国的要求非常非常严格。你必须有足够的钱，还必须在中国有愿意为你担保的人。这个申请签证的要求非常多。2012年我第一次申请中国签证，当时是从瑞士申请，十分顺利，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是那里的学生。后来，我在伦敦亚非学院读博士，我以为可以在伦敦申请中国签证，但是折腾了几个月之后，中国大使馆最终表示我必须回尼日利亚申请中国签证。2015年的时候，我要申请中国签证来田野调研依旧很难，就算当时北京师范大学提供了帮助也是如此。这只是我。有些人的签证有更严格的要求。过于严格的签证要求很大程度上阻止了很多非洲人来华经商。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更严格的要求往往只针对非洲人。这也是为什么在华的非洲人觉得不公平。我在伦敦亚非学院（SOAS）的很多博士同学都非常容易地获得了签证和在中国调研的许可证。但我这个尼日利亚人花了四个月来走完整个签证申请过程，因为要求太多太难了。
再举个例子：中国基层公安局的外来移民注册规定是随时更改的，但是由于公安局与外国人之间的交流并不通畅，导致很多外国人根本不了解最新的移民注册规定。很多人原本的签证有效期被莫名缩短，没有任何官方解释。
对于正在申请签证的外国人或已经在中国的外国人来说，政府是有责任告诉这些人最新的签证法律和政策的变化的。我的很多受访者，尤其是那些签证出了问题或者签证过期的受访者，根本不知道要在入境后的24小时内去公安局登记。
我来中国后不久，我的朋友就问我是否在公安局登记过。她跟我说公安局登记是避免违反任何移民法规的重中之重。如果她不告诉我，我可能在那不久之后就被驱逐出境了。而如果你违反规定，可能会以《出入境法》处以监禁、罚款或驱逐的处罚。
移民法规的执行也因城市而异。例如，广州的非洲人在公安局的注册经历与在北京的非洲人往往不同。广州似乎是最严格执行这些法规的，因为那里有大量移民。中国需要一个专门负责外来移民的部委，来协调在不同城市中移民法规的实施，这样在华的外国人才不会轻易触犯移民法规。大多数人是无意违反法律的。但是，如果你不了解情况，就很容易会出错，会导致漫长的行政程序和对移民的惩罚。
如果取消此类签证上的限制，非洲人和中国人之间将有更多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的重要性在于，中国对中非关系的愿景是要实现真正的双赢互动，因此必须保持平衡。来自非洲不同国家的人应该像在非洲的中国人一样，有能力在中国做生意。
端：根据你的观察，在2020年的广州为何会发生针对非洲人的争议？在英文中我们使用racism这个词。但在中国，西方的种族主义概念是否适用？比如，中文社交媒体上有人认为，广州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不是种族主义，而是与中国文化相关。有些人则倾向于认为疫情期间的种族主义做法可以视为例外。
晓欧：我认为种族主义是出于同一根源的，这个根源就是国际体系造成的权力不对称。公民可以享受到的某些好处，是非公民无法享受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将人分成三六九等，从而确定了属于某个群体的人和不属于某个群体的人。民族主义也发挥了作用。大肆宣传民族主义的做法实际上鼓励了排外的行为。 “我们和这些人”这样对立的言论已被用来支持全球范围内愈加严厉的移民法律和政策。
我要说的是，种族主义都是如出一辙的，没有哪种种族主义是良性或正当的。可能因为文化，历史和政治背景不同会略有差异。例如中国的政治与美国的政治不同，文化也不同。但是，由于某人不属于某个社群而遭遇的种族主义，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很久以前，当中国试图加深与非洲的关系时，中国政府为非洲学生提供了很多来华留学的机会。当越来越多的非洲学生来到北京，南京这样的大城市时，当地人制造了一些骚乱，表达对非洲人的排斥。 Barry Sautman教授在《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上写了一篇文章讨论中国后毛泽东时代的反黑种族主义。所以说，在Covid-19期间发生的事情并不是新的，因为即使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中国已经出现了这种不欢迎非洲人民的社会情绪。这与政府的立场是冲突的，因为是政府邀请非洲学生来华留学，将非洲学生安排到大学宿舍，以便这些人可以从中国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中非关系，说非洲人民和中国人民同心同德。但是，这种中非友好关系的政府说辞跟两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有一定的鸿沟的。
去年四月的事情，一些人会感到沮丧和愤怒，因为在广州的非洲人被当作非人类一样。全世界都在处理相同的问题，这是一种新的神秘的病毒。那么，将某些人视为比其余的人具有更高的感染风险是不公平的。每个人都处于类似的危险之中，因此，不应将任何人区别对待。尼日利亚人对移民的总体看法是积极的，与中国的关系和交流也总体上是积极的，但是在疫情期间发生的事情让人们开始重新考虑自己对中非关系的立场。
我在中国认识很多欢迎非洲人的中国人，但总的来说，根深蒂固的问题在于教育。许多人没有意识到或否认有些做法可能是种族主义，排外性或压迫性的。种族主义不是Covid-19疫情才产生的。我认为中国人需要开始思考种族主义在中国背景下的含义，因为种族主义无处不在。因此，我认为这是一场可以在中国学术界开始的讨论，而不是说种族歧视并不存在。
中国政府也应发挥作用，因为中非关系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点之一。如果商务、经济和学术交流在增加，中国向非洲的移民和非洲向中国的移民必然也会增加。如果要推动中非关系更加紧密，除了针对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的举措外，重点还应放在促进人与人之间更好的基层互动上。此外还必须加强公众教育。种族主义是中国人在世界不同地区也在面临的问题，因此应该得到更多的公众讨论。